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教授严文明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对严文明的看法也就不敢苟同,甚至,表示反对。严文明的概念不清,观念根本没有一点逻辑。第一,蚩尤是野猪群落,这一点不能辨析清楚,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第二,太昊、少昊究竟是什么?也就更不清楚。历史必须以黄帝这个原点突破口,倉颉創字这个辐射式,扩散式的推导、比较式的研究方法。没有原点,胡乱的说一个观念,众说纷纭,不得要点。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性质,一笔糊涂账。文明探源在这个观念的引导下,只是误导,没有一点可以借鉴的作用。

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笔者曾经论说过,这些学者教条式套用摩尔根的文明标志:文字、城市、青铜器等,强拉乱扯的编造一个铜石并用时代,没有丝毫的意义,也没有思考的价值。

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3000—前2000年,这时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吻合”;同年,严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一文中还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1999年,严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又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2600—前2000年,并认为“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最近,严文明先生在《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中认为:“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龙山时代,城址在山东、河南、内蒙、四川、两湖和江浙一带广泛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它区别于广大乡村又同一般乡村一道联结成了城乡结合体,这是一种与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有本质区别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另外,严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还说:“大多数学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仰韶晚期到整个龙山时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代,它同传说中五帝的时代是大体吻合的”。可以看出,严文明在十多年时间里对“五帝时期”的认识,是一笔糊涂账,这个不仅与一个人学力有关,而且中国文字学成为绝学有关。

城市的概念在中国文字中,城:土成,成:卩戈,卩:卫,守卫,戈:持戈,城:持戈守卫之意。市:亠巾,丝绸作为交换的地方。巾:丝绸在中国古代早已作为货物交换的替代品,也就是货币,市和币字都含有“巾”。神農时期,日中而市,日落而息。丝绸作为货币也就是史前神農时期的事情。对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是以城作为标志,也就是严文明所论述的。如果以市来说,也就是以丝绸作为货币,也就是神農时期的事情。这一点没有搞清楚,也就一味以“城”的发掘作为文明探源的目的,实在有点可笑和愚蠢。更何况中国的文明根本就不是以文字、城市、青铜器作为文明的标志,而是以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作为文明的标志。

文字的作用只是记载了黄帝戰蚩尤这个历史事件,丝绸不仅作为货币使用,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应用。商代的青铜器也就是金,也是沿袭了黄帝时期的巾,商沿袭了黄帝时期的桑。倉颉創字并没有被认为中国文明的标志,而是以黄帝戰蚩尤作为文明的标志,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是抗击动物灾害、自然灾害为轴线的精神文明,思想意识形态的文明。并不是物质青铜器、城市的文明,更不是以阶级的产生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恰恰阶级的产生是人类不文明的开始,才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要矛盾。

北大的教授严文明,恰恰不知文明为何物,教条主义的中国文明探源观害死人。不能在这样是是而非的观念上浪费太多的论说,总之,一个大字不识的北大教授,还没有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仅仅具备唯心主义的文明观,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都没有的人,终究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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