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 称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


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 称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

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包括村官的腐败。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

但农民们对村干部普遍和最大的愤怒,并非来自男女作风甚至性侵方面。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体的财产受到了村干部的不法侵占。

农民最在乎钱财被侵占

2011年初河南省纪委一项调研显示,2008年以来本省群众赴京或到省信访案例中,涉及农村问题的占73.2%;在涉及农村问题的信访举报问题中,因涉财问题引发的占88.7%。

当年4月1日起,河南省纪委在全省开展对农村涉财信访举报的专项治理活动,“惩治农民身边的腐败”。在这项为期半年的行动中,共有845名村干部和党员受到党政纪处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7017.2万元。

以845名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村干部和党员来计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额只有8.3万元。这既说明了村干部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村官级的腐败一般涉案金额不多,这跟村官职务低微,以及河南贫困农村多、资源相对较少有关。

河南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涉案村官们总有办法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全村老少都想要点好运气,但似乎这些村官的运气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当高速铁路修到三门峡渑池县洪阳镇时,村支书王某便伙同他人虚报冒领高速铁路占地补偿款及其他款项10多万元。与洪阳遥遥相望的英豪镇村民组长董某,也利用职权挪用村组征地补偿款以及赔青款合计83万余元。看来不是职务,而是机会,才是决定村官们捞钱多少的重要因素。该县的一位村主任刘某,相继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补偿款,共计上百万元,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而三门峡陕县张汴乡刘寺村会计赵开让,利用负责该村退耕还林专项补贴款的领取和兑付工作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记账的方法,连续5年贪污48.29亩土地的退耕还林粮食补贴款、劳务费补贴等共计47912.7元。

2011年4月9日,河南新野县上港乡政府被200多名农民包围了,他们高喊:“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吃饭!”他们所在村组的组长、会计将集体土地擅自转让给了别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费用不知去向。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组长、会计在当天夜里将部分涉案钱款突击分给本组群众,有些人闭口了。但县纪委在调查中,不仅证实该村组干部侵吞转让款确有其事,而且发现了该村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村委副主任、村文书5人也涉嫌非法将集体土地转让给私人作宅基地,获取转让款53.42万元的事实,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败原因,另一种视角

义马是三门峡全市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该市纪委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剖析村官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是“基层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长制,独断专行,“只要他不想让人监督,是无人敢监督的。农村监委会、基层群众的监督形同虚设、苍白无力”;三是“财务管理制度极不规范,村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记账方法不统一,账账不符、账款不符、有账无证、有证无账现象较为普遍”。

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政部门及专家学者对村官腐败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村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后果不严重,群众也不会上访,这个上面也知道。”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说,“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责任不在基层。上级要求乡村干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懒政’。结果就是:城里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乡下的所有坏事都是基层干部干的。”

村官的腐败往往从贿选开始。记者在豫西农村采访了解到,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贿选是一个普遍问题,区别只是贿赂的数额大小,东西多少。在小村、穷村,候选人给年满18岁的村民每人发几包方便面或两盒散花烟,或请选民去街上吃顿饭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给选民送2000、5000元钱,还有送羊毛衫的。

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一个球样。他干几年下台了,跟咱没关系。”农民看重的是即时性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手里的这一票有多神圣,也许就值两盒烟、两包方便面或几百元钱。此外,家族、血缘因素也影响选举。有的村里,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给一位愿意“出血”的候选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来投票,候选人就雇一辆面包车,把在市区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选举完后,再把他们送回来。

农村的优秀人才很少,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还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愿同流合污,有思想没钱,老百姓也不选他:“他没钱,不给我东西。”“近两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当村干部的很多。乡政府动员我们回去竞选,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支书刘铁刚说。6年前,刘铁刚是这个村的副支书,同时在外面搞实业。当时的支书年纪大了,乡里动员刘铁刚回村当支书。“书记鼓动了我两个月,我一再说,我在外面做实业,没有精力顾这一块。书记说你再不接村里就乱套了。实际上,刚接支书时,我还把实业也放弃了。”

在李昌平看来,好人不会主动当村干部,因为当村干部动不动就得违法。上级要求他们什么事都要干,却又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记者也了解到,在陕县,村支书的补助是一个月500来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坏人去选村干部,是因为他有了权,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要不干坏事,付出的成本怎样收回来?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出自西方话语体系,它用竞争的方式将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给撕裂了。你要当村干部,一定与黑恶势力结合,因为黑恶势力才有执行力,你当村干部不与黑恶势力结合能搞得了吗?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为如此,“扯什么‘行使权利监督村干部’都是没用的”。

曾经长期在河南开封市、兰考县挂职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也说:“人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反映,乡村社会结构歪曲了,村干部不出这些事,也会出其他事。现在大家随便说说的农村基层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民主,这个‘民主’是泊来的词,泊来的标准,泊来的目的,怪不得与农民无关了!”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影响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首次提出“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党支部有3名成员,分别是支书、副支书和党支部委员。这位委员还兼任村监委会主任,这是乡里要求的,因为他可以参加支部会议,“容易统一意见”。

村干部实行坐班制,每天起码要有一人值班。在豫西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常年不住在本村,而是住在县城、市区,有的在外开办企业,或经商做生意,村里有事时才回去。村民见到村干部的主要机会有两个:“一是让你掏钱的时候,二是换届选举时上你家里拉选票。”陕县张茅乡一位村支书说,他们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包括他和村长。问其原因,支书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一个月补助只有几百元,够干啥呀?”那村里的工作岂不受到影响?支书说:“反正都有手机,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近年来,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投资修路、修水、修电、土地平整、村庄合并,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救济、扶贫、“万名干部进农家”、“农家书屋”等,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它们也成了少数不法村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当了村干部,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待遇问题。在土地问题、林权、修建高速公路及建厂占地等方面,包括地面附着物的补偿、上级拔下来的补偿款等,村干部认为反正分给群众也不够分,就先把自己欠发的补助补齐了。陕县张茅乡清泉沟党支部副书记陈某、村主任赵某、会计张某3人,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24773元,用于冲抵乡镇欠发自己工资,给自己发放交通、通信补助等,直到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时,他们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痛哭流涕。

“乡里不管你咋干工作,他只给你布置任务,只要结果。”陕县一位村支书说,“前阵子,上面要求村里宣传十八大精神,弄各种宣传牌子,每个村花了2万来块钱。今年要求搞‘道德讲堂进乡村活动’,每个村要花几千元,现在还没结束。最近县政法委又要求我们搞‘平安建设’,村村装摄像头,建网络。”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当过10几年乡镇和区级干部,现在还经常往乡下跑,很熟悉农村情况。他说:“农村低保的名额往往被村干部的亲属顶了,真正应该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某乡镇搞过扶贫包干,每个干部包一个村里最穷的百姓,两年内让他脱贫。村干部不选最穷的百姓让干部包,而是选个条件不错的。他们说:‘如果两年后他脱不了贫,你们领导也下不了台呀!’”

村干部的腐败,给留守在农村的孤老妇孺本来就贫穷难熬的生活雪上加霜。何慧丽说:“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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