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收服“山大王”王佐:红军帮杀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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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这样,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在着手恢复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对在井冈山上打富济贫的队伍,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最终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队伍。   袁文才部队和王佐部队,是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地方农

核心提示: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毛泽东如何收服“山大王”王佐:红军帮杀世仇

本文摘自:《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作者:孟庆春,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这样,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在着手恢复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对在井冈山上打富济贫的队伍,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最终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队伍。

袁文才部队和王佐部队,是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地方农民武装。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么,如何对待袁、王这两支农民武装队伍,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问题。

袁文才,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因不满地主豪绅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弟兄们,绿林习气很重,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王佐,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参加绿林组织,1926年受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他与袁文才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举事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些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都很优越。这里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偏僻落后,敌人鞭长莫及;这里素称“土匪窝子”,明朝武宗年代,就有一个叫朱宸渌的“老土匪”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民国以来,老山的唐光跃,牛冈山的胡显春,剑岭下的邝天贵,天水湾的谢福兰,五井的朱孔阳等,都凭借这里的地理地形优势称雄一时,他们能够在此存在,难道我们红军就不能在此落脚吗?

毛泽东深知,幼小的革命力量在中心城市、县城和集镇里是绝对待不下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共产党人真可谓被屠杀得无路可走了,面对现实,只有走“绿林好汉”这条路,以求生存和发展。而山上两个头领--袁文才和王佐,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是本地人。如果消灭了他们,就等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将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难以立足。所以,毛泽东率部到了三湾,在着手进行“三湾改编”的同时,修书一封,由三湾村的李德胜捎给袁文才,提出“上山”的要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当部队进至宁冈时,毛泽东又一次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宋任穷在一篇《纪念袁文才、王佐同志》的文章中说: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认真分析了袁文才、王佐部的情况,决定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并通过袁文才争取团结王佐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那种认为袁、王的部队是土匪武装,主张武力消灭的意见,是错误的。

此时,那位袁文才从李德胜的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细细琢磨了一番,很难拿定主意,于是,就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来一起商议。22岁的龙超清与袁文才曾结拜生死之交,听到毛泽东率部来到宁冈自然高兴,并力劝袁文才迎接毛泽东上山。袁文才不放心,决定派他的司书陈幕平(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笔者注)作为他的代表,前去与毛泽东洽谈、摸底后再作决定。

袁文才手下的头目听说此事后议论纷纷。有人说:“此事要从长计议。他们要是来了,一个桩上拴着两头牛牯,哪有不对角的?”有的又说:“自古至今,弱肉强食,叫花子赶走庙祝的事屡见不鲜。毛部上千人,谁可担保他手下的人没有打歪主意的?”可以说,陈慕平可算是“山头上”有文化、有见识的秀才。他力排众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有名气的人物,有‘农民运动之王’的称号,不可妄加评说。”陈慕平随同龙超清赶到三湾,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袁文才部的有关情况。临别,毛泽东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听了陈、龙两人的介绍,毛泽东心里对争取袁文才有了谱,所以提出要与袁文才直接会面。

10月6日,约定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这次会见,颇有“鸿门宴”的架势,但很成功。当年随袁文才前来会见的苏兰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如何收服“山大王”王佐:红军帮杀世仇

大仓会见是寒露前两天。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二十多个人,二十多条枪。这二十多人枪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吴石生在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凤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十点谈到太阳快落山。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一千块大洋,毛委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给袁文才。

经过这次交谈,的“文攻智取”获得了第一步胜利。毛泽东顺势将部队开进茅坪,驻扎下来。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这时,毛泽东派出了“统战专家”何长工。何长工随同袁文才的代表一同上山,向王佐说明毛泽东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等许多道理,何长工回忆说:

最初工作很难做,很难接近,便去接近王佐的母亲、兄弟和老婆。为了多接近他们,经常替他们抱小孩。

就这样,何长工一边替他们抱小孩,一边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逐渐使这位“打富不打贫”的“山大王”明白了许多,愿意迎毛泽东的队伍上山,但心中始终对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的队伍存有戒备之心。直至后来,红军出动搬掉压在王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使他真正心服。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何长工这样回忆:

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红军组织群众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必须铲除他。何长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对王佐说,愿意帮他报仇。王佐大喜,立即袭击尹道一的指挥部,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后来,毛泽东将山上的这两支武装改编成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劲旅。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两位“绿林好汉”:

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三人赴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多指示。他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式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陈伯钧等人领命而去,到了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王,搞好关系,取得袁、王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的工作。遵照毛泽东和前委的指示,他们对袁、王两部的改造工作的大体步骤是: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对袁、王部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并在征得袁、王同意之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部队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原来,袁、王部队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而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博,使这支部队战斗力不高。为改变这一状况,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把王佐部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同时,工农革命军派来的干部还帮助袁、王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袁、王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部队作为牟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王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淳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同时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部队沾染上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党代表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部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对于袁、王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自始至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对派出的干部作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给他们指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注意体察入微,直接做袁、王的工作。针对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一事,毛泽东亲切地跟王佐说: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果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也会脱离他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在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谈道:“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话中流露出留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听了后,语重心长地对王佐说:

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从现状来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一席话说得王佐茅塞顿开。此后,他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争取、改造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下辖两个营,共有二三百人。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改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对袁、王部队改造的成功,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袁、王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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