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思考(二)

王巍表述了探源工程是“以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没有把黄帝时期作为探源工程的首要任务,也没有把研究倉颉創字作为探源工程的重中之重,探源工程必然走向绝路。倉颉創字学成为绝学,这是探源工程没有任何突破的主要原因。

中华民族的起源也要从倉颉創字之中理解中华民族的含义,汉族也应该理解汉族的含义。汉族的“漢”:多灾多难的意思,汉族也就是历经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中”:抗击动物灾害的意思。无论是汉族、中华民族都是从抗击灾害、灾难中建立意识心态的民族。中心也就是抗恶、抗灾的机构、地域等。中央也是抗击灾害之意。文献中历史线索,关键还是从文字中理解被基本的字义。例如一些知名的学者,把蚩尤一定要定位中国人的祖先,三祖堂的建设,都是最无耻、最无聊的文化。正因为这些人具备考古文化不能揭示和证明蚩尤原型是豬的原因,倉颉創字学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根本缘由。一个人和一个研究群体不能为了解释和说明众多的错误言论,这些学者不仅不具备历史的常识,而且没有一丝的学者的良知和态度。八十年代,官方不是吹捧中华民族是“龍的传人”,实际上,就是说“豬的传人”。从字义上分析,豬和“家”是同一含义,“家”是指活着的豬,“冢”是指死了的豬。龍是指长肉、杀头、碎尸的豬,龙指蚩尤被杀,尤匕为龙。所以,文明探源的轴线应该从古代先民对“龍”这个意识形态和态度中,可以分析古代意识形态的缘由。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豬龍,红山文化早于倉颉創字,也就是不能称为“龍”,也就是玉豬。红山文化玉豬玉器的器形中,可以分析出,红山文化的史前先民对豬的崇拜,也就是对豬的生殖崇拜。红山文化并不代表黄帝文化,河姆渡文化也不代表黄帝文化,甚至良渚文化也不是黄帝文化,良渚文化也许与黄帝时期出于相近的时间段,地域不同,意识形态还是具有较大的差异。如北方黄帝对“龍”的概念,南方的良渚存在饕餮纹的形态,龍和饕餮的原型都是豬,但是,最细微的意识差别应该以倉颉創字“龍”的字义分析中,表述的最为精确。黄帝时期的文化状态可能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相吻合。研究和确定黄帝时期也就不能脱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至于其它地域的古代文化遗址,如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对研究和分析黄帝时期可以具有借鉴作用。如丝绸文化,不仅仰韶文化出土蚕茧等,还出土了陶制和石制的纺轮,这一点说明了黄帝时期是崇尚丝绸的时代是有依据的。河姆渡文化同样出土了蚕丝类的遗物,也就说明了中国古代先民在史前对丝绸就已经具有很深的认识,黄帝时期对丝绸的崇尚具有黄帝时期的特征,也是倉颉創字的思路源泉。

“线索”和“结绳”也都与“蚕丝”有关,文字也与蚕丝有关,对文字的认识,发掘最早的载有文字实物的是甲骨文,“线索”和“结绳”恰恰反映了倉颉創字的文字载体是“帛书”,“丝绸”和“纸”。从这意义上,研究倉颉創字中巾部文字和糸部文字具有重要的信息。巾部文字和糸部文字更具备黄帝时期的时代特征,帝含有巾,累含有糸。我们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特别提醒一句,考古学和文献学在走到绝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倉颉創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倉颉創字是解读黄帝时期最有效的工具,蕴含人类哲学的密码。

<p>从正面回答文明也许有些困难,但是,从反面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就会简单很多。“文明”恩格斯曾经提到:“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器”是文明的标志。中国古代倉颉創字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确定了什么是不文明,动物灾害、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这些都是危害人类生存的不文明因素。人类并不是臣服于这些不文明因素,而是抗击这些不文明的现象,改造自然,創造自然,战胜自然界一切危害人类生存的因素。倉颉創字并没有阶级出现,而是人类社会的創立时期,人类社会也就是抗击一切危害人类的自然灾害等,人类的生存法则也是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法则。当然,这种斗争的意识同样适用于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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