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官清廉 家人病重向刘锦棠借钱医治

陈继承 收藏 0 384
导读: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一直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情景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利息却非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一直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情景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

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4500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两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一二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

这种叙述,应该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所以,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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