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激烈争吵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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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杨虎城提出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

杨虎城提出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伟人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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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太天真,又太顾及哥们义气,比较理想化。老杨老谋深算,思维缜密,谨慎,比较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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