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思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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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源把仰韶文化对应于炎帝时期,龙山时代对应于黄帝时期,二里头文化对应于夏代时期来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确定黄帝时期也就是主要研究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确定黄帝斩杀蚩尤的最可能性的地域。同时研究炎帝火耕对黄河流域的环境的变迁的影响。结合五帝时期文献中的记载尧舜禹治理干旱、洪水、龍卷風等自然灾害的历史事迹。

至于五帝时期的社会结构,只能从倉颉創字中分析和解读。黄帝时期是否存在宗教信仰,是否存在人生哲学,是否存在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等,笔者认为全部都有,这些全部融入在倉颉創字的字义之中。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与自然界的一切灾害斗争的结果,活着就是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斗:三个“十”的叠加,戰:与兽类的争斗,武:正弋,弋是义字的变体,武:正义的含义。这就是人类的思维逻辑,融入辩证唯物的逻辑思维。中国的宗教就是文字,敬惜字纸也是古代沿袭下来的一种习俗。文字蕴含的人文哲理是辩证的,也就是人类的智慧从动物灾害、自然灾害中获得,从与魔鬼打交道中、斗争中的获得。世界万物既是难以全知的上帝、自然界,也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利用的关系,也是斗争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代的宗教实际上是古人追逐人类生存中总结出来的人生哲理,融入在倉颉創字的字义之中。

宗教的表现形式—“占卜与祭祀”的产生,也就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对倉颉創字的字义的研究和解读,也就是人性的淡化,人类哲理的淡化,人类社会之间内部矛盾发展成为阶级之间的对抗。阶级的产生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人类文明的破坏,而不是創立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的沦丧也是从夏商周开始,这段时期的历史从文献中几乎全部被湮灭,人类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极度自私的社会状态。从这段时期古代文化遗址中,可以发掘到阶级分化,以及用人殉葬,用人祭祀等各种现象。“占卜与祭祀”成为时代迷信的特征,这段时期不仅逐渐消失了对人类意义的追溯,而且,倉颉創字的哲理也在这段历史中湮灭。史学界称为奴隶社会。

在阶级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这段历史的分析非常透彻。也就是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存在。统治阶级总是希望剥削他人来维持和维护这个剥削制度,被剥削阶级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奋起反抗,这个就是永无休止的改朝换代。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已经被马克思驳斥得体无完肤,彻底的破产。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资本主义,只能利用欺骗维护其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的原始社会是不是存在政治、宗教、法律、艺术等上层建筑,也就是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等。明确的讲,正是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这些上层建筑,精神文明。原始社会的政治抗灾除恶,黄帝两字的字义就是分清良莠,辨析善恶,主张正义,除恶扬善。这就是黄帝时期的政治纲领,当时的政治就是抗击蚩尤灾害。宗教也就是人性,倉颉創字意义中的人性。法律就是抗击蚩尤灾害,不能抗击蚩尤灾害,也就离开社会团体,独自生活在野外。艺术,古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彩陶等都是古代先民創造的人间艺术,也具有时代的特征,文化意识的反映。综合研究不同时代的文化,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识状态。

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说:“氏族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即冶金技术的发明,历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就是原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金石并用时代是不是存在,存在的时间是不是黄帝时期。答案是否定的,金石并用时代最早应该出现在夏代。为什么一些著名学者一定要强调金石并用时代,实际上,国际学者认为金属的使用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些学者也就是套用这些物质标准的结果。实际上,也误导了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方向。倉颉創字中显然表明黄帝时期是玉帛时代,玉器是史前的文化的沿承,帛书虽然史前有所使用,没有黄帝时期使用得如此广泛,帛书是黄帝时期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庆柱说:“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无论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与黄帝时期都有所必然联系,不可孤立的研究某一种文化遗址,而是,探寻古文化遗址中,存在的必然的联系。黄帝时期的涿鹿之战并不一定是当今河北的涿鹿,而是,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域。笔者赞同中国文明起源是“中原一元论”,“黄河流域的一元论”,涿鹿地区应该是陕西地域的延安等地,黄帝陵地区,还是比较符合倉颉創字和黄帝戰蚩尤的环境背景。也符合环境的变迁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2001年8月初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作如是说:“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中国的文明探源不是某个学者的事情,或者是某个集团的事情。李学勤的论述同样是沿袭了四个文明标志的俗套,没有一丝新意。文明标志是:“文字、城市、青铜器、国家”所有对青铜器的论述,几乎都脱离了中国青铜器的实证时间,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夏代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个观念绝对错误,因为,夏代并不是中国文明的起源,而是黄帝时期的涿鹿之战。国际社会对黄帝时期的不认同,导致一切学者却求其次认为夏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要不得的。夏代可能已经出现了阶级,也就是不文明的起源,颠覆了黄帝时期的文明。为了套用摩尔根的文明标志,也就没有原则的论述中国的文明,这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亵渎。

以上引述和论述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一定要确定黄帝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原点,任何拉长历史和萎缩历史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不会有所成就。走上绝路是必然结果。论述黄帝时期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倉颉創字,倉颉以字载史,我们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逆向思维,以字论史,以字正史。神话和传说具有时代特征,“神话和传说”也是史学中重要的资料,只是看我们的研究工作者的如何使用。“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简略的尚未证实的记载落到实处,方法也就是研究倉颉創字,分析和解读字义。我深深的感觉到,倉颉創字是我们历史学界和文字学界早已丢失的绝学。对倉颉創字学的一无所知,对探源工程的也就没有一丝学力。探源工程必然无功而返,不了了之。即使研究五帝时期,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黄帝时期的原点,确定原点的方法也就是研究倉颉創字学,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也就是我们当今使用的文字体系,简体和繁体。古代的历史已经固化在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之中,只是等待我们有文字学力的学者来深度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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