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武器专家好大喜功,致2.25捕歼战斗失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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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震惊, 不知道这位作者说的对不对,求证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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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在经历两天两夜的潜伏以后,目标在2月25日14时20分目标出现,距离350米左右。在经过比对确认目标身份,并获得前指授权以后,潜伏组长指挥两名射手进入射击位置,并在14时25分下达了射击指令。但狙击以失败而告终:使用79狙击步枪的一号射手和81自动步枪的二号射手总共射击了30多枪,从第一发弹在土地上溅起烟尘开始,目标在原地停留了整整20秒才反应过来并开始逃跑,随后又用了7秒左右的时间逃离射手的视野......目标最后被三支81自动步枪乱枪扫死——摘自《对2.25捕歼战斗中狙击失败的反思》

图:子弹落点溅起的烟尘

对2.25捕歼战斗中狙击失败的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刘进荣为首的地下武装团伙在海南猖獗活动了八年之久,以抢劫、勒索、绑架、杀人为生财之道,规模一度达到70多人。通过安插卧底侦察员等手段,使得刘进荣团伙的行踪暴露并将其引诱到指定地点以后,公安武警部门决定对刘进荣进行设伏狙击,首先除掉犯罪集团的首脑,然后再对其他团伙成员进行全面抓捕。事前的作战会议上,时任武警海南总队参谋长的张宝光明确强调要求“首发命中,一枪毙命”。这就是当年2.25捕歼战斗中,由海南公安厅长和武警总队领导直接领导的潜伏行动。

一:1993,失败的伏击

1991年10月,公安部将刘进荣犯罪团伙一案列为海南头号大案;1992年4月份,武警海南总队签发命令,针对该案按编制组建立特勤分队。10月份,武警特勤分队和全省机动部队陆续投入以捕歼刘进荣犯罪团伙为背景的野战生存、热带丛林捕歼战术、夜战、巷战、射击、观察、攀登、越野等紧急适应性训练和实兵演练。

1993年2月22日,张宝光带领特勤分队赶赴王下乡执行潜伏行动。特勤分队分为两组,潜伏组负责设伏狙击,机动组在后方待命负责支援。23日7时,八名潜伏组成员在下车后徒步4公里达到433高地。433高地距离目标所在的村落300米左右,地势较高而且视野良好,能够俯瞰全村地形;植被茂密,能够为潜伏小组提供良好的隐蔽。设伏地点比较理想,刘进荣反复进出的公路和桥梁完全暴露在潜伏组的火力范围内。

在经历两天两夜的潜伏以后,目标在2月25日14时20分目标出现,距离350米左右。在经过比对确认目标身份,并获得前指授权以后,潜伏组长指挥两名射手进入射击位置,并在14时25分下达了射击指令。但狙击以失败而告终:使用79狙击步枪的一号射手和81自动步枪的二号射手总共射击了30多枪,从第一发弹在土地上溅起烟尘开始,目标在原地停留了整整20秒才反应过来并开始逃跑,随后又用了7秒左右的时间逃离射手的视野。

狙击失败后,前指立刻要求潜伏组下山控制村落的主要出口,等待机动组支援。14时49分,前指和机动组达到现场,特勤分队在汇合后立刻对村落进行突击,展开对刘进荣的搜索行动。15时40分,特勤分队在村落一公里外的深沟灌木丛中发现刘进荣的藏身位置;16时15分,在刘进荣被三支81自动步枪乱枪扫死后,捕歼战斗宣告结束。

二:射手违背精确射击原则的行为

从当时拍摄下的录像和后来的相关资料看,射手违背精确射击基本原则的行为是导致狙击失败的直接原因。使用79狙击步枪的一号射手采用立姿射击,左手握住一根酒杯粗细的树干,并将步枪架设在左手手腕上。

如果不考虑掩体等情况,立姿虽然暴露面积最大,危险性最高,但也是动作方便受限最少、反应速度快的射姿,因此拥有最大的火力压制范围;但它的稳定性,尤其是无依托射击也是所有射姿中稳定性最差的,即使是射手采取各种办法弥补之后也是如此——比如将支撑的手臂收拢,把肘部靠紧在胸廓表面。实际上除了运动过程中或者是正在进行自卫还击等应急情况,立姿无依托射击都是很少见的。

一号射手通过握持树干形成了一个简易依托以改善立姿射击的稳定性,但其效果是比较有限的。首先是这根树干本身就很不牢固,在视频中可见明显的晃动;其次步枪和射手左手、手腕之间完全没有约束措施,因此在伴随着射手呼吸、维持站立平衡等因素引起的细小动作过程中,步枪也始终在射手的手腕上滑动。后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有技巧的使用枪械背带缠绕手掌和手臂、以至于依托物来改善,绷紧以后的背带会对人体和枪械形成有力的约束,足以将枪械的晃动减少一半。

虽然79狙击步枪的附品中就包括了背带,但一号射手在这次行动中并未使用。这主要是因为在道路狭窄难行的丛林中,射手在背负长度较大、枪口部分造型复杂的79狙击步枪行进时,枪械一定会频繁的与植被产生钩挂拉扯;不仅阻碍行进速度,而且非常耗费射手的体力与耐心。但即使是手持枪械行进,没有稳妥缠绕收束好的背带一样会特别碍事。因此仅从携行功能看,这次行动中取消背带是最佳的选择。

一号射手对待狙击步枪背带携行功能的否定态度和不少西方狙击手有类似之处,但最终对背带使用的选择却不相同。很多西方狙击手(本文中“狙击手”指经过专业训练,具备高级射击理论修养和技能水平的射手)认为使用背带携行枪械是一种“懒惰”的习惯,一旦遇见需要突然射击的情况,姿态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足以让射手失去即时反应的能力,真正派上用场的时候很少。但从充当提升射击稳定性和精度的重要辅助工具这一角度来说,背带又是一件难以或缺的工具——这就足以抵消它的所有缺点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这样的立姿简易依托条件下,要求确保对350米距离上的目标实现首发命中、一枪毙命的要求,都已经苛刻到失去了合理性。从视频中看,弹着点离目标并不很远——如果不是以狙击手,而是以普通的特等射手的身份来看,一、二号射手的射击技能已经是出类拔萃的水平了。甚至可以说,即使是找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侦察排的狙击手,要他在相同的射姿和依托条件下完成这样的任务也只能靠运气来蒙。

三:战术安排的失误

进一步说,射手的射姿选择被当时的战术安排所限制——射手在指令下达并进入射击位置以后,瞄准线高度受限制于植被的遮挡无法降低,只能采取立姿。实际上这种困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植被茂密的亚热带丛林中,泥土、树枝、藤条到处都是,取材加工并没有难度。潜伏组当时有八个人,潜伏时间超过48小时;完全有人力和时间构建一个隐蔽且视野良好、能够使枪械获得稳固依托物支撑、射手采用坐姿甚至卧姿观察瞄准的双人狙击阵地。

最后,大俯仰角下的射击需要射手对弹道进行相当大幅度的修正,所以正常情况下狙击手在选择阵地时往往会尽量的避免这一点。即使是受限于视野等因素不能避免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必须尽量避免单纯的理论修正计算,而是至少要按照相同的角度、距离进行试射校枪。笔者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次行动之前特勤分队并没有寻找相似地形进行实弹狙击演练,否则射手不能确保命中目标的情况早在实际行动开始之前就会得到充分的暴露。

战术的真谛在于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说穿了就是持强凌弱;即使是所谓的以弱胜强,也是建立在局部关键环节上形成我强敌弱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将之扩大到整体层面的结果。从战术安排的合理性来说,指挥者必须尽可能的隐藏、弥补己方的缺陷和弱项,不断累积、扩展己方的优势;并设法占据主动地位,以我方之最强打击对方之最弱,获得最大的取胜可能和最小的风险、代价。提前一年抽调精锐人员组建特勤分队进行针对性实战训练,正是这样一个从人员素质、训练配合水平等各方面前期累积战术优势的过程。

但在这次伏击中,潜伏组没有能够将情报、兵力、准备时间等诸多方面的前期优势累积扩展到任务执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射击环节,直接导致了狙击失败和目标逃窜。在战斗准备方面对狙击阵地的构筑当为、可为而不为,在战斗构想方面,对射手达成目标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应该预见、能够遇见而没有预见;这是对于自己的缺陷和弱项毫无自觉,也就谈不上弥补和克服,属于难以推脱的战术指挥失误。

从整体行动上看,在整个2.25捕歼战斗中,除了狙击行动的失败以外,其它部分都完成的较好。这与特勤分队的基本水平是相对应的——这毕竟是在高层的巨大压力下,以全省之力抽调精兵强将集训,针对性准备了将近一年的精英队伍。在这样的条件下,潜伏行动中仍然出现非常低级的失误,和我国愚昧落后的传统枪械文化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从上至下的精密射击意识匮乏,这才导致接近一年的集训中都未能及时发现技能训练和科目安排的严重疏漏,最终在实战环节上导致狙击了失败。

四:我国的传统枪械文化

我国传统历史上没有理工科素养可言,文化主流一直被文人所把持。文人习气的流毒并未随着五四觉醒运动和建国后历次反封建反迷信活动所去除,即使是涉及到枪械和射击领域也没有丝毫的收敛。各种明显超越人类生理极限和枪械的机械、光学性能水平的英雄事迹不绝于耳,它们或是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被放大吹嘘,或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妙笔生花。枪械文化也因此成了武侠甚至仙侠文化——或者不加修饰的说,吹牛逼文化。

笔者很难用自欺欺人以外的成语来形容这种现象。被这种皇帝新衣式的宣传愚弄的绝不仅仅是普通的社会群体,一样包括了所谓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有的是被正向愚弄,有的是被反向愚弄罢了。

1993年的狙击失败,就是部队被正向愚弄的典型。在欠缺完整理论基础和高级专业训练的特等射手群体中,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能够依靠苦练的基础射击技能和经验,在固定场地和简单环境下完成近距离甚至中距离上的表演把戏,让各级领导、外宾、记者纷纷竖起大拇指激动的大声连说“OK”。如果说这种洋溢着正能量的欢乐场景勉强还有几分真材实料做基础的话,那些三观正派的宣传新闻和作品更是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射手们拿着粗制滥造的国产枪一次又一次在狂风骤雨中准确的命中400米外的硬币、打中800米外的牙签、在强劲的多变山风中命中1400米外的胸靶。

欺人者必自欺,长期以来的自娱自乐和麻醉宣传使部队自身也丧失了分辨能力,真的以为自己那些低水平的射手和装备无所不能,枪响必中。不幸的是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实在是缺乏爱国主义素养,三观不正又负能量满满;以至于一旦面对复杂的实战环境,在角度、距离等关键因素出现大幅度变化,射手对于观察、测距、测角、修正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已经超出直觉经验所及后,我国这些花架子训练成果就会像筛子一样无处不是漏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93年这样精心谋划长期准备的行动中,不要说400米外的硬币和800米外的牙签,就是对350米外的立姿人体静止目标,两名射手打了几十枪居然还让人给跑了。当然即便如此,在宣传上仍然是很可以补救的,比如《武警海南总队“2.25捕歼”战斗纪实回顾》纪录片中,义正言辞的女声解说表示:“狙击步枪手XXX向距离约350米外的目标刘进荣脚下鸣枪警告”。颇有当年“我军转进千里,共军追之不及”的风采。

图:直到多年以后,在宣传上才承认当时的目的就是要一枪毙命

而从反向被愚弄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我国的狙击步枪设计师,他们清清楚楚的看着自己产品的真实性能是如何在宣传过程中经过一步步的粉饰、渲染、吹嘘,达到连他们自己都根本不信的程度。基于这种在国内养成的对于精度指标宣传的真伪判断经验,直到21世纪出国参与竞标并惨败之前,他们都一直认为国外枪械的优秀指标不足为凭、更不足为惧——“肯定也是吹出来的”。

然而无论是从正向还是反向被愚弄,都离不开一个内因:就是被愚弄者的不学无术。

五:国内对于精确射击认识的长期落后

狙击步枪的精度自何而来?当然不是什么人枪合一之类充满人文色彩的扯淡说法,除非拥有隔空控物、未卜先知之类的特异功能,再好的射手也不能用一只垃圾枪打出稳定的好成绩。对于狙击步枪来说精度就是弹道的高度一致性,而这需要每一发弹药的状态,枪械机构在每一次射击过程中的运动特性,瞄准镜光学结构的状态——包括射手眼睛与瞄准镜的相对位置等各种方面,都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

弹道的高度一致性就意味着可以射击的结果可以准确、可靠的重复,而射击结果可以准确、可靠的重复,则意味着射手可以可靠的预测下一次开枪后子弹的弹着点,并在此基础上精确的修正瞄准过程,然后扣动扳机命中目标。西方的狙击手有一种高级技巧训练,就是要求在整个射击过程中,尤其是枪械后坐引起的瞄准镜视野跳动过程中,都努力保持对目标的观察;在射击之后立刻将自己预计的弹着点告诉观察手记录下来,并与实际弹着点进行对比。经过长期的反复预测与修正训练,狙击手能在开枪之前对弹着点获得惊人的准确判断能力。这就是普通人眼中所谓人枪合一神奇枪法的真实面目,它虽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但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很遗憾的是,我国在非常长的时间以内,不要说部队那些低水平文化基础的射手,即使是枪械设计师对此也毫无概念。翻阅国内90年代的弹道学文献,可以看到这样的陈述:“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枪弹弹道一致性试验方法”。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弹道一致性试验也是采用单发武器发射,且规定密集度较好的枪弹装配于单发武器”的规范标准,国内甚至只能说“我们没有仔细地研究这种试验方法的理论依据”。

从历史上说,国内这种对于步枪弹道一致性的轻视来自于装备水平的落后。从建军之日起,武器装备性能简陋落后的窘境就像附骨之蛆一样困扰着我军。这种局面一方面使我军在战术选择上倾向于利用各种外界条件削弱对手的武器性能,比如夜战、近战;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士气和凝聚力,在政治宣传上反复宣传人的因素决定一切,武器性能只是次要方面。

在战争年代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对的,但在新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以后,这种战争年代政治宣传形成的将人与武器对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标准就成为了灾难。学过马列的人都知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二者协调就能相得益彰;但二者彼此矛盾就必然互相掣肘。而认识水平和装备研制的关系也是相同的,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必然会在装备研制需求上的把握失误;或者在性能指标的论证上出现畸形,使研制出来的装备性能低劣不堪实用,或者根本就不能及时提出新型装备的研制要求。

六:79狙击步枪,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

基于这种背景,我国的狙击发展历史也就很好理解了。2.25捕歼战斗中一号射手使用的79狙击步枪,是我军装备的第一型狙击步枪;它是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在参战部队付出较大伤亡代价后的强烈要求下,根据缴获的苏联SVD步枪测绘仿制而成(后来改称为85式狙击步枪)的产物。从重庆296厂仅用半年时间就基本仿制成功来看,制约我国长期未能研制出狙击步枪的原因不是工业能力强弱问题,而在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不愿意正视先进武器的作战效能。

21世纪后出版的《中国战术史》,或者更应该叫做《中国步兵战术史》,是一本充分反映了我军思想落后领域的原生态著作。该书在花了整个章节的篇幅扭曲恩格斯“技术决定战术”论断的同时,把强调高技术装备军兵种和作战方式在现代战争中重要性的观点一概斥之为“唯武器论的观点”,囊括了海军、空军、坦克、核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武器。而不出意料的,对于人的因素该如何发挥,该书除了一堆政治宣传口径的八股腔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可以说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反应了为什么在某些领域,以低技术装备为主部队的认识水平长期上不去:把持理论研究的某些军装文人,他们没有理工科素养,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理解生产力发展对于军事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和探索生产力进步下的军事发展,而是花在了宗教辩经式的政治麻醉宣传上。时至今日,这种恶劣的风气仍然是阻碍我军战斗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979-1980年的实战经验,包括越南SVD步枪射手造成的我军伤亡,以及79狙击步枪交付使用后的战果都对我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79狙击步枪从试生产2批到紧急追加第3批,再到定型批产装备全军,完全改变了我军的枪械体系。然而苏联在研制SVD过程中的依据,包括在苏军建立在二战中系统的狙击经验、理论,以及德拉贡诺夫这样具有专业射击教员资质的枪械设计师,都是我国所完全不具备的。更明确的说,我国仿制SVD步枪并批量装备更多是硬件上从无到有的突破,软件上仍然是缺失的,整个系统并不完整。从这个方面看,1993年2.25捕歼战斗中的狙击失败,有着充分的历史必然性。

视频资料:

《特殊使命》纪录片第八集“海南除霸”(有完整的狙击失误镜头)


本文内容于 2013/9/6 5:27:22 被tiantianzaici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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