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之死,让我们警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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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一朝,力主抗金北伐、收复故土的主战派官员均命运多舛、结局悲惨,轻者被贬谪流放,如辛弃疾、李纲,重者杀头,如岳飞。岳飞因力主抗金被冤杀于风波亭,已广为人知,然而,相比之下,还有比岳飞命运更悲惨的人,这就是韩侂胄。他不仅因主持“开禧北伐”被非法杀害(岳飞不管怎样还是经过司法审判程序被杀的,韩侂胄则完全是被非法诱杀的),死后头颅被割下来送给金国,而且,被诬以奸臣的恶名,一直保持到今天。






出身外戚,以政变上台,主庆元党禁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孝宗亡。当时主政的宋光宗是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再加上受其妻李皇后的挑唆,对于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孝宗,生前就不去朝拜,死后又拒不出面服丧,朝政更是乱成一团糟。是年七月,当时任知閤门事的韩侂胄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通过太皇太后(宋高宗吴皇后),强迫光宗让位给赵扩,是为宋宁宗。显而易见,宁宗总要比一个精神病人强多了,在他即位之初,“天下翕然望治”。韩侂胄当时的官位并不高,“知閤门事”只是个管朝廷宴席礼仪的闲官,其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母亲是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他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算是吴皇后的亲戚。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作为右相掌握了朝廷大权,他推荐当时的道学家朱熹为侍讲,为宁宗讲解和灌输道学理论,并借机干预政务。赵、朱二人相互勾结,阴谋将韩侂胄排挤出朝。然而,宁宗对道学不感兴趣,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韩侂胄的支持之下,宁宗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职,不久赵汝愚被罢相,同时,韩侂胄被加开府仪同三司,他的支持者京镗被任为右相,以他们为首的一派在宋廷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一些曾受赵汝愚压制的人纷纷起来揭露道学的虚伪和欺诈,称道学为“伪学”。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宁宗下诏禁止道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甚至要求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伪学”门徒。两年后,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整治了朱熹,却留下了千古骂名。元脱脱修《宋史》,尊崇理学,为道学立传,而把韩侂胄列入“权奸”行列。明清都尊崇理学,朱熹的地位日高,韩侂胄的骂名更是逃不了了。


推崇岳飞,贬低秦桧,兴开禧北伐

南宋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朝臣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小心翼翼地侍候好北方的金国,维持眼下的和平局面,是为主和派;另一派则主张挥师北伐,收复失地,是为主战派,韩侂胄是著名的主战派官员。


韩侂胄的抗金情结是由来已久的,为了为北伐造舆论,韩侂胄上台不久就进行了“崇岳贬秦”。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焦点。公元1141年,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至死。孝宗临朝,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韩侂胄崇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


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尤其是将闲居在家的辛弃疾重新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抗金斗争,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西南)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力陈“金国必乱必亡”,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紧迫感,坚定了抗金的决心。


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即下令各军密做行军准备,取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公元1206年,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以收复失地。是年四月,宋军先后收复泗州、虹县、新息县、褒信县,初战告捷,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开禧北伐”全面爆发。伐金诏下,群情振奋。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


但是,不利因素随之不断出现。张浚符离兵败后,宋廷妥协投降派窃取要职,从此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多年没有作战。另外,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甚至,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其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今甘陕一带),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吴曦叛变,对宋军伐金的部署破坏极大。公元1206年六月,韩侂胄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受命伊始,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宋军退守,金兵分九路进攻,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是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但战势对宋方不利,只能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方信孺带回消息,金要求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还要北伐首领韩侂胄的人头,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有说法称,韩侂胄独揽大权,专政达14年之久,但从“开禧北伐”来看,先有吴曦的叛变,后有丘崈的谋和,恰恰说明了他不够专权,或是专权无术,他对主和投降派的镇压不利和失去警惕,是酿成开禧北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定和议”的牺牲品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中坚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死后,公元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于是,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荣王,谎称得到密诏,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相当于近卫军司令)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的头割下送去,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以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收场了。其实,当时的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南宋统治集团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打败金朝是有可能的。



韩侂胄之死及变为奸臣的复杂内涵

从表面上看,韩侂胄是被史弥远和夏震等人“矫诏”枉杀的,事实上,宁宗皇帝是默许了这件事的,从事后没有追究史弥远的责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证明。所以,韩侂胄之被杀,事实上是皇上默许、史弥远与夏震动手、满朝文武大臣坐视并乐见其成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当时,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占据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没有出现过雄才大略的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真正怀有抗金的理想并有实现这种理想的实际才干,总的来说,历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于这种南北割据的现状,想在屈辱中过太平日子。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朝中主张维持现状和平的文官和武将便占了大多数,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钱,所以,借口准备北伐或边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钱,但又借口战争准备没有做好,迟迟不真正付诸行动,在前线的将领,往往与金军将领暗通款曲,共同维持这种和平的现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宋金两国实际上共同造就这么一个口头上备战、事实上避战的政治生态。一旦到了真正开战,就一定会出现韩侂胄在“开禧北伐”时遇到的无人听从指挥、前线将领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敌叛国的情景(当年,张浚北伐也是如此失败的)。后来有些人将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归因于准备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这实在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当时的官员和将领的心态,是无论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钱都做不好北伐准备的,只能越准备越糟,越准备败得越惨。


韩侂胄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从皇帝、官员到士兵、百姓,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儿皇帝的安稳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绝大多数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野上下,全国官民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快活日子,将他们推进了战火之中,所以,杀掉韩侂胄(或放逐张浚)之流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尽管有少数人支持张浚、韩侂胄等,但成不了气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压。


对韩侂胄的处理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员的怯懦、卑劣和邪恶。本来金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提出杀掉韩侂胄只是政治讹诈而已,杀掉韩侂胄他们已如释重负,很满意了,可是宋宁宗和史弥远却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竟然把韩侂胄的尸体从棺材中剖出,将其头颅割下,送给金国人,以表明自己彻底投降的态度。我们见过投降的,但没有见过这么无耻邪恶的投降的,这应予以千载谴责。


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国家考虑得太多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就显得更加卑劣,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径,他们开始大肆纂改历史,篡改当时史官记录的“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过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而今天有些史书,又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宋史》的说法。


其实,如果认真梳理一下关于韩侂胄奸臣恶行的指责,会发现均是出于某种邪恶目的的捏造,归纳下来,韩侂胄的罪状无非以下四条:


1、身为外戚,参与废立皇帝。


2、打击道学,罢黜了朱熹、赵汝愚一党。


3、独揽大权,重用亲信。


4、重用小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下级官员的逢迎奉承。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而且历来是(直至今天仍是)人们诟病韩侂胄的理由。如韩侂胄把他的弟弟韩仰胄提拔为知閤门事,“颇与密议”,人称“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苏师旦仅仅因为早年在韩侂胄手下任小吏,即被任命为枢密都承旨,并授予安远军节度使,以致“近臣皆因之以进”。周筠只是由于从前在韩侂胄家里做过奴仆,便出任浙西兵马都监,职位虽不算高,但“权任在师旦之亚”。陈自强是韩侂胄的启蒙老师。韩侂胄得势后,一见到陈自强,便把他任命为太学录,几个月后升任国子博士,刚半年升任御史中丞,不到一个月又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五月拜相,并历封祁国公、卫国公、秦国公。其升迁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难怪陈自强作为老师,居然称韩侂胄这名学生为“恩王”、“恩父”,开口便是:“自强惟死以报师王。”


又如吏部尚书许及之“谄事侂胄,无所不至”。一次,官员们为韩侂胄祝寿,许及之因故迟到,大门已经关闭,他慌忙从狗洞里爬入。许及之任尚书,两年没有升官,他向韩侂胄哭诉,膝盖不禁弯曲。韩侂胄可怜他,把他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从而跻身于执政大臣。于是人们给他取了两个绰号,叫“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一名赵姓官员因讨好韩侂胄,做上临安知府。韩侂胄过生日,“百官争贡珍异”,他最后才拿出两个小盒子.谦恭地说:“愿献少果核侑觞。”打开一看,原来是“粟金蒲萄小架,上缀大珠百余”。礼物如此珍贵,官员们皆“惭沮”。韩侂胄除张、谭、王、陈四夫人之外,爱妾不计其数,其中有名位者即达10人之多。有官员献上四顶北珠冠,四夫人一人一顶。可是,10名爱妾都争着要,韩侂胄正头疼。赵姓官员得知此事,立即用10万贯铜钱买来10顶北珠冠,慷慨奉送韩侂胄的10名爱妾。这10名爱妾因此都替赵姓官员说好话,韩侂胄不久便把他提升为工部侍郎。一次,韩侂胄与客人们在南园饮酒,他不禁感叹:“此真田舍间气象,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谁知话音刚落,便有狗叫之声。仔细一看,原来是那名赵姓官员学狗叫。赵姓官员之流对于韩侂胄,真可谓百般奉迎,惟恐不及。钱塘(即今浙江杭州)知县程松,很想巴结韩侂胄。恰逢韩侂胄“有爱妾小故而出”,程松不惜花费重金,将她买回家中,“供馈之礼甚谨”。几天后,韩侂胄“意稍解”,把程松晋升为谏议大夫。程松担任此职以后,一年未提拔。他向韩侂胄献上美女一名,名叫松寿。韩侂胄问:“奈何与大谏同名?”程松的回答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韩侂胄“怜之”,又把他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程松靠献媚取宠,从小小知县爬到执政大臣,仅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类事例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身为外戚,参与废立就一定是坏人吗?不见得,周公、伊尹不也参与过废立吗?卫青、霍去病不也都是外戚吗?这不都是公认的好人吗?打击朱熹、赵汝愚一党也没什么大错,朱熹本来也不是个真有水平、真有原则的学者,他的政治主张保守平庸、学术观点陈旧(参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中国思想能飞多高?》一文,而且私人道德也不像后人宣传得那么完美,起码包养尼姑炼房中术这事他本人是承认的,这也是韩侂胄等人参倒他的理由之一)。至于独揽大权,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攻击,若韩侂胄真有曹操、诸葛亮那样独断朝纲的权力,也不至于指挥不动下级,四面楚歌,终于被杀了。至于那些官员给他送礼拍马屁的故事,那是中国官场古往今来治不了的通病,只要你是大官,就会有人给你办这些事,由不得你不要,那些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都一定享受到类似的奉迎和贿赂,人们之所以对此类事津津乐道,恐怕更多的是出于羡慕嫉妒恨的心态,而非确实从心底里认为是一种罪恶。


看清楚了这一切,我们就能明白,韩侂胄不仅死于南宋多数投降派之手,而且也死于流传千载的某种民族劣根性,而今人依然沿着《宋史》的窠臼继续以这些任何官员都有的所谓“道德”缺陷来指责韩侂胄的行为,也正是这种劣根性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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