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凌迟时被割3543刀 死后近万人哄抢人肉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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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图为袁崇焕 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网,作者:佚名,原题:《一个民族的痛: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 从感情上讲,在我心目中,袁崇焕是最值得宣扬的战神,以其文官出身(曾国藩也是,但是属于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对内镇压是能手,对外抗敌则是软蛋),却韬略激荡而胸藏十万甲兵(北宋范仲淹也曾以文官领军征讨西夏,强悍的西夏军竟不能挡,自视甚高的西夏王元昊称其

核心提示: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袁崇焕凌迟时被割3543刀 死后近万人哄抢人肉食用

(图为袁崇焕 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网,作者:佚名,原题:《一个民族的痛: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

从感情上讲,在我心目中,袁崇焕是最值得宣扬的战神,以其文官出身(曾国藩也是,但是属于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对内镇压是能手,对外抗敌则是软蛋),却韬略激荡而胸藏十万甲兵(北宋范仲淹也曾以文官领军征讨西夏,强悍的西夏军竟不能挡,自视甚高的西夏王元昊称其胸藏十万甲兵、韬略过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但范仲淹却以其孤傲而备遭排挤,不久即被贬官流放,虽身怀大志却不得伸,不过登楼临水一叹,且把胸中韬略激荡沉寂于眼前死水微澜,只将接天碧波万顷升腾为笔下书愤淋离,只留下《岳阳楼记》余世,终其半生只能是泛舟湖上、终老山林,与袁崇焕的坚忍不拔、隐忍伸志相比,范仲淹的过于孤傲、不和与世,导致其报国之志只能是空谈。

须知明朝军队外出作战,向来是太监担任监军随行,基本上讲就是天天在一帮阉党的裤裆下面钻来钻去,凡事都要唯太监马首,要“早请示、晚汇报”,否则动辄就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杀头贬官,而崇祯皇帝尤其多疑,喜好刚愎自用,满朝的文武大臣不是杀就是贬,没有一个能顺眼的人,基本上换了几波人,以致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崇祯一生中只相信的就是身边的一帮内待太监,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死报国的毅力,象范仲淹那般孤傲,袁崇焕绝对坚持不到第二天日出,只能是有头睡觉、没头起床。

袁崇焕投笔从军之时,已是内忧外患之世,明朝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已是千疮百孔。以其文弱之身,上事自用之昏主,朝野又遍布奸党压制清流,居然能在乱世上崛起,投笔从军而重整山河,收关外流民,铸金城汤池,整老弱之师,引十三门佛朗机巨炮(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果敢从国外引入新式武器),击一代雄主努尔哈赤于马下(致其不久伤重不治而亡),却皇太极十年徘徊于关外,而不能奈何。数十年间纵横辽东,而无人能敌。以明之积弱,与汉唐之强盛相比,袁崇焕能有如此功绩,远非卫青等人堪比。

虽终陷于范文程反间计得逞,可恨朱由检一小儿昏主,自毁长城、自废武功。自袁崇焕死后,山海关内再无人能堪此大任,终致大明国破族亡。只要范文程阵前一句话:你们只要看看袁崇焕是何等下场?便致诸明军大将下旗称臣,倾刻间三军俯首。

公元1643年,李闯攻入北京,朱由检急命崇焕手下大将吴三桂入京勤王。然吴三桂坐拥八万关宁军(为明军之最精锐武装),却按兵不动,只等明朝灭亡(并非为吴三桂平反)。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前,身边只余一名太监陪同。要怪,只能怪崇祯自己。

当年李自成屡战屡败,只余百人而遁入车厢峡中时,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下,闻陕西、河南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官吏仍横征暴敛,以“辽饷”为最重(即征讨辽东之军费,实际上根本没有用在征辽上)。于是李闯大喜过望,一拍大腿之下大喊“机会来了”。此后数月,李闯军一路收容饥民扩军,由百人迅速扩充至五十万余,最终成了气候。最终当李闯军攻入北京城,打开崇祯皇帝的银库时,李自成惊呆了,天天在喊穷的崇祯皇帝,根本不穷,征来的“辽饷”都躺在了仓库里,直堆到了天上。

“崇祯跌倒,自成吃饱”。如果这些银库里的银子都用在了征辽上,恐怕袁崇焕早就横扫关外,一直打到韩国釜山了。须知袁崇焕是省吃俭用、到处筹措,才积攒了少许银两,跟葡萄牙换来了13门佛郎机巨炮的,如果崇祯扫扫仓库底,恐怕都能让袁崇焕屁股流油了,何必到处去化缘,只需买来百十门佛郎机,管叫不识热兵器厉害的努尔哈赤蛮子全军履没。而正是这13门辽远城墙上的巨炮,让努尔哈赤辛苦一辈子积攒起来的军事家底,几乎全部拼光了。实际上传到皇太极手中的,已经是个烂摊子,重新白手起家的皇太极无奈,最终选择了重用范文程等汉族文官,于是就有了硬的不成软的来,就有了近乎弱智的“反间计”的再度出现。

公元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华夏山河再遭劫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尸横如山之下,没有人记得袁崇焕。直到清帝三世后,乾隆皇帝再度翻开明史,感慨其报国之忠、功业之伟、身世之悲,遂公开此间内幕。世人方知崇焕乃华夏民族真英雄也。

史传:明朝法度严明,有“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一说。明太祖朱元璋感觉重罪的刑罚不够重,比如“凌迟”一刑。古之法度,凌迟有六六三十六刀及360刀两种,多以简单取36刀结果性命,即六六三十六个洞之说。。而要刮360刀,则需要用渔网网住人,取刀一片片的将从渔网鼓出来的人肉割去,直至360刀人断气为止。而朱元璋仍感觉不够,觉得至少要刮3600刀才够解恨,但当时的刽子手,没有一个能做到,因为刮不到那个数,人就已经死了。后来擂场比武,终于有一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整整刮了3543刀后,离3600刀还差57刀的时候,这个骂声不止的犯人终于断气了,创造了当时的大明律最高纪录,于是《大明律》后来有了新规定:凌迟最重之刑,要刮3543刀,而这个纪录,后来再无人能打破。

明史载:崇焕行经法场前,刽子手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极痛恨辽东靼子,而更恨汉奸行径,于是有钱的捧钱场,富户们大把扔钱向刽子手行贿,竞价争买崇焕之肉“生”食之,没钱的捧人场,穷人们争相从刽子手手中抢来崇焕之肉生食之,一块肉往往又被争抢撕扯成数块,整个场面直比一场“人肉大拍卖”。至法场时,崇焕已气绝,骨肉无存,只余一首(头颅),崇祯皇帝命将其首传视九边(长城上的九个边防关口),以此震慑边将,以禁效尤。

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在中国几千年的谋略兵法中,“空城计最无奈,反间计则最可耻,也最弱智”,但恰恰反间计却屡屡得逞。在反间计得逞后的一年多里,崇祯皇帝命厂卫严审袁崇焕,但是前后查了一年多,在明朝刑罚手段空前发达的条件下,虽百般重刑之下,各种刑罚手段用尽,袁崇焕却矢口不认其罪,东厂的一帮狗子们拿他也没有办法,上报皇帝定夺,崇祯到了还是一个“凌迟处死莫须有”。袁崇焕只余下的的头颅传到山海关,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等袁之部将都看到了。

在诸多明军中,袁崇焕身后留下的辽远边军,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此点从吴三桂的关宁军从辽东一直打到缅甸即可见证。当年八万关宁军从辽东打到云南时,只余下了四万人,南明皇室逃入缅甸寻求庇护,清廷交涉但缅王不从,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吴三桂最终亲率四万关宁军,穿越茫茫缅北原始丛林,沿途疾病、饥饿、蛇虫鼠蚁之下,只余衣衫不整的两万人最终走出了原始丛林。

而正是这仅存的两万人,面对缅甸举国动员的几十万大军,面对从未见过的象军,关宁军一击之下即全歼缅军,迫使缅甸臣服并交出南明皇室,吴三桂报仇心切,随即用弓弦绞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而数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十万中国远征军再度进军缅甸,来回两次穿越缅北原始丛林后,十万人只余下两万人,且大部辗转撤到了印度。但是正是袁崇焕身后的这支军队,后来却成为了满清入关的前驱之师。

李闯包围北京,崇祯命三桂入京勤王,吴三桂回旨也答应了,但是实际动作十分消极,直到北京城破,关宁军还在路上散步,此后的历史人人皆知,吴三桂反反复复,先归大顺朝,后降满清,数十年后又掀起“三藩之乱”。后来野史戏说,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不是想为吴翻案。换了谁是吴三桂,看到其主帅忠君报国一生,却遭凌迟处死后余下的头颅,都会有想法:明朝,该亡了。

吴三桂纵容绥靖李闯攻陷北京,坐视崇祯自生自灭,情理之中,也应该;后来引清军入关,则不应该,是卖国汉奸行为,但是这两者前后还是有历史因果关系的。前者,吴三桂为其主帅的冤死抱不平,坐视不理,属人之性情;但袁崇焕的反面典型,碰到吴三桂顾虑自身利益狭隘自??会象袁崇焕一样忠君爱国到任人宰割,顾及到自身利益,必然会降清投敌,而且大顺军及李闯王的失误,也是导致吴三桂降清的直??,将八万关宁军精锐拱手送给了满清。

吴三桂是狼,但袁崇焕用人心切,自是十分赏识重用其才。从某种程度上讲,袁崇焕死后,真正能与满清抗衡的,也只有吴三桂,只有他的关宁军能与满清决死一战。袁崇焕生前,把吴三桂用在了报国忠君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卓越才能,关宁军的声威大振要归功于袁崇焕的识人之才;而在其死后,已有前车之鉴,丧失了主帅导引正途、压制狼性欲动之下,吴三桂犹犹豫豫中在寻找机会,只是顾忌家人被崇祯全部扣在京中而不敢有所动作,但在他体内狼的本性逐渐开始显现,在抵御满清的动作上日渐消极,此点被范文臣尽收眼底,范文程明白;吴三桂绝对不会甘愿成为袁崇焕第二。

与皇太极相比,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不重视汉族文官谋略的教训,大胆起用了范文臣等一大批汉奸文士,可以讲皇太极用对了一个人(范文臣),之后又害倒了一个人(死对头袁崇焕),同时也为日后策反拉拢吴三桂等明军将领埋下了伏笔。皇太极死后的明清对抗态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全倒向了满清,作为皇兄的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顺手牵羊而已。

在袁崇焕诸多能征惯战的部将中,最终两极分化,少数人未降清而坚持效忠明室,但大多数最终选择了投靠满清,成为了满清后来入关的前驱走狗。但是在辽远军中,无论降清与否,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爱戴的主帅--袁崇焕是汉奸。在其未降清的部将中,有一人后来为袁崇焕修建了衣冠墓,并世代相传为之守陵,起到今天,已是十几代人之后,其后人依旧在为袁崇焕守陵。袁崇焕的衣冠墓而今已隐没于市井小巷之内,香火廖落车马稀,少有人知道。

前年中央台曾报道过袁崇焕部将的后代,为其世代守陵的故事,至今其家族传承,到了目前的一代人,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然仍坚持不懈,经常为其扫墓敬香。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慨泪下。正是这个华夏民族的英雄,使得他的死对头,满清皇帝乾隆在看到其史实后,也不禁为之感慨,最终下旨为其平反,这段尘封百年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一幕千古冤案才得平反。

在睿智的历史老人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无知天真。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袁崇焕一个区区的辽远边将,以其孤弱之躯,为国家安宁和百姓福祉而粉身碎骨,终身立志报国忠君却横遭血冤。

商王武丁也好,卫青、霍去病也罢,换成了袁崇焕所生的年代,未必能做出那般伟业。岳飞也曾遭受千古奇冤,但岳飞死时,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冤屈的,至少他不会入地狱了,遭骂名的是秦桧。而袁崇焕却沉冤百年,只到统治者良心发现,否则便要沉冤万世了。

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积淀,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怀念武帝刘彻、李世民、朱棣这些强势君王时,我们也应记住卫青、霍去病这些彪炳千秋的一代名将,同时我们更应记住袁崇焕这样人文悲剧。不要只记住那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崇祯小儿,不要只记住“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更要记住那3543刀之痛。

华夏民族本是一个极其坚忍的民族,坚忍的民族心性之下乃是遇强则强的无限潜力,每当这个民族陷入危机之时,便有无数仁人志士挺立而出,怀抱“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的精神,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力挽狂澜于既倒而砥柱中流,使得华夏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而传承至今。但正是一个反间计之下,无数的自毁长城、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周而复始的重复上演。

袁崇焕,一个不是战神的“神”,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

袁崇焕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最终他下了地狱,一下就是直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一下就是百年,百年中被亿万国人骂为汉奸,似乎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世不得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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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两个中央集权制王朝,也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两个朝代。在这两个朝代统治中国之时,欧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朝代刚好赶上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动的卷入了世界的滚滚大潮中,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已经不可避免。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中国的第二个异族王朝,对于明清两朝的评价,可谓争议极大。本来在民国时期,钱穆、吕思勉、翦伯赞等史学家对清朝的评价普遍较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更是直言满清是中华沦亡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为代表,重新涌起了一股“满清学”热潮,之后不仅清宫剧、辫子剧满天飞,还出现了用历史正剧的手法歌颂清朝皇帝的一系列电视剧(如《康熙王朝》),以阎崇年、二月河、袁腾飞为代表的“知识传播者”更是极尽“褒清贬明”之能事。可以说,“褒清贬明”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愈演愈烈的演化趋势,令人甚感“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

我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做不到史学家那样详细的数据比较。但对于明清比较的问题,我个人有自己的看法。两个朝代的比较,不仅要看制度、君主、和人口的表现,更要看到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其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的贡献,其在历史潮流中是进步还是退步。明朝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柏杨更是直接说明朝是中国的“大黑暗时代”。清朝,则被很多人看做昏君最少、政治较清明的朝代,尤其是前期“康乾盛世”的辉煌,令很多人对于辫子、旗袍和马褂的抵触情绪大大减少。柏杨甚至说清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是这样吗?我想,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探讨明清两朝各自的历史地位,只有弄清了各自的历史地位,才能够说清楚两者的优劣。而想要看清两朝的历史地位,就必须与整个世界有机的进行联系,决不能只看君主的表现,否则我们就成了探讨帝王家事的道学家了。

明朝的历史地位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个王朝。为何?它夹在了两个异族王朝(元、清)之间,它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可偏偏它在推翻一个异族王朝之后,又因内部的动乱被另一个异族王朝接替。因此,满清对于《明史》的修订,其可信度是要大大令人怀疑的,从明亡后士大夫们对满清的不屈抗争,以及清初文人们对于大明的怀念之情,似乎都很难说明朝是个多么令人痛恨的王朝。

《明史》中最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记载。当代许多“学者”在“褒清贬明”之时总喜欢将朱元璋文字狱拿出来,对明朝进行批判。但经过一些人的考证,朱元璋文字狱所杀的人,有很多都活到了朱元璋去世之后!这就令人大跌眼镜了,既然朱元璋都死了这些人还活着,那么朱元璋是如何杀掉这些人的呢?看来,所谓的“朱元璋文字狱”,基本属于子虚乌有,我个人认为这是满清为自己的文字狱进行的“无罪辩护”。

清修《明史》,主要依靠的是前明投靠满清的毫无气节的东林党旧人,他们作为东林党中幸存的渣滓,自然对于不重用东林党人的明朝皇帝大加批判之能事。而朱元璋,因为对于官员贪污的痛恨,以及官员俸禄过低的制度,都遭到了这些小人们的一致反感,因此用文字狱嫁祸朱元璋看起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简而言之,《明史》的修撰者,堪称历代修史工作者中素养最低、气节最差的一群人,这样的人修出来的史,怎么能偏听偏信而不加以考证呢?柏杨先生德高望重,却在这一点上过分相信《明史》,过分主观了。

明朝的历史地位,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判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世界地位与对外态度,不将这五个大方面进行综合的考量,就难以对其历史地位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首先是政治,明朝政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顶峰,这是没有问题的。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绵延千年的丞相制度,从此皇帝直接面对六部;又设了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又利用司礼监的分权,对内阁进行了制衡。可以说,内阁、司礼监和六部的“三权分立”,再加上东厂、锦衣卫的特务监督,更加有利于皇权的集中,以及皇帝个人的大权独揽。

但是,明朝不仅是中国皇权的顶峰,也是皇权开始衰败、甚至陷于崩溃的时代。在明朝中后期,皇权与六部出现了巨大的矛盾,而六部又与内阁出现了矛盾,司礼监的居中调解作用逐渐荡然无存,反而变成了火上浇油。万历皇帝因为国本之争而长期不与大臣见面,导致“无头政治”引发的国家组织能力的迅速衰败。他与张居正的矛盾,更是又将皇权与内阁首辅的矛盾摆在了桌面上。可以说,朱元璋为他的子孙后代所奠定的这套政治制度,到中后期已经出现了对于皇权的严重干扰:当皇权直接面对六部之时,必然会遭到言官的大肆阻挠,而内阁和司礼监的居中调停一旦失效,反而会陷入与六部的新矛盾而不能自拔。整个统治上层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能力和国家组织能力的大幅度下降,而皇权表面上仍然高高在上,但实际已经不可能乾纲独断了,皇帝只能通过气急败坏的廷杖等残酷手段来收拾大臣,但这样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助长大臣们的嚣张气焰。如此周而复始的矛盾,令明朝中后期的皇帝越来越厌烦了皇帝的责任,明朝之所以出现许多奇怪无比的“昏庸”皇帝,可以说是皇权发展到顶峰之后迅速衰败的必然结果。

经济方面,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明朝用自己的举世无双的工艺品来换取大量的白银。但正因为此,明朝将自己的经济命脉完全委之于外国市场,而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全盘退出,大商人开始垄断国家的对外贸易。明朝刚好赶上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1492年美洲的发现,令大量的白银被开采,并通过海上贸易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据统计,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占整个开采量的四分之三!这种对外贸易的“看似繁盛”背后,却是明朝的市场完全委托于外国资本市场,而政府从经济活动中的全盘退出,更导致了大商人对国家市场的垄断,从此政府的国家组织能力退化的就更加严重。

明朝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社会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小农并不代表落后,相反,在16世纪中国小农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占整个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因此小农经济堪称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心脏。但令人惋惜的是明朝统治者和精英分子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大量进口美洲白银来缓解国家的钱荒,而中国社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对于地方经济的全面把持。当江南地区发达的农业因为明朝的“国家重商主义”而被迫改为生产可供对外贸易交换的物品时,明朝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们的粮食生产只能依靠北方,而国家的组织能力却正在严重退化。

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将1567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明朝正式放开了海禁,从而大规模的白银进口成为了中国的国策。明朝以白银作为货币,将经济完全委之于外国资本,而当美洲白银的价值因不断上涨而突然开始贬值后,明朝的财政便日益陷入拮据状态。在1630——1640年代,因白银开采导致的价格革命终于在欧洲爆发,这种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明朝,承受了最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整个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刚好又赶上北方天灾、饥荒不断,南方因不产粮、又因白银贬值而无法从北方买到粮,整个国家都陷入动乱。此时东北的后金和西北的农民起义两相夹击,明政府的组织能力的羸弱就更加凸显,当崇祯皇帝想重新恢复经济命脉、逃离外国资本市场时,却已经太晚了。可以说,明朝不仅不是因为闭关锁国而衰落,相反,它是因为经济过度的对外开放,再加上组织能力的崩溃,才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文化和科技方面,应当说是明朝最赖以自豪的方面。虽然八股文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核心,虽然程朱理学已经发展成了假道学、阻碍社会进步的“无为”思想,但明朝中后期一系列的哲学反思堪称对于现状进行改编的诉求,从王阳明的心学要求“知行合一”、解放人性开始,再到李贽的“狂人”思想、明末顾王黄等人对于家天下制度的思考和批判、对于改变不切实际学风的思潮,都是明朝的专制统治进入高潮后开始崩溃的社会背景下,所能涌现出的高成就。明代四大名著的思想与文学熠熠生辉,而市民生活的兴起堪称明代的最大贡献,明代无论书法、绘画、诗词、戏剧,都浸透着市民生活的精髓、市民文化的优雅。科技方面更是不用多说,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强大的明朝海军所掌握的高超的航海技术,而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靠的是郑和所绘制的中国海图!这一点,布罗代尔曾经直言不讳:没有中国海图,西方的一系列冒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在中后期,明朝在医学、工学、农学、历法学等方面更是成就突出,西学东渐的平等交流也令中国的传统科学知识获得了极大的补充。可以说,明朝的科技水平虽然不如宋朝,但是对于中国被蒙元征服所破坏的生产力而言,实在是巨大的进步。

而在世界地位上,明朝实际还并没有落后于世界,这一点韩毓海先生说的也非常深刻。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从一片完全蒙昧和黑暗的状态下,依靠对于财富的掠夺欲望、以及投资战争的不断刺激下发展出的军商结合的新文明。在明代,欧洲这样的文明其实还在孕育中,欧洲相比于中国,仍然还处在混乱和落后的状态,这一点为很多西方学者认可。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欧洲在16世纪乃至17世纪早期,对于美洲、非洲等地的掠夺,还纯粹是赤裸裸的财富欲望,并不关系到知识与文化,这刚好反映出了他们的愚昧无知。郑和下西洋却在友好的环境中进行了许多有利于科学文化进步的采集,这对于《永乐大典》、《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名著的写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从明朝后期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所持的态度,从朱棣创建的神机营(火器)到后期对葡萄牙大炮的研究和制造,无不表明:明朝是一个总体上进取、开放、并在世界保持大国地位的王朝。

综上所述,明朝虽然的确有不少的黑暗面,比起汉唐乃至宋,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明朝作出的成就、明朝为我们带来的贡献,令后世中国人为之自豪,明朝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成就,完全当得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评价,大明本该无可争议的是中国最后的全盛、辉煌时代。

清朝的历史地位

明朝将皇权专制带上了顶峰,但又因经济的崩溃、国家组织能力的衰败,而导致皇权的衰败和崩溃。一切其实都在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大明灭亡的1644年,全世界已经开始剧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开始酝酿,具体来说,就是欧洲的军商结合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逐渐成形。明王朝本来应该是中国的最后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其实也已经做好了迎接剧变的一切准备,无论是思想界又一次的百家争鸣,还是各方势力割据争夺的大背景,都似乎预示着中国将以又一次“春秋战国”的形式来迎接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历史从来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次,满洲人想要的更多。

经过一系列残酷、血腥的接手,满洲人终于如愿以偿的通知了全中国,创建了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王朝。从此,中国人被迫抛弃了自己美丽的汉服,剃掉了头发,穿上了马褂旗袍,梳上了长长的辫子,并从满洲人的马头刀下以投降、臣服的代价换取了幸存。

当然,满洲人也算是两代人的辛勤经营下,依靠汉奸们的帮助,依靠明王朝自身的崩溃而意外地取得了中国的统治权。接下来,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中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如何看待康乾盛世?如何看待清朝?是否因为清朝有康乾盛世,明朝就不如清朝?我想,持这种历史观点的人,都是对道学家精神的继承——将中国历史全面等同于帝王家史。

诚然,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论个人素养确实都是学富五车。但康乾盛世所做出的社会贡献呢?整个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贡献呢?除了用红薯、玉米喂出的四亿人口,除了一部控诉兴衰的、还遗失了后半部分的《红楼梦》,似乎能讲的东西实在不多了。马克思说过,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从来都是历史的倒退,这句话一点不错。在我看来,清朝绝对是中国的黑暗时代,而且几乎是全方位的黑暗。

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诗句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万马齐喑究可哀。万马齐喑的社会,是如何造成的?这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对于思想言论的变态钳制,将明末好不容易由心学发展出的新思潮完全打压,对明朝的火器也不进行任何改进,更是用对自由结社的坚决打击,使得市民文化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

清朝入关以来,面对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矛盾,他们没有像明朝那样延续东厂、锦衣卫的特务统治,但是他们以满蒙贵族的民族压制统治来进行有效的国家统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朝复辟了自宋以来已经逐渐消失的贵族政治(八旗制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夏商周时期奴隶制度的回潮(汉八旗、包衣阿哈)。这些东西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历史的进步。

如果说明朝的专制皇权达到了顶峰,那么清朝的专制皇权绝对是顶峰中的巅峰。清朝直接把内阁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雍正设立的军机处更是让内阁权力形同虚设。清朝统治者采用贵族统治,以满蒙贵族对汉族士大夫进行极大地制约和打压,汉族知识分子很难进入权力高层。清朝的皇权专制绝对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除了皇太后,基本无人可以制约。

经济方面,清朝靠着明末引进的新型粮食作物而让人口大幅度增长,经济总量也因长时期的相对和平而继续维持着较高的水准,但是相比明朝,清朝的生产水平下降非常厉害,人口剧增导致的贫困也比明朝更为严重。更为关键的是,清朝统治者因为对自己统治能力的不自信,所以他们更加严格的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实在是从清朝才正式开始的。但清朝一方面闭关锁国,一方面又继续放任白银在国内的混乱流动。他们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根本没有看清楚,总以为是政治问题,因此他们避免太监乱政、避免党争,但终归治标不治本,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吸取明朝的教训,建立更加合理的财政、货币制度,他们继续将市场全权交付给商人和外国资本,因此清政府的国家组织能力仍然很快开始衰败。

清朝统治者自认为难以应付明朝皇帝都应付不了的那些复杂局面,所以他们所唯一能采取的方针就是“维稳”,这是清朝一切政策的核心。维持稳定就好,哪怕是僵化的稳定,只要满洲贵族的利益得到保证就行。因此,清朝将国家完全封闭了起来,他们不愿再知道外界的一切信息,他们只希望能够维持现有的稳定局面。所谓的康乾盛世,事实上就是一个以僵化、死气沉沉、创造力匮乏、全面落后于世界为代价而维持的静态稳定。这样的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尽管能够让满洲贵族和老百姓得到一时安宁的庇护,但终究不可能挡住剧变的到来。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朝的科技文化自然就出现了无事可说的沉闷状态。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红楼梦》表达了市民文化的最后一点诉求外,就只剩下无意义的乾嘉考据学。明朝留下的许多科技成就清朝都没能发扬光大,明朝带来的繁荣的市民文化也在清朝遭到压制而萎缩。而明朝的教训,清朝却根本没有吸取,对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没有任何改进,从而放任与生产脱离的大商人继续与地方豪强勾结,令小农经济生产力仍然局限于土地兼并的糟糕局面下。

清朝统治者面对数量远多于他们的汉族百姓,显得自卑和暴虐,但对于外部世界的新事物,却又表现出盲目自大与排斥性。康熙皇帝将西方知识当做自己的私学,却坚决禁止其流入民间,并打压重视科技创造的汉族知识分子,后期更是将传教士赶出中国。乾隆皇帝更不用说,他治理下的社会让马戛尔尼积累了“中国必败”的信心。清朝统治者这种几近变态的维稳政策,让整个社会在繁荣的假象下开始日趋衰败,而最为影响深远的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切实际的学风、整个民族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当然,清朝也并非没有功劳。清政府以派驻大臣的形式将西藏、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又以征服的方式将蒙古带进了中国,把由明朝创造的北方互市贸易确立下来,终于解决了农耕与游牧长期水火不容的矛盾,并维护了西蒙古和新疆地区的稳定(但是是以残酷的屠杀方式完成的)。与俄国的《尼布楚条约》虽然割了地,但总体上还是确立了大陆条约体系的基本精神,可以算是开创之举。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的确庞大,有1300万平方公里之多,仅次于蒙古人的元朝。但是评判一个王朝从来不能只看疆域,尤其是清朝积攒下来的庞大疆域到后期列强瓜分时,基本只剩下了北京城;而明朝虽然最鼎盛时也只有900万平方公里,但哪怕到灭亡时,还仍然为后继者保存了530万平方公里的本部国土。

因此从总体来说,我认为清朝有两分功,八分过。清朝的功,第一是在前朝基础上对疆域的确立,第二是摊丁入亩、废除贱藉等仁政,的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他们的过错呢?第一,用变态的思想言论钳制(如文字狱)大规模残害文人,导致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第二,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大肆毁书,破坏中华文化;第三,禁止满汉通婚,满蒙贵族共治,对汉族的民族歧视政策;第四,剃发易服让汉族衣冠风俗被强行改变;第五,以理学发展出的“道学”对人民和士大夫进行“奴才培养”,使得汉族人丧失了民族精神;第六,扬州、嘉定、四川等地的大屠杀近乎种族灭绝,令中国的生产力遭到大幅度破坏,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第七,对于科技的蔑视以及对于外界新事物的盲目自大和排斥,导致清朝在科技文化以及对世界的贡献方面,相比明朝是一个巨大的倒退,长期的严格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人民的愚昧和士大夫的空谈,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毫无了解;第八,在鸦片战争后不断的割地卖国,令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从此崇洋媚外的风气养成并难以改变(最为崇洋媚外的便是满清的后几个皇帝,偏偏最为自大和排斥西方的也是满清的皇帝)。

清朝以异族统治的姿态,宣告了中国一切社会剧变都变为了不可能。本来已经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硬是迟到了200年,而这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清朝统治者们用他们的暴虐和闭塞,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268年。

而与清朝相比,明朝在我看来却是六分功,四分过。明朝的功劳是:1推翻蒙元暴政,从夷狄腥膻中拯救中华,为汉文化的恢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明朝,那么现在中国早就变成蒙古或是满洲了;2大明王朝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期,永乐盛世的缔造令中国有了最后一次强大的文化输出,无论是郑和下西洋、紫禁城的营造、还是《永乐大典》的编纂,都是影响世界的大事;3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百花齐放,产生了影响世界的阳明心学,以及一系列伟大的思想;4明代科技发达,火器运用为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航海技术的高超影响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而工学、农学、医学等方面均步入全盛阶段;5明代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无论是诗词绘画还是戏曲小说,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6明代对于中国疆域的开拓与奠定功不可没(确立东北和西藏的统治,巩固对西南的统治,重新将丧失四百年之久的幽云地区、丧失五百年之久的河西走廊夺回到汉人手中),创造了与蒙古的互市贸易,从而解决了农耕与游牧的矛盾,并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令政府的行政能力达到了顶峰(皇帝不上朝政治也能正常运转)。而明朝的过错也不容回避:1文化专制政策仍然有很大影响,八股文的盛行约束了文人的创造力,皇权专制对文人廷杖造成的尊严荼毒;2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统治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3理学转变为道学使得道学家的不切实际的空谈之风盛行,严重影响知识分子的办事能力,而后期心学的盛行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泛滥,大地主阶级奢侈靡费,国家凝聚力大大下降;4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没有完善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而将国内市场贸易委托于大商人和外国白银资本,导致地方豪强兼并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的国家组织能力不断衰败乃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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