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后奢靡成风 洪秀全的夜壶也用黄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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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         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1848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

核心提示: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

太平天国定都后奢靡成风 洪秀全的夜壶也用黄金造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2年第5期,作者:毛剑杰,原题:《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1848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流落此地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土著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之余,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致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出广西、北上长江中下游。以底层农民及天地会会众为主体的太平军将士们,带着强烈的“改天换地”愿望,在短短一两年间席卷了南中国14省,清军仍是望风披靡,“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

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清初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但随着太平天国中后期纲纪废弛,人心渐渐驳杂,到1860年代时,“打先锋”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富户“窖金地下,尽被掘获”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如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并且,这种行为不再是数日而止,而往往是“逐月”。

这种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便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凡人私心

早在金田起义时,曾有三合会首领8人愿率部加入太平军,洪秀全即派拜上帝会兄弟16人分往这8支部队传教。16人中有15人恪守会规,各将所受赠金悉数缴纳圣库,独有1人私藏赠金而不报。此人品行不端,早就屡犯会规,至此又被证明私匿赠金,洪秀全等决定按律严办,将其斩首以警效尤。

由此可见,太平军初兴时的严厉军纪,也不能完全阻止作为人情常理的私心,更何况中后期杨秀清死后朝政废弛、国势颓废。而直接以私心掘坏“人间天国”根基的,恰恰是当初颁布严律的太平天国领导层。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于是大建宫室,穷极壮丽,宫中王娘女官,鲜衣华服。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据《金陵杂记》记载:“贼掳各处银钱货物,运回江宁城,向有专管各目主守,贼等以为归公,在逆首等自然取用不竭,分给群贼,殊有限制,名虽公而实不公也。”

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领袖人物如此,各级官员人等自然上行下效,竞相猎取圣库物资。张继庚探得的情报称:1853年前九个月,太平天国“圣库”尚存八百余万金银,到1854年春便只存百万不足。

此时,洪秀全设想中“人人平等”的天国,事实上已经蜕变、崩塌,而曾经食不果腹的洪、杨,出入前呼后拥,坐六十四抬大轿或三十二抬大轿,排场不逊大清帝王。更为致命的是,权倾朝野的杨秀清,渐渐连洪秀全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手下当差的韦昌辉。但事实上,韦昌辉一直是杨秀清最得力的辅佐。

于是,屡遭折辱的韦昌辉被洪秀全“策反”,杀死杨秀清后,又爆发出惊人的野心和权欲,诱杀杨秀清直属部下近三万人,东王府血流成河。而后洪秀全又借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剁成肉块,以平息众怒。

此后,天国军事形势一落千丈,不满情绪也在天京城中渐渐蔓延,直至出现层出不穷的逃亡。人们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天国大势江河日下之外,更认为,名为公有的“圣库”,其实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的大恶。

与此同时,镇守苏、浙,皖各郡县的诸王与佐将,则逐渐把所辖地区的军权、民政与财权,统统揽在了手中。于是,这些地区的“圣库”,便成了镇守诸王、佐将的私库。

1860年,李秀成离京西征前,曾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事实上,李秀成自己主持苏福省,除了向天京“圣库”解运银粮外,手中也掌握着大笔资财。1863年,天王和朝臣迫他捐助饷银十万两,他缴出了七万两。

反之,在敌对的湘军方面,财务与军需却因胡林翼等人不断整饬吏治,剔除中饱侵渔,使湖广粮赋增收,源源解运军前。故湘军进围安庆两载,环攻金陵3年,军需依然充足,再没有发生当年江南大营闹饷哗溃的恶性事件。

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兵力十数万之众应援天京,大战四十余日,终以天寒衣单、兵又无粮而不能坚持战斗,被迫撤退。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次绝地反击。

随后,天京城被团团包围,两年后,湘军攻入天京,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圣库”的理想初衷,连同整个“人间天国”的美丽幻景,终归于尘土。

抽文: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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