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国民党特务谋杀的红色特工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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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遭国民党特务谋杀的红色特工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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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非凡的革命经历

邓发,原名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由于家境贫寒,邓发只受过初级小学教育,15岁时就随哥哥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期间,他结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受苏兆征的影响,邓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就抱定志向,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1922年春,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1月,邓发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经过锻炼而成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19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邓发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927年春,邓发返回广东。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他的革命经验日益丰富,临危不乱的品质为同志们称道。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屠杀,反动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敌人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呢!

1927年12月,邓发又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第五区副指挥。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时,邓发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12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后,邓发临危不乱,要求大家分头隐蔽,分散保存力量。随后,他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婶母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一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这些事情刚刚处理完,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邓北水家里。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有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之类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当时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当厨师,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要出门是很危险的。邓发灵机一动,就叫哥哥赶紧回公安局的饭堂,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又一次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他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从广州回云浮要乘船沿西江上行,而当时的车站、码头是敌人搜查的重点。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了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

1930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年冬天,邓发被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

1931年7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直接在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下,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在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

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

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并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所属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对全军的破坏和袭击。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即乌鲁木齐)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联共党员帮助盛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在如此条条框框的限制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工作。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新疆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而又年轻的专业人才,推动了边疆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邓发又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组建了航空队,旨在为我党我军培养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飞机的航空技术干部。当时,若按《新疆日报》所刊航空队的招考启事中限定的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条件,我党选派的这43名同志是难以过关的。为此,邓发就亲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队的苏联总教官尤吉耶夫解释说:“我们选调来的学航空的这批干部,都是从小参加红军的干部、共产党员,没读过什么书,如按规定条件考试,都很难考上,因此,请对他们免于文化考试。至于身体条件,可照常进行,按条件录取。”在一番耐心说服下,苏联总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见状,也只好点头答应。此外,邓发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中的骨干。

1938年夏,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化名黄民孚)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其分会又遍及全疆各地,从而使“反帝会”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反帝会”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而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理财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后,果然不负众望,经过他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根据对盛世才的深入观察和准确判断,邓发在与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的情况,他时常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组织的发展准备工作稳步进行。

从1938年夏季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些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新疆成为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盛世才对中共的态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苏疗伤的周恩来抵达迪化,滞留了大约一周左右。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除了会见当地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汇报,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然后,他又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他们二人单独进行的。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留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在新疆的任期还有四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后来,周恩来说,盛世才对邓发既恨又怕,恰恰说明他在新疆干得不错。

1939年夏,邓发在乘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9月,邓发告别新疆,临行前他还和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化名徐杰)一道研究了有关工作。末了,他怀着对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片赤诚之心,一针见血地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在1942年后大变脸,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证明了邓发的远见卓识。

在新疆期间,邓发一手撮合成了毛泽东亲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事。

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做“红娘”,撮合成邓小平、卓琳的婚事。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邓发接替刘少奇而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

1945年4月,邓发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

1946年1月,邓发回国。值得一提的是,邓发回国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面呈毛泽东。为不负所托,邓发将油画精心包裹,形影不离。1946年4月8日,邓发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随之被毁。

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眼中钉

在“四八”空难前的20天,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对戴笠感情浓厚的特务如丧考妣,痛哭流涕,誓言要给戴老板报仇。他们想当然地把共产党当做害死戴笠的仇人。在国民党特务培训教材中,把中共的农委、工委一概列入特情秘密机构――中共社会部范围内。邓发一到重庆,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扫荡报》就鼓噪“中共大特务邓发来渝……”

对于戴笠之死,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怪罪中共,把疯狂报复的目标选定在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邓发身上。

“四八”空难事件后,经中共多方调查,推断系人为破坏,但却苦于没有证据

当年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的顾逸之,在“四八”空难发生后,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曾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和自己的推论: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但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痕迹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就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找到其他可以引爆或炸毁飞机的物证。

顾逸之和晋绥公安总局诧异的是,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中转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本来是一直向北飞行的航线,为什么飞机拐为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当时从西安北上的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队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一般来说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技术失误。在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对于这一因操作和天气的原因而造成飞机失事的说法,周恩来当时就不认可并提出了质疑。他坚持认为,“四八”空难一定是国民党的阴谋。周恩来说,这一次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并且主要的都是共产党高级且重要的领导人。这样不应该也不允许出的重大事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而国民党一方没有损失一根毫毛,出事情的一方仅仅就是中共一方和担任机组飞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这太不公平,也太不合情理。尽管当时中共是按飞行事故处理“四八”事件的,但后来周恩来见到叶挺的儿女时,对他们还是说:一定是国民党特务人为破坏而造成飞机失事的。

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中共采取了一个相应措施。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国民党安排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国民党答应了这一要求,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历史的疑问终于解开

6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当事人作古,但还是有人透露了特务破坏的行径。事发50年后,香港媒体报道,一位已经隐居台湾多年、当时参加“四八”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部分真相。王若飞、博古、邓发和叶挺将军的后人,曾着意欲找这位“杜吉堂”,可惜未果。后来台湾又有人透露出有关“四八”空难的背后细节,端倪逐渐显现――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而安排飞机飞行任务后,马上电话报告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策划。军统特务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任特工队队长的军统特务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这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特务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

首先,他们让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途中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小时飞行实践的机组人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并未觉察到异样,认为飞行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指示是不准的,比实际高度偏低。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地影响到了飞行员的判断。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作用了。飞行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的准确性失去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方向飞去。

尽管当时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多米,而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却在6000米以上,作为资深的飞行员,应该不会迎头撞上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当天,延安军民已经接到重庆、西安的电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准备迎接的人们都到了飞机场,准备欢迎代表团和出狱归来的叶挺将军。人们甚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可是飞机没有降落,又飞远了,飞到了山西兴县黑茶山,结果撞山爆炸,全机人员无一幸免。

这次空难,中共损失了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等高级领导人,而军统特务和蒋介石心中暗喜,但都矢口否认这种举世公愤的流氓行径与己有关。作为秘密,真相被尘封多年。

1946年4月19日,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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