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天藏飞骑大草原 收藏 2 7625
导读:南京大屠杀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更是承载荣耀之地。

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军屠城后的血腥恐怖的日子里,在离中华民国总统府不足千米的毗卢寺内,曾发生过两个普通年青人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壮举。当枪弹、刺刀、鲜血和惨叫声组成《屠城血证》的画面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又一次回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的往事!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条巷的吴旋(原名吴连凯,1998年在南京去世),曾经为了保存一本内存16张照片的灰黄色硬皮相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18岁,为了谋生,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叫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们恶语中伤、拳打脚踢。吴旋和100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卢寺内的佛堂里。

那天早晨,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低矮的茅房,他眼睛一亮:砖墙脚下的草丛中,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他不由得毛骨悚然、头皮发涨:原来相册的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两颗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二寸半大的16张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他不敢再看了。他是南京人,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便连忙把相册塞进怀里。此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时隔半个多世纪,吴旋才得知事情原委。原来,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疯狂血洗后的南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2005年2月5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病逝)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些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挑选出16张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他内心当然知道私藏这些日军暴证的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证据控告侵略者的疯狂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中国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相册保存了两年。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为了糊口,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与吴旋成了同学。

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不料到1941 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发现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1941年秋天,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

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起来了,他装做整理衣物,将这个相册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殿,骑上自行车飞一样地踏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相册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里。有时夜深人静,他关好门窗,打开箱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翻看。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全国各地立刻卷起狂欢的热潮。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6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率领的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译员木村辰男等一行8人,从汉口登上一架漆皮脱落的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

27日上午9时20分,在中国军队副参谋长冷欣(1987年2月6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7岁)中将率领下,国民党新六军157名官兵带着无线电台1部、指挥车2辆,搭乘7架美军军机从湖南芷江起飞,赴宁设立“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

下午2时40分,飞机陆续抵达南京上空,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昔日国都,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3圈。据冷欣后来说:“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亦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更加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机场附近的居民一见到阔别8年的中国飞机和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齐拥向机场的外壕边,疯狂地挥舞着草帽头巾,向他们致意。一些农民甚至涉着齐胸口的泥水越过壕沟,将自己准备的饭菜、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给每一位官兵。官兵们也不顾农民们浑身泥水,和他们紧紧拥抱。一些士兵流着泪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被日本鬼子欺负了8年……”“老乡,我们来晚了……”

中国军队让日军降下日本国旗和伪满军旗,南京全城升起中国军队的旗帜。

冷欣等人下飞机后,驱车前往华侨招待所。当晚,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据冷欣回忆:冈村宁次曾表示“上将例不拜中将”,拒不主动会晤冷欣。经冷欣指示副官多次据理交涉,一直到深夜冈村宁次才终于同意来拜。只此一点,足见日寇的骄狂。

回到南京后,冷欣还去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时许,中国战区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结束,前后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他们犯下的种种罪恶,该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处理日本战犯的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此,拉开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序幕。从12月16日起,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之称的石美瑜(1992年在台湾去世)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查官,李波、徐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查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葛召棠、李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人为法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少将庭长。

10月3日晚上,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了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此刻,他神情沮丧,满面愁容。在走进拘留所的时候,他居然向时任所长文瑞华露出谄媚的笑容。这一瞬间的丑态,反映出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内心对于中国人民的审判,其实充满恐惧。

谷寿夫是日本福冈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他曾作为军事研究生赴英国留学3年,出任过日本驻印度武官,长期在日本军界任职。由于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他的军阶步步晋升,1930年任少将,出任日本东京湾要塞司令官,后又出任第六师团师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谷寿夫率第六师团从日本熊本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同年12月13日,又率师团从南京中华门攻入市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疯狂大屠杀。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1948年11月12日,东京军事法庭判处其绞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大将对谷寿夫所谓的功绩大加赞赏。日军在侵占南京后的6个星期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大肆屠杀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30万人以上,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暴,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遭毁坏,公私财产损失难以数计,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谷寿夫被调回日本国内,不久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区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为日本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但未及赴任,便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为乙级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谷寿夫引渡到中国,交给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8月1日,押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10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解押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他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机押解的士兵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为“上海战犯拘留所”。所以,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在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这里移押他处。

两天以后,即8月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讯问。谷寿夫老奸巨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避重就轻。当问起他的经历和几次侵华路线时,谷寿夫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但当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托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如此等等。

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于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特派该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其从上海押至南京。

古老的石头城怒吼了!人头涌动着,人潮咆哮着。大雪纷纷飘落,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成群结队地扔到临时调查庭,哭诉埋藏了近10年的血和恨!

街头贴出了政府的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蹂躏无辜中国人民的罪行。为欢庆胜利已改名为吴旋的吴连凯,在布告下站了好久。

第二天一早,他从皮箱底下取出那本收藏了6年的相册本,小心翼翼地藏进怀里,送到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一位40多岁的人把他迎进接待室,问:“你有什么事?”

“我有日本人大屠杀的照片!”吴旋边说边从怀中摸出来相册本,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上:“这是我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吴旋把这本相册的来历说了一遍。

那人显得非常高兴和激动,一边翻看着相册,一边连声说:“好!好!珍贵!珍贵!”

――光秃秃的树旁,脚穿马靴的一个年轻日军举起了军刀。军刀下,一个裸露出肩膀的中国人跪下了,日本兵在狂笑!

――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握着长长的军刀,左手提着一颗中国人血淋淋的头颅!这个矮矮胖胖的日本军人显得很得意,那颗被割下了的头颅双目怒视,咬牙切齿!

――竹篱旁的两棵碗口粗的树杆上,捆绑着两位中国青年。一个日军用手揪着中国青年的头发,另一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中国青年的胸膛猛刺!

――这是一张活埋同胞的照片。几十个日军围着一个新挖的很大的土坑,土坑中已经推下了好些被捆绑着的中国人。有的侧着身子倒下了,有的低着头,土已埋了半身。一个长头发的中年男子被反绑着手坐着,一脸悲愤。

――这是不堪入目的镜头。一名中国女子被剥光了衣服按在地上……

参议会那位中年人每看一页,都惊骇地抽一口冷气。白皙的脸更加苍白了:“你把这本相册的来历写一下,我们马上呈到军事法庭去!”说着拿来了公文笺和钢笔。请吴旋在长方桌旁坐下,“慢慢写,写得详细点儿。”

吴旋铺好纸,写下一页半流利的行书:

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

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五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该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

谨呈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附呈照片册一本照片十六张

吴旋 谨呈

住址: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吴旋

呈文的末尾,吴旋按了一个很大的手印,像一摊血。

当天,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将吴旋的呈文作为急件写成公文:

……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至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附作物证之一部,至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

此致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十六张

秘书长:肖若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埔路(中山东路口)的“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

中国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几天后,一位在国防部工作的邻居高兴地跑来对吴旋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一号证据’出示,日本人看后吓得脸都变白了!”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1月《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而作为审判长的石美瑜则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如今海内外记述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以及中国内地相关爱国主义教材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他手上搜集和整理的。他的审判技巧娴熟,手段独特,使对手不得不低头认罪;他的判词文笔犀利,被誉为“刀笔精华”,收入英、美等国博物馆,更成为经典的历史文献。

在铁证面前,谷寿夫只得俯首认罪。也许是预感到了末日将至,行刑前不久,他借来剪刀,剪下了自己10个指头的指甲和3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留给家人,并写下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3月10日,法庭作出庄严判决。吴旋吃过早饭就赶到“励志社”大礼堂。谁知从四面八方拥来的人早已占满了2000多个旁听席,连院子里也是人头攒动,他只好和许多人一起,站在彩绘大门外,静静地从大喇叭中听着庭审的实况。

终于,喇叭里传来了石美瑜庭长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铿锵有力的声音,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顿时,整个法庭内外欢声雷动,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纵情欢呼。许多人更是喜极而泣、泪水横流,感激为中国人民和人类和平伸张正义的法官和检查官们……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

这一天,南京城从中山东路出中华门到雨花台刑场的几十里长街两旁,十多万市民扶老携幼、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几乎阻断了通行的道路,大家都来争看屠杀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谷寿夫应得的下场!当时,如果没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军警奋力疏导阻挡,他恐怕到不了刑场,就会被愤怒的民众们撕得粉碎,踩成肉酱。

上午10时许,谷寿夫被从“国防部战犯拘留所”提出,最后一次押上法庭。他身着草青色军呢便服,足穿黑绒棉鞋。监刑法官葛召棠依法验明证身,检查官陈光虞按照常惯,问明姓名、年龄、籍贯后,把3封家属来信,交给谷寿夫阅读,并给予纸笔,命其复信。谷寿夫叹口气,想了想,抬起戴铐的双手,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缝好的一个白绸小口袋,递给检察官,低声请求说:“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检察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他的小口袋和请求。

片刻后,葛召棠宣布:“战犯谷寿夫,今天对你执行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刻,谷寿夫已是脸色死灰,呆若木鸡,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即被宪兵押上囚车。

吴旋早就等在刑场了。他要亲眼目睹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末日,更要倾吐出那一腔积沉在心中10年的怨仇和愤恨!他永远也忘不了1937年12月13日后那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

警笛一路长鸣,囚车前后都有宪兵把守,车厢两旁,悬挂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巨幅照片。吴旋定睛细看,有好几张都是他呈交上去的!

当宪兵将谷寿夫架下刑车时,这个昔日凶残狠恶、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却烂如泥团,腿软脸白,已不能举步,押解的法警只能将其拖着进入刑场,走到指定的行刑地点,面朝中华门跪下。

随着“砰”地一声枪响,谷寿夫终于在其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隔天,《中央日报》报道称:

(26)日上午11时30分,特由该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送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行刑枪手为国防部警卫第一团班长洪二根,在围观市民的欢呼鼓掌声中,一枪毙命,子弹自后脑进,面部出,倒地时脸朝天,口鼻均流血……昨日此不可一世之杀人魔王,神色黯然,重临旧地,获得其应得的报应,雨花台畔,一抹黄土,作为其长眠忏悔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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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人,不论军民男女老少,就应该全部枪毙!不,是全部斩首!

没有犯下罪行的日本人,就应该让他们来旁观处决,让他们几辈子都不敢到中国来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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