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哪位开国上将在南京大屠杀前一刻成功撤出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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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张爱萍再次回望烟雾笼罩下的南京,古城轮廓依然,却是朝夕难保,破城在即。后来,张爱萍曾有诗说道:“可怜六朝繁华地,硝烟散处入梦遥。” (图为:张爱萍上将)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晓滇 刘小清,原题:《张爱萍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经过》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决定了张爱萍重返上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目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曾经担任过军委骑兵团政委、时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张爱萍,一心想奔赴前线,跃马挥戈,疆场杀敌。“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张爱

核心提示:张爱萍再次回望烟雾笼罩下的南京,古城轮廓依然,却是朝夕难保,破城在即。后来,张爱萍曾有诗说道:“可怜六朝繁华地,硝烟散处入梦遥。”

1937年哪位开国上将在南京大屠杀前一刻成功撤出南京

(图为:张爱萍上将)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晓滇 刘小清,原题:《张爱萍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经过》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决定了张爱萍重返上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目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曾经担任过军委骑兵团政委、时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张爱萍,一心想奔赴前线,跃马挥戈,疆场杀敌。“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张爱萍最终选择了与抗大许多学员一样的方式,给学校和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到前线去。

抗大学员不安心学习要求到前线去的情况最后被毛泽东知道了。这天,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教育长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抗大。此前,毛泽东多次到抗大上课,对这些学员也比较了解。尤其是张爱萍,还是毛泽东介绍他进入抗大的。在抗大一个简陋的主席台上,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神,毛泽东讲了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热情鼓励了同学们“要求到前线去”的积极性,同时告诉大家总政治部确实准备选调一批学员到部队和前线去。

张爱萍闻此,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驰骋疆场、报效祖国的理想将要实现,因此显得非常兴奋。

毛泽东的讲话在继续,浓重的湖南口音,语速不快,但很有力。

“我们的抗日大学还要办下去,而且还要扩大。你们中的有些人将被留下来做教员,这也是抗战的需要嘛。如果大家都走了,我们还怎么培养抗日人才?况且这里的天地也很广阔,也仍然有用武之地嘛。”继之,毛泽东的宣布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凡写信要求离开的全部留下,没有写信的可以分配到前线部队。”

张爱萍就这样事与愿违地被留在抗大当了教员。

当教员对张爱萍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和锻炼。他开始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中国古代兵书战策,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军事知识。这一时期的教学实践对张爱萍以后的军事生涯非常重要,因为他被逼着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研究了战略战术,从而为以后成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正在窑洞挑灯夜读的张爱萍突然听到一个急切的声音在喊:“张爱萍,主席叫你,现在就去!”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书,向毛泽东的窑洞跑去。

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张爱萍习惯地整整军衣,并大喊了一声:“报告!”

“是爱萍吗?快进来。”毛泽东的声音亲切随和。

张爱萍看到毛泽东还在专注地批阅文电,神情中有一种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从容与镇静。

“今天叫你来,是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积极请缨的青年人,毛泽东微笑着说。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在试探他,于是笑而未答。上次请战书的教训很深刻,答不好会适得其反。

仿佛看透了张爱萍的内心世界,毛泽东认真地强调:“我说的是真话。”

“真的?”张爱萍不禁有喜从天降的感觉,急切地问道,“去哪个部队?”

“到上海去,干你的老本行。”毛泽东说。

一听“到上海去”这四个字,张爱萍原先的那股高兴劲头顿时减弱了许多。他原以为离开抗大,是到部队去,到前线去。如今,却要他到上海去,又是干地下工作,觉得有浑身的劲儿使不上,便随口说道:“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爱萍同志,那里很重要。”毛泽东的口气变得严肃而认真。看到张爱萍有些委屈的样子,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说:“上海的重要程度并不在华北之下,依据目前战况的发展,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上海,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毛泽东告诉张爱萍:“刘晓、潘汉年已在上海,上海已成立党的江浙省委,由刘晓负责,潘汉年负责半公开的统战工作。你到上海去担任省委军委书记,协助刘晓负责省委军事工作。”

其实,张爱萍的心在部队,在前线,在那种横戈立马、驰骋疆场的痛快淋漓的战斗生活。于是,他笨拙地讲起了“价钱”:“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提高了声音并且扬了扬手臂,“我们研究过了,你曾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你去比较合适……”

然后,毛泽东向张爱萍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进一步强调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日军大举进攻华北,接下来日军必然要进攻上海,再图夺取南京,上海肯定会失守,南京也会失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告诉张爱萍:“上海失守以后,外围的农村需要开展游击战,你们军委就是要组织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的农村游击战争,动员组织民众,支援国民党军队抗日,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去,开展沦陷区的游击战争。”关于具体的工作步骤,毛泽东要求张爱萍到南京去请示博古、周恩来,到上海同刘晓商量。

毛泽东最后问张爱萍:“你还有什么要求?”

张爱萍从这一番话中感觉得出来,这次派他到上海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而且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张爱萍向毛泽东郑重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对了,这才是你啊!”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我想带几个人去。”这是张爱萍临别前提的唯一要求。

“可以,可以。”毛泽东立即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打了电话,请他给“到上海有重要使命”的张爱萍派几名同志。罗瑞卿在电话中表态“让他自己挑,要谁给谁”。

跑马厅上海饭店成了省委军委的临时办公地点

数天后,张爱萍带着新的使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随同他一起到上海开展工作的是几名师级干部,分别为原红一方面军师参谋长吴克华、原红二方面军师政委余立金、原红二方面军师政委彭林、原红四方面军师政委曾广泰。

就在张爱萍一行经过西安时,周恩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不久,张爱萍他们即接到了中革军委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根据总部要求,张爱萍他们须统一换上国民党军军装,稍有区别的是左臂上有个布制的八路军徽章。同时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方便,张爱萍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张爱萍曾写有《西安换装》诗一首,表达了对红军军服的难以割舍之情。

张爱萍身着国民党军上校军服继续南下,这套服装给了他很大方便。他们一行一路畅通,转津浦线经徐州抵达终点站南京浦口。在西安时,张爱萍即被告知,刚改编不久的八路军已经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关于张爱萍一行去上海工作的具体事宜,必须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商定。

抵达南京后,张爱萍他们径直前往南京傅厚岗六十六号,找到了八路军驻宁办事处。张爱萍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办事处领导同志。

虽然整个南京城的气氛较为紧张,但办事处的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因时间紧迫,周恩来扼要地向张爱萍等人介绍了上海与南京方面的形势,同时要他们迅速到上海去找刘晓同志。周恩来强调说:“你们这次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除主席在延安交代的任务外,还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之后,叶剑英还与张爱萍商谈了在江浙一带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等重要问题。

由于战事发展很快,情况瞬息万变,周恩来要求张爱萍一行立即动身,同时亲切地叮嘱他们:“上海吃紧,一定要注意安全。”

告别了周恩来,张爱萍一行就匆匆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因赴上海是从事秘密工作,因此他们不得不全部脱掉军装而换上便衣。

此时,上海战事已起。日军正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守军进行激烈抵抗。上海市郊激战正酣,硝烟弥漫。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也因此受到影响,开开停停,到了苏州火车再也无法前行了。张爱萍一行只好绕道苏嘉铁路到嘉兴,然后再由嘉兴转浙赣铁路的列车前往沪西的龙华镇。

此时的张爱萍心急如焚,恨不能立即到达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经过近两天一夜,他们总算到了龙华镇,并意外地见到了专门开车前来接他们的李克农。

李克农当即带着张爱萍一行驱车前往市区。在上海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刘晓、潘汉年。刘晓与张爱萍早在红军时期就熟悉,若干年后又相逢,彼此均十分高兴。刘晓告诉张爱萍:“毛主席已经把对你的任命电发到我这儿了。现在就以你们几位为主,组成江浙省委军委。你任书记,我再给你安排一个熟悉情况的陈家康为军委秘书。”

“行,到这里一切听你安排。”张爱萍回答得很干脆。

“好吧,现在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办公地点,你们就住跑马厅上海饭店,那里也就是省委军委的临时办公地点。你现在就算上任了,一会儿让陈家康陪你们去上海饭店。”

刘晓交代完后与张爱萍紧紧地握了握手。张爱萍感觉到了一种力量,那力量中包含着期待和信任。

张爱萍就这样参加了江浙省委的工作。此时省委的构成为: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汉,军委书记张爱萍。

张爱萍对上海并不陌生,此前他曾两次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之后又在红十四军营教导员任上因战斗负伤后到上海养伤,并从上海奔赴中央苏区。这次重返上海,虽然环境依然熟悉,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肩负的责任也不一样。

后来张爱萍回忆说:“这次回上海工作在我一生中是工作性质和工作形式的大转折,即由从属地位转变为领导地位,由群体工作转变为独立或相对独立工作。在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中,我是跟着摇旗呐喊的。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运动及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基本上是上边决定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初当红军及到中央苏区工作乃至长征途中当了师、团领导,仍然是在做具体组织落实或实施上级批示的工作。可是到上海主持省委军委工作就不同了,尽管大政方针已定,但怎样去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更多人商量,基本上是靠自己拿主张、出路子、定盘子。因此,这段不长时间的工作对我锻炼不小。”

虽然困难不少,但张爱萍仍然充满信心。他以上海为支点,面向江浙,开始了全新的军事领导生涯。

游击短训班的主讲人

上海战事越来越严重,中共江浙省委对于“八一三”抗战的前景作了充分估计。江浙省委认为,国民党军队一定会从上海撤退,日军一定会占领上海。上海一旦沦陷,省委军委秘密隐蔽在市区来指挥农村的游击战,肯定不方便,也不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萍准备离开上海饭店,拟将省委军委迁到农村去。考虑将来在农村开展游击战的需要,张爱萍又组织开办了游击短训班,培训对象是做难民工作的学生党员,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张爱萍自然是训练班的主讲人,同时负责授课的还有吴克华。

当时有学员向张爱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讲的都是红军在山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的周围地区都是平原水网地带,该怎么打游击呢?”

张爱萍被问住了,因为他确实还没有研究过在平原水网地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课后,张爱萍和吴克华等省委军委的几名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认为上海外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是平原河网地带,但农村广阔,村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占领所有村庄,它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镇。而我们则可以在有条件的各村庄里分散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等到队伍发展了,再根据实际敌情,相对集中行动,进而发展成游击军,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简言之,即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昼伏夜出,相机打击敌人。

张爱萍把这一设想提交江浙省委和刘晓讨论。省委同意张爱萍他们提出的上海外围农村是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观点,也同意他们的初步设想。张爱萍把这一意见再带到训练班去请大家讨论。学员们表示,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却赞成张爱萍的观点,觉得是可行的。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学员分别被派到苏南、苏北和浙东游击区参加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张爱萍与江浙省委军委正准备撤出上海到郊区开展工作时,突然接到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以省委军委为主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张爱萍兼任书记,原省委管外县工作的吴仲超为副书记。然而非常时期,情况可谓瞬息万变。很快,中共代表团又有新的指示:张爱萍和吴仲超立即前来南京接受新任务,准备到浙江去工作。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张爱萍向省委书记刘晓建议:“是不是先派吴仲超一人到浙江,我仍撤到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

这时,张爱萍更多考虑的仍是在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因为那是毛泽东在延安交给他的任务。

但刘晓有些为难,认为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必须执行。于是,张爱萍、吴仲超、陈家康匆匆启程赶赴南京准备前往浙江。

此时,日军已截断了京沪、沪杭路,并向南京进攻。张爱萍等人只能从上海坐船到南通的天生港,经泰州再乘外轮到南京。船靠码头,三人急忙赶往傅厚岗六十六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却见人去楼空。后来得知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到武汉。

南京城此时一片混乱,周围不断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国民党军队已溃退,国民政府机关也分别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

面对南京的状况,张爱萍不免大失所望。但当他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遗弃的大批枪支弹药时,眼前突然为之一亮。张爱萍对武器太敏感了。为了坚持游击战,他也一直在考虑武器的问题,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去浙江了,”张爱萍显得很兴奋,接着他又对吴仲超和陈家康说,“把这些枪集中起来,就地组织打游击。”面对陈、吴疑惑的眼神,他说:“老陈辛苦一趟去武汉,将这里的现状和我们的设想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并请示。”

陈家康当即离开南京。而张爱萍与吴仲超则坐镇收枪,准备打游击。

受周恩来点将到武汉工作

然而,张爱萍的想法与武汉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并不一致。很快张爱萍即接到陈家康从武汉打来的电话,陈家康告知:“中央代表团要你们立刻撤到武汉。”口气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张爱萍不禁有些怅然,亦有些惋惜,收集到那么多武器,却不能够发挥作用。尽管他认为利用这些武器,开展游击战不失为很好的决策,但中共代表团要求他到武汉去自然有新的任务和安排。

南京城依然硝烟弥漫,烽火连天。张爱萍和吴仲超与混乱的人群一道撤出这岌岌可危的六朝古都南京。

张爱萍再次回望烟雾笼罩下的南京,古城轮廓依然,却是朝夕难保,破城在即。后来,张爱萍曾有诗说道:“可怜六朝繁华地,硝烟散处入梦遥。”

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张爱萍开始了他的武汉之行。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也大多集中在这里。《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这里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

中国共产党早在这年9月即派董必武抵达武汉,随即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12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率中共代表团也到达武汉。当时考虑到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组成人员大致相同,故经中央同意后,将两个组织合二为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人员组成有: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下设有5个机构,分别为: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当时中共在武汉的工作刚起步不久,急需抽调大量人员前来工作。张爱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周恩来直接点将到武汉工作的。

张爱萍抵达武汉已是12月24日上午。

他一下火车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周恩来报到。

办事处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在办事处二楼,张爱萍见到了周恩来。他发现有“美髯公”之称的周恩来,“美髯”已全部剃去,连头发也剃得精光,显得更加潇洒、干练和精明。同时也可以从这个细节看出周恩来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这些生活之事。当时与周恩来同住二楼的还有叶剑英,为便于统战工作,他们均挂有中将军衔。而在三楼上则住着边章五、张经武、聂鹤亭、李涛等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谋。为此,王明曾戏题一副对子:“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大家闻之,觉得很有趣味。

见到张爱萍终于来到武汉,周恩来很高兴。在张爱萍简要地汇报了上海、南京之行的情况后,周恩来说:“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说。”

“我不累,还是先分配任务吧。”

“那好。”见张爱萍一副心急的样子,周恩来叫来了叶剑英,并给他们作了介绍。随后,周恩来对张爱萍说:“你就在参谋处工作,为少将高级参谋。剑英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他是参谋处的参谋长。”

“少将?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红军里有什么将军!”张爱萍感到十分困惑,也没想到自己一下子竟然成了少将。

“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现在红军主力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我们还要和国民党军队打交道,定个军衔可以方便工作。根据工作情况,对方是个中将,也可以给你个中将军衔!”周恩来还向张爱萍介绍了其他有关情况。

至此,张爱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军事高级参谋的角色,并成为叶剑英的一名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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