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侯伯文认为,父亲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卧底,“卧底一般是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入国民党的。父亲是先跟着共产党做了6年的地下工作,后来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才进入国民党部队。”

为中共当6年地下党的国军中将不算真“卧底”?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2013年第4期,作者:陈晓燕 刘畅,原题为:《父亲不算真正的“卧底”》

“黄埔学剑,东征北伐抗强邻,功勋已纪五凤楼,无愧斯生;燕京星沉,西望南海悼故人,志业未见九州同,遗恨千秋。”1994年10月25日,侯镜如将军驾鹤西归,在众多唁电和悼文中,这副迟到的挽联引起了侯家人的注意。挽联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国民党中将张炎元从台北发来的。

“‘无愧斯生’,‘遗恨千秋’,他写得很贴切。我的父亲因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而‘遗恨千秋’,但他为自己爱国奉献的一生而‘无愧斯生’。”2013年1月22日,从香港来京开会的侯镜如将军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侯伯文,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起了侯家两代人的往事。

侯镜如系黄埔一期学员,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东征、北伐。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太原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湘西会战等战役,1949年8月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任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将领、民革杰出的领导人。侯伯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征战沙场、黄埔情深、爱国促统、廉洁一生。

周恩来介绍入党

1902年,侯镜如出生于河南永城县侯楼村。永城是河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地曾流传“四眼粥”之说,侯伯文解读:“‘四眼粥’就是一碗米汤中漂着几粒米,喝粥时一低头,两眼倒映在清汤中互望,因而称之为‘四眼粥’,可见其穷困。”

侯镜如从小便立志要通过勤学来改变贫穷、封闭的现状。15岁那年,他离开永城老家,只身来到开封,入读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他的大学老师恰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在老师的影响下,1924年,侯镜如放弃留洋机会,赶往上海投考黄埔军校。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是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之一。侯伯文说:“经毛泽东主考,父亲初试合格,又领了路费赶到广州参加复试,才被正式录取。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非常难考,我曾看到一篇国民党将军的回忆文章,说自己曾因为一分之差未能考上黄埔一期,而上了二期,对此他著文感慨‘一分之差,终生悔恨。’”

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由周恩来和郭俊作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入党的宣誓仪式,父亲不止一次向我提起,他们一起站在潮州西湖笔架山上宣誓。”翌年7月,侯镜如参加北伐,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交出了第1军军内跨党籍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名单,但侯镜如因入党时间不长,没在名单上,侥幸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潜伏”在第1军。当北伐军到达福州时,侯镜如已经当上了国民革命军17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2月,侯镜如接到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佯称“家母病重”请假离队。随后,他乘一叶小舟取道宁波,再换乘海轮抵达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策划和准备,担任总指挥部主席团成员。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在冲突中侯镜如右胸中弹。伤愈后,他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被派往贺龙的20军,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春,侯镜如又被党组织派往河南省开封市,担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不料,在一次接头时,侯镜如被捕,监禁在开封第一监狱。同时被关在这里的,还有后来官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

成为国民党中将

1929年7月,侯镜如、安子文被释放。侯镜如被派往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1931年奉命到上海工作。侯伯文曾听父亲讲,就在他前往上海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天即叛变。事发后,党中央切断了一切组织联系。当夜,周恩来、陈赓等上海地下党人员全部撤往苏区或出走外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毫不知情的侯镜如到了上海,他犹如断了线的风筝,“父亲说,他只能用暗号以及与地下党约定的假名‘侯志国’,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出寻人广告:‘××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去找工作了……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侯志国’”登报多日,仍杳无音信。“父亲当时一肚子委屈,他走前一切都说好了,还准备要去苏区,而且他一直都不是单线联络,怎么会突然全无消息了?是组织上故意不要他了?还是组织上怀疑他什么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有一次在北平和陈赓秘密会谈时,才得知当年顾顺章叛变后抓了很多人,已分不清谁奸谁忠,就是见了面也立即避开,根本不敢相认。”

侯镜如无奈地回到了老家。1933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特意派人找到河南永城,希望侯镜如参军抗日。侯镜如接受了袁守谦的推荐,到吉鸿昌的22路军30军30师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30师89旅少将旅长。从此之后,抗战八年,侯镜如在战场上转战南北,驰骋万里,抗日救亡。抗战胜利时,他已升任92军军长,中将军衔。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接收武**北平,还兼任了北平警备司令。

侯伯文回忆,“后来在北平,父亲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时任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发突然,四目对视,侯镜如一时语塞……周总理机智地马上说‘我们有20年没见了!’即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算起一直没有再见面。如果他说出15年没见,那就说明父亲曾在地下党和周恩来共事过。”侯伯文说,之后周恩来派陈赓与父亲在北京饭店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陈赓传记里提到这个事情,但也没有写具体内容。”

密谈之后,侯镜如收到中共地下党城工部刘仁送来的安子文的亲笔信,带来周恩来、贺龙的问候,要他起义归队,党就原谅他。侯镜如决心投共,在军内安排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李介人,伺机起义。

1948年,侯镜如升任第17兵团司令。辽沈战役中,国民党锦州守军告急,蒋介石电令侯镜如指挥所辖的4个军驰援锦州,但此时,侯镜如已与中共秘密联系,他故意放慢动作,推迟11天才率领部队到达。

1949年,侯镜如去了香港和台湾,按中共的指示从事策反蒋军部队的秘密活动。新中国成立前,侯镜如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功地联系和策动过一些蒋军的起义,为此,他在香港秘密收到了经李克农、范汉崖转来的周恩来的嘉奖电报,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了北京。

在2009年出版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中,有一章专门撰写了“想回家”的中将侯镜如。但侯伯文认为,父亲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卧底,“卧底一般是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入国民党的。父亲是先跟着共产党做了6年的地下工作,后来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才进入国民党部队。‘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军训班上问谁参加过共产党,只要承认一概不咎,不少人自首而受到褒奖。蒋介石还当场点名问爸爸,他立即起立镇定地回答‘我是始终跟着校长的’。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也没有出卖过任何党的机密。直到‘文革’,蒋介石才定性我父亲是党国的叛徒,相关资料现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还有。”

侯氏父子“报国尽此心”

1983年,侯镜如和在京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郑洞国等,提出成立黄埔同学会的建议。侯镜如夫妇专门让会外语的儿子侯伯宇陪同,先后去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地,拜访一些多年未见的朋友,劝说他们返回祖国。“父亲还在中国政府驻美大使馆,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介绍了黄埔同学及家属促进统一会的成立情况和意义,希望她回北京后,能向邓小平报告,取得他的支持。”

1984年5月,侯镜如回到北京。同年6月16日,黄埔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德高望重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元帅任首届会长,侯镜如任副会长。1988年,侯镜如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9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侯伯文说,“父亲一直因为当年投笔从戎,没能完成大学学业而遗憾。他深知和平年代需要科技兴国,所以要求母亲无论日子多艰难,都不能让孩子们误了读书的年龄,荒废学业。如今回想,我们全家的子女,不仅全部都大学毕业,而且值得骄傲的是,二哥侯伯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国家和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12年9月27日,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侯伯宇生前系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他创建了被誉为“中国的骄傲”的“侯氏理论”,成为世界数学物理界代表人物。

“大家看到的都是光环,殊不知在这背后,二哥是怎样豁出一切、争分夺秒地学习和投入工作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其困难的侯伯宇,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受到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后来,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1973年,侯伯宇回到西北大学组建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78年,他受杨振宁邀请赴美做学术交流,从此,侯伯宇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国际理论物理学界。

侯伯宇很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世,更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事动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2007年8月,77岁的侯伯宇遭遇了人世间最大的打击:他的独子和独孙,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同时遇难。可是,获知消息的第二天,他就以一句“我当他们还在加拿大没有回国”,继续全身心地回到科研和教学工作中。

侯伯宇的时间表里,没有公休日、节假日。“一年365天,他364天半都在工作,只有大年三十,他才抽出半天时间回家一起吃顿团圆饭。”侯伯文说,二哥的客厅甚至贴着“谈话不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为了学术研究,他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安排的各种行政职务,拒绝出席一切非学术活动。“他多次出国考察,没有一次是带夫人前往的,也从不‘就便’参观游览,说以免浪费时间和国家的科教经费。”

侯伯宇和父亲一样,一天也没有退休。“父亲89岁高龄,还在为两岸和平奔走,直到中风住院,1994年在北京病逝;二哥也是如此,晚年遭受病痛折磨,即使卧床已不能看书,还让学生们读给他听,敦促学生完成课业。80岁时,病逝于西安。”

侯伯文曾经和哥哥开玩笑:“你的研究什么时候能带来经济效益?”侯伯宇淡淡地回答:“200年以后吧。”

“200年后,无论那时他的研究产生多么巨大的效益,他都不可能享受了……”采访结束时,侯伯文说:“父亲的一生,体现了一个军人爱国、报国的风骨;哥哥的一生,体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侯家人会永远秉承家风!”(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