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略文化就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战略文化是思想文化与战略的统一。日本的战略文化根植于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日本独特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颇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战略理论和战术原则,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然而由于日本的种种先天不足,日本国内政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变化,逐渐从政党政治演变为军阀政治,最终将日本引向了毁灭的深渊。日本的战略文化也发生了变异,加速了日本的灭亡进程。

一、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军政体制是日本战略文化形成的温床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以后,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口号,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中,日本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文化。日本战略文化的形成体现了日本近代社会演化的特点,同时又反过来对日本社会的塑造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日本天皇、政党、军队和官僚体系成为日本战略文化主要载体。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演变决定了日本战略文化的走向和发展。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确立了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天皇体制在皇军的名义下建立国家军队。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保持对军人实施绝对的精神思想控制。在体制方面,1878年设参谋本部直属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规定军令长官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原则。1889年军方的帷幄上奏权确立;1893年海军军令部独立;1900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制定;1907年获得军令制定权。在日本历次对外战争中,包括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北清战争(义和团事变,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出兵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日同盟)、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28年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长城作战、1937年日中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军事在天皇虚拟统帅的框架下,军部(包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政治独霸的构造形成,军人开始超越一切,获得至上的权力,其间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

总的来说,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到昭和初期的“统帅权独立制”基本上没有成为政治军事对立的争论点。相反,在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保持了协调优先的关系,基本体现了军事服从政治的原则。一次大战以后,日本军方通过对欧洲战争的考察认识到未来的战争必然是“总体战”,需要动员全体国民参与,需要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参加战争,而这将离不开政府、政党的支持和保障,军方意识到与政府保持协调关系的必要性。加之大正时代日本民权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环境比较宽松,政党内阁的地位得到巩固,1913年一度废除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此时的政军关系比较缓和,民选政治家左右了日本的内外政策。这个时期日本的对外决策尚能够很好地协调配合,军事战略基本服从于外交与政治战略,甚至出现了著名的亲英美的“币原外交”。1921年,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四国条约》、《九国公约》,控制海军军备竞赛,削减军费开支,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24年,日本从苏俄西伯利亚撤军。然而,进入三十年代,由于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深入蔓延,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日本民众日益贫困化。面对日本社会的各种弊端,产生了改变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的时间也最长,接连发生了“五·一五”事件[2]和“二·二六”兵变[3]。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军部在三十年代逐步取代政党内阁体制,直接控制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军部法西斯专制。这是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个人独裁有着很大区别的地方,极富日本特色。从此以后,日本的战略制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逐渐失去应有的弹性。战略(狭义的军事战略)本应为政略服务,却变成战略要挟政略,政略被迫为战略服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延伸”的原则,而在日本三十年代以后的政治中则变得本末倒置。

究其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必然形成军队和政党、政府的对立关系。在外部环境压力加大、日本战略回旋余地变小的情况下,军队和社会的矛盾变得激化,并最终压倒其它势力取得了对国家的主导权。日本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市民革命,军队也不是来自市民阶层。日本明治维新是由中下级武士在新兴财阀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因素。军队从理论上说是天皇统帅的近卫部队,以维护天皇体制为天职,对政党和政府都持怀疑态度,对民主自由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从日本民权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党代表的是民意要求,始终要优先追求经济利益,与优先追求军事利益的军部发生冲突和对立在所难免。但是日本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国内市场狭小,又不得不依赖军事力量,采取了以战争政策为外交政策。因此,日本政党、政府和军队始终处于矛盾和协调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实现欧美国家那样的政治对军事的统治。[4]

二、日本军队的“下克上”传统在战略文化中发挥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驱使日本政治向右转的过程中,日本军队中的将校集团(军校出身的校尉级军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奇特的现象与日本古已有之的“下克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将校集团的军人大多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天资聪颖,勤奋上进,经过个人努力成为社会精英,有着强烈的扩张野心和个人抱负,但是他们从小在从陆军小学到陆军大学、海军兵学校等军事院校里生活学习,环境封闭刻板,脱离社会,只会以军人简单粗暴的逻辑解释看待世界,炮制出不伦不类的所谓理论,并一相情愿地用其解决问题,以日本军人特有的狂妄企图改造社会、征服世界。日本传统的“下克上”文化使得军队中的校尉级军官成为左右军队的中坚力量。他们上联将官阶层,洞悉高层斗争风向,下接普通士兵,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将校集团分布于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权力。他们互通声气,彼此呼应,形成一股很大的反体制力量,对于整个军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操控力。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战争中,将校集团负责确立战略思想、制定作战计划、指挥训练部队、确定国防预算、决定部队编制、掌管武器研制等等,往往将军队上层傀儡化、边缘化。在对内政治中,他们拉帮结派,自立山头,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鼓吹极权政治,甚至直接暗杀(或者叫明杀)政界要人,推动日本国家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这些人渴望建功立业,早日晋升将军,因此大多野心勃勃,胆大妄为,置国家法律和森严军纪于不顾,敢于擅自发动对外战争,在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胁迫军队高层和政府为其买单。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有利于日本国家民族,只要是效忠天皇,那么一切行动就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典型的事例有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阴谋发动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华南派遣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和佐藤贤了策动的1940年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事件等等。他们都先是以军队参谋身份在现地制造事件,然后再伺机扩大事件,进而牵动整个军队和国家卷入其中。他们的成功示范让野心勃勃的军界晚辈跃跃欲试,欲罢不能。日本特有的军政体制为他们提供了舞台,日本独有的传统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初期的冒险中屡屡得逞,并被追捧为国家英雄,而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和惩处,最终将国家拖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战略文化的一大特点。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席上就座的日本战犯们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路子起家的,他们也一起走向了相同的归宿。

三、日本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战略文化形成具有巨大影响

日本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而拥有独特的国家观和天下观,对其战略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急于对外扩张,然而放眼全球,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且当时日本国力孱弱,以区区四岛之力无法远征。日本自然把目光转移到了近邻-中国。日本对中国有着奇特的国家观,一方面日本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崇敬的心理,自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正宗传承者,日本对于满清入主中原拒不承认,同朝鲜(朝鲜甚至一直坚持使用崇祯年号)一道坚持认为朱明王朝为华夏文明的正朔。另一方面,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看穿了中华帝国的衰落和腐朽,对帝国皇帝贵族臣民产生了极端的蔑视心理。于是,日本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处理近代国际关系。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日本努力塑造自己文明开化的国际形象,严格遵守国际法律法规,运用现代的法理观念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努力维护国家权益,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在与满清帝国打交道的时候,则完全以传统的天下观来看待,认为日本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既然历史上蒙元、满清可以入主中原,那么日本也同样可以步其后尘,行使对中原百姓的统治权。如遇反抗,则以野蛮杀戮慑服之。日本把中国看作是古老的、落伍而不可救药的老大帝国,不具有现代国家的特征和基本资格,因此日本有权对中国进行征服、改造、治理,带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日本独特的思维方式可以使得两种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巧妙融合在一起而并行不悖。这种独特的现象曾经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他们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包袱皮思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称作是“木箱思维”。意思是日本人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变通性和适应性,没有固定的善恶标准和是非观念,一切都以自身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日本式思维具有狭隘、务实、灵活的特点,不像西方人的思维那样具有原则性和精确性。这和日本生存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四、日本对中国的错误历史观念误导其战略决策

日本战略文化的形成由来已久,但是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尤其是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其在二战中的战略决策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错误观念始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日本举国上下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日本摆脱受列强欺压的地位,加入列强俱乐部的开篇之战。因此,日本刻意进行了舆论宣传战,一方面向中国民众宣传这场战争是驱逐鞑虏、恢复华夏文明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宣传大汉民族主义离间汉满民族关系,挑拨广大汉族官兵和民众复杂的民族感情。[5]另一方面,向日本民众宣传这是一场关系民族生存的自卫战争,号召民众全力支持战争。同时,日本还向西方国家宣传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是关系到东亚走向光明还是黑暗前途的文明之战。日本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大大挫伤了清军官兵的士气,作战意志极大衰退,战场上一触即溃。日军占领区的中国百姓纷纷与日军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民众掀起了支援战争的狂潮。西方国家则纷纷站在日本一方,从舆论上、外交上给予同情和支持。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观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原来的畏惧、崇敬、猜忌一变而为极度的蔑视、轻视、敌视,将中国军队视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将中国民众视为愚蠢肮脏的未开化群氓,将中国政府视为贪婪腐败、强取豪夺的暴政。总之,从这时开始日本不再将中国视为泱泱上国,也不是东亚平等的伙伴,而是当作卑贱恶劣的下等之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列强的盘中餐。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不再称中国为中国或者清国,而是轻蔑地称为“支那”。日本以岛国的狭隘视野和心理,从骨子里蔑视中国,忽视了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发生的变化,忽视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进步,在制定对外战略规划中将中国视为案板上的鱼肉,任其宰割,犯了巨大的战略性错误,为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后失败埋下伏笔。

五、日本的传统文化影响日本的战略决策方式

日本的战略文化和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日本自大化改新至明治维新以前,一直实行的是类似西方的庄园封建制度,各地由大大小小的大名将军控制,天皇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为诸候任意摆布的傀儡。日本由于地域狭小,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各地诸候多因地制宜,实行适合本地特点的治理方式,因此形成了深厚的各具特色的自治传统。这和中国“大一统”的郡县治理方式有很大不同。明治维新以后,天皇亲政,但仍然是统而不治。来自日本中下阶层武士成为维新的核心人物,他们带来了本藩的治理经验和手段,在政治上表现为花样翻新的治国之道。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和针对不同对象的时候会拿出不同的方式手段。日本地方自治能力很强,地方官员多来自本乡本土,首先考虑对本地居民负责。这在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就是日本举国上下都有非常完善严密的政治组织,地方自治极其出色,保证了兵员、赋税的稳定来源,对居民的战争组织动员细致入微,对军人家属的照顾无微不至,为国家对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国家政治层面表现出来的就是建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天皇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天皇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以天皇为核心,在政党、军队、财界、商界、教育界等内部都成立了各种团体,他们对内政外交的主张各异,但是出发点都是维护皇权,加强日本国家力量,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只是在具体的策略手法上有所不同。日本各派力量根据各自的自治经验提出不同的治国方略。以日本中央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主张,各派头面人物轮番登场,像走马灯一样实验着自己的主张。各派力量在台前幕后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和角逐。据统计,日本在二战期间(1937年至1945年)光是军部内阁就更换了八届。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可以轮流试验各派政治主张的有效性的同时,可以保证国家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缺点是无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策的执行缺乏规划和协调,容易造成具体执行部门的混乱和无序。

六、日本在二战中的战略决策得失评价

二三十年代是日本政治演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日本在二战中的战略决策的酝酿时期。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不亲政,由首相领导内阁执政。首相由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元老推选,天皇批准。本质实际是由军部、派阀控制,天皇仅有形式上的决策权。在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军部对政权的控制日益增强,很多军部首领甚至直接担任首相,军人首相的数量日益增多。日本军部势力的增强也体现在操纵日本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尽管战争国策是当时日本政治的基础,但是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也影响了战争决策。日本军部主要有三大地方派阀,还有两大政治集团。三大地方派阀是萨摩、长州、关东派阀,这是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明治维新以来逐渐形成的主要地方军事集团,也是代表了日本主要战争政策的三大集团,其中萨摩集团代表了日本的南进政策,主要领导人有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山本权兵卫等人,主张海洋政策向南洋方向发展;长州集团领导人主要有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等,主张北上向苏联远东发展;关东集团领导人主要有统制派将领东条英机等主张南北并进侵华,从二十年代起,日本主张北上和南北并进的派系上升,主张南进的萨摩集团首先被边缘化,日本奉行亲西方的政策,推行大陆政策,利用苏俄内战首先出兵西伯利亚,开始北上,但是不久就失败退回。随后南北并进派抬头,主张先征服中国,再北上、南进,称霸世界。从二十年代末起加紧入侵中国的准备。但是全球经济危机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各列强为摆脱自身危机都觊觎中国市场,不愿坐视日本独霸中国。苏俄革命后使日本有北上企图,后来也因为经济危机中斯大林杰出的领导,苏联实力增强最快,并且与美国等列强缓和了关系而暂停。其南下的战略是直接与英美对抗,这些都注定了日本的国策与列强必然发生冲突,中国在二十年代与列强关系增强,尤其是与美德关系日益密切,日本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日本利用中国内战占领东北后受到各国普遍反对,被迫退出国联,建立满洲国应对,不敢直接吞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集团执政后,与英法美矛盾才使日本摆脱了孤立,但是却使日本陷入更严峻的战略环境。因为与欧洲的德意盟国遥远,日本要单独面对身边的列强。这时期日本的政治体现其统治阶级是反动的,也是狭隘无知的,他们没有看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依然盲目执行其南北并进的计划,不仅与列强和苏俄矛盾,而且与日益觉醒的中国矛盾,在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日本国内看,当时军队的两大政治集团是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除奸北上,要入侵苏俄;统制派主张全国动员、军部统治,两派实际代表了北上、南北并进两大集团,皇道派主要执行民粹和沙文主义,有民族精神,反对西方对日本的干涉,主张天皇亲政废除派阀政治。统制派亲西方和法西斯,与派阀和财阀、政客关系密切,更反动腐朽,执行南北并进侵华政策,要用总体动员和军部统治国家,凌驾于天皇之上,执行法西斯制度。在皇道派和统制派激烈斗争的背景下,日本也有林铣十郎等职业军官处在两派之间,奉行中立政策,既不倾向侵俄,也不积极反华,另外就是南进派,对皇统之争旁观。1936年皇道派失败,统制派获胜,广田弘毅执政,发布《国策基准》确立南北并进侵华政策。1937年初日本统治阶级要执行统制派的国策,林铣十郎组阁后中日暂时缓和,表面与中国友好,实际统制派依然积极在外交和军事上备战,这是日本盛衰的转折。在1937年7月,近卫文磨执政正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分析,如果日本执行北上政策会形成与德国联合攻击苏联的局面,有三分胜算;如果日本执行南下政策,英美忙于欧洲战争,有六分胜算;执行南北并进政策胜算为零。仅中国战场看,中国已经进步觉醒,就像毛主席对斯诺预测中日战争的结局那样,列强也没轻易坐视日本强盛吞并中国,乘机勒索日本渔利,而中国人民的反抗让日本也不可能战胜中国。要是再与苏联和列强都开战,结果可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无法征服中国,实际仅能分裂中国建立“亲善”政府掠夺战略物资,深陷战争泥潭。中日开战不久苏联就援助中国,美英也借机敲诈日本让其放弃侵占的地区。还没等征服中国,日本就遭到苏美英的夹击,被迫同时执行南进北上政策,如果日本从中国撤兵集中力量,不论南进或北上还都有些胜算,从后来对苏蒙的边境作战和太平洋战争情况看,日本南进有优势,即使中国派远征军支援,英美依然占劣势,日本能轻易控制东南亚,结果是在中国和南洋两条战线作战,而美英最担心的是日本攻占澳大利亚,日本要是把在中国的占领军调去攻占澳大利亚是完全可以取胜的。同希特勒结盟使日本在战略上与英美苏对立最差是被抛弃,而执行侵华政策却使日本陷入持久战消耗国力,只有真正中日亲善才能对日本有利。

[hr][1] 《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2] 1932年2月9日,日本“血盟团”成员刺杀了民政党的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淮之助。3月5日又刺杀了支持犬养内阁的三井财团最高负责人团琢磨男爵,制造了“血盟团事件”。3月底,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等人勾结“爱乡塾”等民间右翼组织,制定了推翻犬养内阁的政变计划。5月15日,以古贺清志为首的一伙青年海军军官于下午5时半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76岁的犬养毅首相。史称这次未遂政变为“五一五事件”。

[3] 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4] 《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5]日本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起草了《开诚告十八省之豪杰》。原文如下:“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 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原塞外之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皇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日本军以遂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