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与崇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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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本人好猜忌,大臣们又谁也不服谁,君臣、臣臣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终日吵闹不休,最终一块儿玩完。

“空谈误国”与崇祯之死


“空谈误国”与崇祯之死 2012年12月07日 07:47:3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朱由检本人好猜忌,大臣们又谁也不服谁,君臣、臣臣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终日吵闹不休,最终一块儿玩完。

■关山远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为当前热词,这是历史经验之言,更是现实警示之言。笔者最近正在研读明史,从“空谈误国”四个字,常常想起那个发出千古叹息的崇祯皇帝遗言——“皆诸臣误朕”。这句遗言,是368年前崇祯告别这个世界之前郁结于心、发自肺腑、最想留在世间让后人解读的一句心里话。

崇祯之死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8日,大明皇宫里,35岁的皇帝朱由检拉着太子朱慈烺的手恸哭,他教导儿子在逃亡路上千万谨慎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轻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兵士为长官……”

随后,朱由检自缢于煤山,而朱慈烺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李自成将其封为宋王,后来在李败退时不知所踪,估计死于乱军之中。

朱由检死状颇惨,史载:李自成的兵卒们用两块门板把他和殉死的太监王承恩抬至东华门阴凉处,买了两具柳木棺,仅值二十串铜钱。他的头下枕以土块,尸体上蒙以苇草。不久,自杀的周皇后尸身也被放置于此,可能有宫女细心,尸下垫以锦褥,上覆锦被。崇祯帝尸体暴露一天后,倒是李自成军中兵士有人看不过眼,撤周皇后尸身上的锦被,蒙于崇祯帝尸身之上。

历史不能假设,但在今天回首明末乱世,仍不断假设各种可能:如果在兵临城下之前朱由检去了南方,或者太子去了南方,历史或许要重写了,明朝不一定灭亡得那么快。李自成见了崇祯朱由检遗体,才松下一口气;南明也坚持了不少时间,而此后闹出多次“明太子案”,当时百姓心里,还是盼望有个主心骨。

其实朱由检完全可以南逃,当时大顺军势不可挡、兵锋直指北京之际,也有大臣劝皇帝以亲征的名义“南下”。遗憾的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唯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时任左都御史的李邦华则直言:“皇上应该留守社稷!”此人建议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分封定王和永王两个王子于外。这完全是南宋国亡前的翻版。朱由检气得要死,怕大臣们拥太子去南京“另立中央”,就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孩子家又能做得什么事!”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结果皇帝、太子一个都没走成。

嘴炮大臣

朱由检即位之初,还是颇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本人好猜忌,大臣们又谁也不服谁,君臣、臣臣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终日吵闹不休,最终一块儿玩完。朱由检临死前,曾绝望地说:“朕非亡国之君,可是十七年来,满朝文武泄泄沓沓,徒尚门户之争,无一忠心谋国之臣,倘若朝中有半个于谦,何至会有今日!”

明朝文臣对“嘴炮”的爱好,在封建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王夫之曾激烈地批评明代的士人:“激昂好为已甚”,好大发议论,动辄言“天下”,好干“民誉”,“褊躁操切”,“矫为奇行而不经”,所恃不过“一往之意气”、“一时之气矜”,“有闻则起,有言必诤”。

在明末,内忧外患,亟须决断之心,但君臣整日赌气,结果什么事都做不成。例如当时商量与满清议和,杨嗣昌等提出李自成、张献忠匪患未肃,辽东边疆之事,清人有议和意,可以与之先谈。结果此言一出,黄道周等老臣怒不可遏,朝上出现了一场场面浩大的舌战。

著名学者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评说这段口舌之争时,不无遗憾:“平心而论,思宗(崇祯)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媾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一些不了解全局又不明真相的大臣死抱《春秋》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伦理来否定媾和,使颇有政治主见的思宗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怯懦地退缩。经过此番波澜,思宗再也不敢与清朝尝试和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他已无牌可打了。”

空谈之风,盛行于魏晋,当时一群士人以清谈避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侃爷,你说佛道,他讲宇宙,练就一副好嘴皮子。其中代表人物名叫王衍,他在西晋永嘉年间当过尚书令、司空、司徒,位列三公。《晋书·王衍传》说,他“口不论世事,惟雅咏玄虚而已”。到了明末,大臣们在大难临头之际,自然已不谈风月,但聚焦时事,依然是空谈,个个自居为道德化身,个个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盗虚名、说空话,脱离实际,百无一用。最终“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王夫之语)。

党争误国

明末舌战,缘于党争。大臣们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执着于门户之争,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什么事都难达成共识,什么事都做不了,最终一盘散沙。

明末党争从1594年即万历二十二年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也就是1645年,始终没有停止过,一共延续了半个世纪。崇祯上吊、满清进京是1644年,等于说,明朝灭亡了,南明小朝廷还在争个没完没了。明末的党争,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当年海瑞上疏,曾把皇帝气得半死。明末像海瑞般清廉的官员不多,但比海瑞言辞更尖锐乃至刻薄的官员却不少,结果是“君主以暴政对士人,士人以暴言对君主”,逞口舌之快,却无砥柱之才,与皇帝吵,与同僚争,最终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审视明末党争,是深深的遗憾。东林结党给明朝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对东林结党的危害认识不足,而被东林党华丽的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对其多有追捧和溢美之词。东林党确实聚集了当时最优秀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自居为正义的化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路径其实是与对手在唾沫纷飞中共同葬送了大明王朝。

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描述了崇祯的最后时刻:“他忽然又想到吴三桂来京勤王的事,更觉恼恨。当朝廷得知李自成破了太原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下诏吴三桂进关,回救北京。蓟辽总督王永吉也从永平府来了密奏,力主调吴三桂回救京师,以固国家根本。他当时已经同意,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指望吴三桂平定西来之贼。可是朝臣中有不少人激烈阻挠,说祖宗疆土一寸也不能丢掉,责备放弃关外土地为非计。朝中为应否调吴三桂勤王的事争论不休,白白地耽搁了时间。后来因局势日见紧迫,朝臣们才同意召吴三桂勤王,但又说辽东百姓均皇上子民,必须将宁远这一带百姓全部带进关内,这样就必然误了‘戎机’。他痛恨朝廷上都是庸庸碌碌之臣,竟没有一个有识有胆、肯为国家担当是非的人……想到这里,他怒不可遏,将端在手中的一只茶杯用力往地上摔得粉碎,骂了一句:‘诸臣误国误朕,个个该死!’”

这位年轻皇帝不知道,他死后,他的“该死”的大臣们,到了南明小朝廷,还在争吵不休。江山不在、国之不存,还要死掐,这些人,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将空谈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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