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的论断简练、精准、辩证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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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test

[size=16px]——摘自流波《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

[size=16px]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size=16px]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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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6px]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size=16px]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时指出: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37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六位西路军高级领导干部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1951年,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文中涉及西路军时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领袖的话,由于其对事件的熟知把握等往往有其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洞察,使其判断更具准确性和言简意赅。对西路军问题的宏观、实质性的判断,无疑,毛泽东做出的论断是最具价值和基准的,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政治”学者带着目的开始了质疑,党史、军史、国史开始了不应有的紊乱。

[size=16px]1、毛泽东、中央对张国焘路线一直是明察秋毫。我们来分析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中央红军自与张国焘主导的四方面军会师交道以来,就出现了中央、毛泽东主张红军向北向东,勇于承担起推动国家全面抗日的统战格局;而张国焘则挟持红军向南向西退却,先是分裂红军,南下另立“中央”,被逼北上后又大闹漳县挟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挫败后还是借执行宁夏战役时以破坏海打战役至宁夏战役流产为代价却终于实现了他让四方面军大部过黄河并西去的意愿,西路军在河西几个月后悲惨结束。还在毛儿盖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就明确指出张国焘主张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中央政治局的俄界会议又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

[size=16px]想一想,当时中央要是把这些精神向全党、红军传达,大家就会认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性和破坏性,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一定会站到正确的中央方面来;但问题是做为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也只是取得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还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党务上张闻天负总责,导致中央根据地丢失的王明路线直到1942年的延安整风才正式做出结论,张国焘主导的红四方面军占有当时红军的大部分,加上长期受到中央左右长期打压的毛泽东开始了以实际行动改变党内长期残酷斗争的不良风气,才没有及时对张国焘进行严厉的、激烈的斗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相应处分,使得张国焘一直或嚣张或阳奉阴违到西路军失败。所以,做为党和红军最感同身受的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给学员们做讲演时以“张国焘路线”做例子,是太恰当不过了。

[size=16px]2、对一些学者“质疑”的再分析。丛进在《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中认为: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从兵力上说,到12 月底西路军总人数最低也不少于15000 人,这就是说西路军的主要兵力还保存着,只不过是有一定数量的损失罢了;从执行任务的情况看,到12 月底西路军没有停止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还在按军委电令继续战斗前进中,没有失败;从中央军委组织援西军的情况看。1937 年1 月20 日,高台经过激战失守,西路军出现了危急,到2 月中旬,兵力不足万人。在此紧急关头,中央军委于2 月27 日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如果说1936 年12 月西路军已失败,那么很难设想3 个月后援西军的组成。第二,中共中央1936 年12 月还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去宣称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文章认为这一断语是在“1937 年3 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会议之后,对讲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 [丛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 [J].党史研究资料,1983(9).(P28-30)]笔者对丛进的这个质疑再分析如下:

[size=16px]⑴、1936年12月,毛泽东说西路军“失败”有充分的依据做出判断。其实,不要说毛泽东这样智慧的领袖当时对西路军洞若观火,忧其前景,一直在希望他们不要向西深入,最好是东返;就是我们今天,只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稍加分析,河西红军的命运因受张中焘路线的影响而必将危在旦夕。前面一些地方都反复进行了分析,这里再简单述说。如果是红一、十五军团组成的西路军,毛泽东是不需要这样担心的,因为他们会坚决地执行毛泽东、中央的战略战术和指示,把坚定地消灭马家军有生力量和建立河东根据地做为最主要任务并为此进行布置、思考、战斗,并且还随时听从和服从河东红军与以配合;中央此时本来是要三个方面军在河东集中打南敌从宁夏、绥远方向打通苏联并主要向东发展,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好局面,但现在却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总部借执行宁夏战役部署相机配合下渡过河去了大部分,然后就以种种向西去的理由得到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支持迅速向西而去,至于你中央批不批,行动上对过河红军不存在节制;经过古浪九军重挫,毛泽东、中央从大战略和各方面形势综合,希望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方好好抓住机会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起河西红色根据地。前面我们反复分析,在红军不能进入新疆发展和又不愿东返的情况下,无论西边拿不拿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都必须按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的坚决地集中兵力打敌之歼灭战,开展有效的群众工作建立起自己能生存下来的根据地——而这好的地方就是河西走廊中部地带,只要不东返,无论西部拿不拿到苏联援助——实际是竹篮打水,都必须向楔子一样钉在这里;当时中央根据河东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想要西路军向东配合,但西路军总部述说种种向东不利的理由——如果是一、十五军团组成的西路军,当然是坚决地执行中央正确的部署,好在事变后的形势没有向恶性发展,也许当时西路军向东会有好的前景;西路军由于不是主动调动敌人打其歼灭战,而是被动分散驻守,反过来被马匪各各击扰,被迫打阵地战、消耗战、击溃战,红军再英勇也是逐步丧失主动,加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向西去的意见占了上峰,于是决定继续向西;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向中央军委汇报,此时的毛泽东也知道,与西路军总部的电报来往是形式,西他们听从的还是张国焘的旨意和自己的愿望;但从中央当时来讲,这种形式上的表面上的权威的电报形式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中央往往在他们的电报请求下,对的予以支持,实在有问题的多半采取折衷但还是妥协的办法给以处理——因为你正式发令叫他们向东——但他们实际还是向西么,强硬可能反而会严重损害中央权威。

[size=16px]西路军于1936年12月底撤离永昌、山丹根据地,继续向西深入——毛泽东、中央一直主张红军主力是决不能深入甘西的,就是苏联做好了武器、物资于甘、新交界,也只能是派一支队前往,而现在主力全部冒然西去,却还打着堂而皇之的“打通国际”的神圣任务——这实质是西路军向更大的失败拉开了序幕——所以你说对于当时红军最高战略者的毛泽东做出西路军失败的判断还奇怪吗?其实这支很难听命于毛泽东、中央的部队只在从过西去起,无论给予它什么名号——“西路军”也好或是“西天军”也罢——悲惨的命运就在等着他们。

[size=16px]⑵、“宣判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一著名的合乎逻辑的断语来源正是1936年12月毛泽东的这次演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在西路军问题上的“反噬”毛泽东是当时整体社会反毛、反真正的共产党在党史、军史意识形态的反映,不管你有没有破绽,总会挖空心思去找,加上与四方面军关联的军队老帅也犯糊加入“大合唱”,所以最先有目的实质借学术发难的正是有军方背景的所谓学者——今天居然成了军史专家——其实是乱史、乱国的罪人。首先要问,《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的军事著作,内容在抗大做过演讲,做为当事人的毛泽东,如果是到了1937年3月中央对张国焘错误做了决定后加入这几句话的话,无论演讲还是文章,从作文逻辑上说,原来应当举有例子,然后再加上张国焘路线及受到其影响的西路军失败问题的例子,但行文并没有其它例子。这说明毛泽东当时举的就是“张国焘路线并其影响的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这个例子,并在1951年审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西路军 “失败”注脚时更加逻辑明确化为“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因为就红军来说,左倾是搞冒险,做无畏牺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对蒋介石国民党绥靖,罗章龙是搞分裂,张国焘是即猖狂分裂又极端逃跑主义,所以当时毛泽东写文章、讲演说的是“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讲问题讲到如此深刻和精妙绝伦,也只有洞察一切的毛主席能讲得出来;到了1936年底时,张国焘已经没有了可能再挟持河东的四方面军留下的两个军再能“节外生枝”了,顶多就是还可能对河西的西路军还在以红军总政委、总部进行命令,所以毛泽东有理由内心压抑着愤懑说或写下“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而类似的句子是张国焘长征路上发出“九九密电”要武力解决中央、威胁毛泽东等中央同志时,毛泽东、中央在俄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着重指出张国焘“……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现在看来,主席当时该当总结为“西路军的形成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最后破产”更为符合实际和传神。

[size=16px]况且西路军总部少数领导人直到失败前夕,不是反思自己的问题,反思他们带走当时红军主力三分之一左右的力量几经折腾就稀里糊涂断送了,这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失去得是如此迷惑和悲惨,却竟然一是向中央推卸责任,二是还在向中央要第四、三十一军的建制,所以毛泽东也是爱憎分明的说是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因为形成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总部的“私生子”——过河去虽然表面上与中央、毛泽东电报来往关联——却实质执行的是张国焘一贯的西退路线——就是挽救他们要他们东返回来且是在高台失败后自己决意回来时还是变了卦——这只能是长征会师以来被张国焘本位主义高度毒化了的“西路军”啊!的确,对于西路军来说,是以胜利宣告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还是以失败宣告张国焘路线的破产,都操纵在西路军若干领导人的手里。如果当时西路军听从毛泽东、中央命令,或东返配合河东形势或坚守并下最大决心打击敌人并稳固山丹、永昌根据地,就是有困难再坚持几个月,随着整体形势的变化,情况就有可能好转,西路军就可能面临好的前景——是为“以胜利宣告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执行毛泽东策略、指示的结果;而就是到了高台失守,西路军总部自己意识到应当东返时,毛泽东、中央是多么高兴,立即布置相应配合措施,结果又是空欢喜一场,没几天,西路军再返西去,这样,西路军失败提速,是为“以失败宣告张国焘路线的破产”。

[size=16px]当然,广大指战员是无辜的被迫的无奈的,就如在中央根据地时,被排挤的毛泽东尽管每次都要据理力争,但还是意见没被采纳时,眼看到中央的错误指令被执行时想到和哀叹又将有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要做枉然的牺牲,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以毛泽东在会见从新疆回来的西路军高级将领时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在这里,毛泽东非常策略的把红军会师以来一贯坚持反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与四方面军、西路军领导有意分割开来,是理性、是辩证,也只有如同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大领袖,才能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做出如此精准的论断。正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个著名论断,才有了1937年的一系列类似的提法,说明毛泽东的论断在前是源,舍此毛泽东又还有谁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呢?退一步说,就是后面加上的,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论断的实际涵意之精准绝伦和意义深远。倒是今天想问问这些质疑的人,你们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size=16px]有学者对毛泽东关于西路军失败时的论断进行质疑,如说“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但里面却包含了对西路军评价的丰富内容。首先,毛泽东强调‘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这意味着西路军广大将士是受张国焘私人控制的,而没有坚持党的领导,西路军是张国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其次,‘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暗示着广大西路军将士的西征脱离了抗日前线,是消极避战,是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第三,‘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地调过黄河。’则说明西路军的渡河完全是张国焘的个人行为,而这种行为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他破坏了中央确立的‘宁夏战役’计划,另一方面使西路军孤悬河西,造成了西路军的最后失败;而‘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则否定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的作法,甚至进一步否定了西路军肩负的‘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李发红:《改革开放以来西路军问题研究回顾》,《河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P33-34]整个这节论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的“如果……那么”、“假如是……是”,就是通过样一种说张国焘怎么了,那么就推论是说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或将士一种结论;而如此说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或将士这样一种结论显然是要不得的,如此一来就是这样说张国焘就是不对的了。现对上述文字观点进行再分析。

[size=16px]⑶、西路军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张国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上述文字观点说“毛泽东强调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是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这意味着西路军广大将士是受张国焘私人控制的,而没有坚持党的领导,西路军是张国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我们进行分析。自红一、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师到到西路军的形成,应当说是“张国焘一贯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张国焘丧心病狂的分裂红军、分裂党、另立中央;张国焘在逼迫再北上后还是心怀鬼胎,在漳县终于爆发,强行挟持四方面军要向黄河以西而去,被挫败后还是心有不甘,明里暗中破坏中央、前委宁夏战役的军事部署,终于形成的“西路军”。就如当时张国焘挟持红军主力南下一样,连同朱总司令等许多一方面军将领、干部和其它来不及北上的部队等都不得不再次南下,但毛泽东、中央说了朱德等将领、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分裂红军”、“分裂党”和“没有坚持党的领导”了吗?相反,毛泽东、中央当时太过于忌惮、牵就张国焘了,甚至于在俄界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指出与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但张国焘确实是挟持、利用红军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谋取个人私利,西路军当然也没能例外。

[size=16px]⑷、西路军向西深入的确是“消极避战,是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但广大指战员是被迫也是受害者。上述文字观点说“‘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暗示着广大西路军将士的西征脱离了抗日前线,是消极避战,是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我们进行分析。还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充分揭露,指出: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对抗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但同样的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在张国焘看来,当时红军都被蒋介石等反动势力围剿从根据地撤离,是革命的低潮,所以,要向西南或西面退却,西路军就是这样 “节外生成”的;毛泽东、中央等则认为红军虽然被蒋介石反动军队围剿,蒋介石不仅不组织、号召国家力量进来对付日本的侵略,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杀害、围剿红军,而日本就是看到这样的中国局面加速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所以,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红军更要承担起挽救国家、民族的职责,责任,要向北向东发展,要承担起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使命,这就是张国焘路线与毛泽东、中央正确路线分歧的思考来源。所以,毛泽东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揭批张国焘“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把四方面军向甘西引诱并结果是惨败,根源当然是他的错误和路线问题,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是“脱离了抗日前线,是消极避战,是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是无疑的,客观上西路军向西深入的确是“消极避战,是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但广大指战员是被迫也是受害者。所以毛泽东、中央从来没有说过、认为、指责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如此,甚至于连对西路军确实要负除了张国焘错误外最大责任的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予以相应制裁,就是张国焘也只是让其做检查,更不要说徐向前了。毛泽东的中央确实是宽大为怀的了。

[size=16px]⑸、西路军是当时主力红军的三分之一强却因实际执行的路线错误而惨败。上述文字观点说“‘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地调过黄河。’则说明西路军的渡河完全是张国焘的个人行为,而这种行为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他破坏了中央确立的‘宁夏战役’计划,另一方面使西路军孤悬河西,造成了西路军的最后失败”,对于这个推理,我只想反问质疑者,你分析得太对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前面行文一些地方已经分析说明,中央已经、事实上成立了打通远方的军队,大的方面就是彭德怀任司令的“西方野战军”,具体的就是把打通远方的任务斌予了红一、十五军团;所以说红四方面军若干主力部队在张国焘借宁夏战役、攻打定远营需要渡河一个军的机会阻挠、破坏整体战役的进行相机过河去了,造成海打战役中途而止、宁夏战役流产,一旦过河后更不可能执行中央打定远营计划而是急匆匆向西,向中央、毛泽东要组织机构和部队番号;而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始终从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命运出发,在大的原则下尽量给予过河红军请求的批复、开导、劝诫、建议,苦口婆心不听也是苦于无奈。确切的说,西路军不是“孤悬河西”,是带走当时红军主力的三分之一强,如果是执行毛泽东、中央的正确路线,不把希望寄托在盲目西去取得不确定的苏联援助再来杀个回马枪的一厢情愿,而是坚决地打马匪的歼灭战、坚决地在河西走廊扎下根来建立根据地,真正完成党和红军斌予的光荣使命,西路军断然不会是这样无为、窝囊、悲惨的命运。从这个道理分析,张国焘要负总责不说,西路军总部一些主要领导是负有极大责任的。

[size=16px]⑹、西路军过河后因指导思想错误连连失败不能生存何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上述文字观点说“而‘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则否定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的作法,甚至进一步否定了西路军肩负的‘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难道不是这样吗?张国焘被迫再北上后,总是在拖延、破坏与中央的会合。陈昌浩后来也揭露说,国焘是不想去与中央会合的,一会合,四方面军就回到了中央的直接领导,他的独立王国就没了,他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在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张国焘半夜找陈昌浩闹,说是千万不能去与中央会合,一会合,我的红军总政委没了,你的职位也会一样,我们还要去坐牢。陈昌浩也来了气,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了错误就是要向中央承认。张国焘一听,不说了,立马连夜赶到漳县,与徐向前、周全纯等一讨论,竟然又要改变西北局刚开会决定的红四军北上的计划,电令正指挥四方面军北进的朱德立马回来重新开会,把朱德气得气七窍生烟;并且通过这次大闹,张国焘又加强树立了他自分裂另立中央失败以来在四方面军有所下降的威望,又牢固控制了红军总部机要局,又为他“叫阵”中央壮了胆。毛泽东对张国焘的理解是洞若观火,说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当初张迫使红军主力南下另立“中央”,一次小聚,身为红五军军长的董振堂只因附和了朱老总一句话,张的手下上前就是几个耳光,朱德不敢吭声,董振堂也只好忍气吞声;后来董振堂率五军过河成为西路军一部,西路军总部本还想撤销他红五军军长职务,牺牲在高台时军部连一台发报机都没有,因整个军一部发报机让政委部带着的,而西路军总部被敌偷袭时一损失就是十几部发报机,他们就是如此对待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的。所以,那些搞“伪史”研究的因为是立场问题就不说了,而糊涂者动辄把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等同起来其实是对这么多无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灵魂的亵渎,是黑白不分的犯罪行为。什么“否定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的作法,甚至进一步否定了西路军肩负的‘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这不是完全在信口开河吗?毛泽东、中央就是要西路军一定要建立好根据地,必须坚定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授之以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但问题是西路军总部若干领导即不做好消灭马敌的充分准备,更不要说牢固树立了要坚定的向一颗钉子一样在河西走廊建立起红军根据地的决心,有的就是幻想般的向西去然后得到武器再回头打马敌的设想;什么打通国际和远方?毛泽东反复交待西路军,在三个月内不要指望苏联的援助,要把消灭马敌和建立根据地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一定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敌歼灭战,决不打消耗战、阵地战,决不能把主力深入太西,要做好东返回旋的余地,等等,西路军过河后因指导思想错误连连失败不能生存何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不好好研究,以为套上“拨乱反正”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开始指责别人,而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些学者往往却是在以破坏基本的道德底线、抹杀自己尽有的一点良知干着乱党乱国乱军的意识形态工作而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size=16px]⑺、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的论述最为简练、精准、辩证、科学。毛泽东不愧为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天才般的政治、军事、人文大师,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的论述最为简精练、精准、辩证、科学。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时指出: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37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六位西路军高级领导干部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在1951年审定出版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失败的例子时对张国焘重新北上后的所作所为和西路军的失败用几句话做了最为精要的注解;这个注解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指出1936年秋季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转移,但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第二句话是说明了西路军是如何形成的,“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第三句话是对西路军的失败做了更加科学的时间概括,“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通过我们对西路军问题进行辩证的求实的研究,证明毛泽东这个注解是迄今为止对张国焘被迫再次北上后“对抗中央、坚持反党恶劣行径,他利用宁夏战役、破坏宁夏战役如何促成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向西深入”并又对“西路军失败”等做出的最简练、精准的合乎逻辑的严谨概括,越研究,就越觉得主席对事务的实质的把握之精准精细和简洁,不愧为哲学、辩证大师。如果要挑剔毛病,倒也不是没有,因为西路军主要是沿河西走廊向西深入直到失败的,而不是“向青海西进”,这是当时注解时的错误,但这个并不影响原则意义的表达。

[size=16px]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质疑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意识荒谬。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逆流下形成的学者妄图对这些合乎逻辑的历史定论进行否定,理由就是因为是毛泽东定论了,此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一段时间里, 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 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意思是实在看不顺眼了,怎么能这样?所以这是不对的,要翻案过来。其实,在他们的骨子里,只要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指示,他们都仿佛恨之入骨,就是要翻天哩!后面他们好多也是这么说这么骂这么去做的!总之,所谓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凡是刻意反毛反传统史观的文章、观点,他们除了断章取义、以点代面、混淆是非、偷换概念、强行武断……外都是完全不值一驳和充满邪恶和负面效用的东西,其它一些具体研究例外。

[size=16px]总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在整体反毛的氛围中,一些所谓的学者刻意进行这样的“质疑”、“关联”、“绑架”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意识荒谬,无非是想浑水摸鱼、混淆是非、张冠李戴,维护广大西路军广大将士的名义是假,抹黑领袖、搞乱党史、军史达到他们的目的是真;这样的有意的颠倒黑白的“研究”经过几十年据说成了今天的主流认识;问题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为一已之私去强行为历史罪人“翻案”形成的“党史”、“军史”不正是敌对势力想做而做不了的,但他们还是带着“拨乱反正”的神圣光环轻而易举就得逞了;但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真理的照妖镜必将让这些恶毒、刻意制造“伪史”、“乱史”的人们原形毕露,也警醒一些糊涂赶浑水者认清这种所谓的“主流”意识的无知、浅薄却乱党乱国乱中华、造成新的意识崩裂的极端危害性,今天所谓的对传统观念的西路军问题史的质疑、研究就是整体乱我中华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局部。


本文内容于 2013/9/18 9:30:07 被小编a4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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