汪精卫由革命志士堕落为汉奸的关键原因:惧内

陈继承 收藏 0 1002

人生是复杂的。

譬如汪精卫和陈璧君,是中国近代史上“国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然而,我收藏的两件物品,却折射出这对夫妇人生的另一面。

一件是,汪精卫行书诗札《十八学士登瀛洲》。据《旧唐书褚亮传》记载,瀛洲,传说中仙山。唐太宗李世民为网络人才,造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十八人为学士,分三批,每天六人值班,讨论典籍,时人称之为“十八学士登瀛洲”,为天下所慕向。

汪精卫这首七言古风诗札书于丁丑冬(1937年12月)。是年初,汪精卫刚从德国就医回国。之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形成汪主政、蒋(介石)主军再度合作局面,全民族抗战大势所趋。七月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广播讲话,称:“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十八学士登瀛洲》诗札中的诗句“龙姿日表真神武,跃马挥戈靖环宇,弘文高馆罗豪英,群贤入彀如登瀛,千年盛事亦如此,疋素幻出风流精”,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当时的心境。

另一件是,陈璧君签名题诗本。签名题诗本为1928年创刊的《奔流》杂志第二卷第三号。在这本杂志扉页与书后均有陈璧君题诗,文字秀挺柔美。诗云:“鳞鳞日照鸳鸯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闲调雁柱筝,花雨空向湘弦洒。谭嗣同古意一章,庚午秋八日璧君写于稷门。”

汪精卫、陈璧君这对为国人不耻的天字第一号卖国贼,为何在当时尚有如此进步之言行?这需要从其历史说起。

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是活跃于中国近现代舞台上的风云人物。20世纪初民国肇基伊始,汪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追随孙中山,成为创建同盟会最年轻的骨干。嗣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战线的斗争。汪任《民报》主编,以“精卫”为笔名,效法精卫填海之气魄,宣传三民主义,同改良派进行大论战。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平息论战。陈璧君生于马来亚,因南洋风气熏陶,她在中学读书时就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汪效仿荆轲刺秦王,北上刺摄政王,陈璧君则生死相随。后因事泄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吟诗言志,写下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国人景仰的反清志士。在1923年后国共合作大革命中,汪、陈追随孙中山,是孙的“如身之臂”。之后,又全权辅佐孙中山北上,是孙病重时的代言人,并奉命草拟《北上宣言》及《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名言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凭着起草遗嘱的身份,同盟会老党员的资格,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炙手可热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第一夫人”。

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炫目的历史。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们为何又逆潮流而动,卖国求荣,堕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其一,权力欲使然。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同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和谋刺摄政王的“博浪一击”,为其政治生涯提供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但孙中山在世时,尚未见到汪精卫与他人争权夺利的记载。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俨然以国民党领袖自居,政治欲望极度膨胀起来。由于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其达到权力的顶峰。然而因为缺乏军事实力及驾驭各派的能力,致使他在与一个资历与声望远不及他的一介武夫蒋介石的争斗中,几经沉浮,由权力的顶峰一步步走下坡路。世事如棋。蒋汪对弈,前者处处棋高一着,汪屡屡败北。如果说,抗日战争之前,汪精卫还徒有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虚名,那么抗战开始后,特殊的战争环境为军事统帅行使权力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任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汪精卫做副手。尤其在国民党临时全会上又明确他为国民党副总裁。一向对党权十分重视的汪精卫,对蒋介石以军驭党、独霸党权的格局和自己“伴食宰相”的地位更加不满。汪精卫深知,要夺回失去的权位,单靠自身的力量或与其他反蒋势力的暂时联合终难奏效。在中日战争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在国外寻找靠山。1938年底以后,日本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发出和谈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同日本合作,“挟日制蒋”,就成为他“问鼎”最高权力的必然选择。

汪精卫降日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写《黄花菜》一诗讽刺之:“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再看汪精卫为追逐权力媚日求和的丑恶嘴脸,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其二,政治性格使然。汪精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政治信仰。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这种政治性格,随着他党内地位的不断升迁和时势的变换,驱使其政治欲望水涨船高,欲壑难填。然而,由于汪精卫少年时期丧母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又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的矛盾性格。这种先天的重文轻武、懦弱有余、刚毅不足的性格,成为其“问鼎”政治、屡屡败北的致命弱点。孙中山晚年批评汪精卫“长于调和现状”和容易被软化,可谓一语中的。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他上台下野,离国韬光养晦,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但更主要的是他性格软弱,无担当,在同各派军阀政客纵横捭阖的争斗较量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所采取的一种搪塞策略。

汪精卫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在其从政生涯中,陈璧君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陈璧君生于南洋富商之家。从小受到父母宠爱,一呼百偌,众星拱月,形成了个性率直、作风霸道的性格,有浓烈的指挥欲和统治欲。特别当她与汪精卫结合,感受到汪性格上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精卫的行动横加干涉。长此以往,汪精卫面对雌威,养成了惧内的习惯。汪精卫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熟悉陈璧君的旧人回忆:就汪精卫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精卫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精卫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至汪精卫要会客,也要由她许可。陈公博曾与陶希圣谈论汪夫妇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在开展“和平”运动和叛逃问题上,她不仅越俎代庖,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而且在汪精卫犹豫不决时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她对汪久居蒋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甚至对汪精卫发出“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的质问。正是由于陈璧君的积极推动,汪精卫终于下决心脱离抗战阵营,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西哲有言:权力是一副毒药。回顾汪陈夫妇的曲折复杂人生,为了追逐权力,从当年声名显赫的反清斗士、革命党人,堕落为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客、民族罪人。真是可悲,可叹,可警,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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