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陈诚:汉奸多如牛毛 好人也甘做顺民

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参阅附件一),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参阅附件二)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参阅附件三)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附件一、函呈二期抗战调整作战指导及军队部署意见

委员长钧鉴:三月十日手谕,曾于是月十一日呈覆,当蒙鉴核。

职再三思维,际此二期抗战,敌我易势之时,我军为求适应今后之情势,并以树立建国建军之基础,实宜乘此良机,对于我军之作战指导与军队部署,均确有全盘重行策定与从速调整之必要,兹谨将职愚见所及为钧座陈之。

一、据一般敌情而论,抗战迄今,敌之国力消耗甚巨,已不待言。惟认敌之困难,已愈陷愈深则可;若谓此时敌已无力作进一步之侵略,则尚非其时。盖敌一时不敢以全力对我作孤注一掷者,乃因有苏、美、英、法窥伺其后也。故判断敌今后之动向,当以军事、政治、经济齐头并进,但仍以军事掩护政治,以政治求达其侵略之目的,仍袭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故伎,扶植汪逆,加强傀儡组织。

至军事上则将在华南确守据点,以封锁我国际交通。在长江流域(即华中)则守线或更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以控制我富庶之区,尽量吸收我之资源。在华北则将求面之占领,扫荡我游击区之部队,求全部而掌握之,以遂其逐步蚕食之毒谋。最近所传,敌有再度打通粤汉路之企图,亦属可能之行动。

二、我今后抗战方针,首应根除坐观敌国内部或国际间之变化的侥幸心,仍本自力更生、求之在我之一贯原则,从速树立再战三年之精神,并策定再战三年之计划。举凡兵员、械弹、卫生材料,以及作战所需之各种资源,均应作三年之打算,而从速准备。尤以关于飞机汽油、械弹、卫生等材料,必须由国外输入者,更应从速购储,俾以后一旦国际变化不利于我之时,不致有缺乏之虞。

三、在作战指导方面,当以积极主动,准备再期之攻势为目的,对各行营战区之战斗序列须重行调整,适当配合,一新阵容。关于战斗序列之调整,业与蔚文兄详为商讨,另案呈核。至今后之作战指导,陈之如后:在黄河流域应确实掌握山西,以保障陕、甘、宁、青,威胁冀、察、绥,摧破倭寇全面占领之诡谋,并作收复失地之根据。至在山西之部队,以量少质精为主,尤须注意军事指挥之统一,与军政之配合。

在长江及其以北,则须确保宜沙、襄樊及大别、桐柏、大洪各山地,以掩护首都,并相机克复武汉;在长江以南,则须确保天目、九华、九岭(修武以南)、九宫、幕阜各山地,以威胁京沪、南浔、武汉等要地,并相机恢复之,扼制长江交通,摧毁敌伪对政治、经济、文化诸设施。

对西南及珠江方面,则须继续夺回南宁,保持国际路线;对广汕之敌,相机予以打击,并求克服之。

各战区之党政军,必须求其一致,以致戮力合作之功。故不但在军事上应以三分之一力量深入敌后,即在党政经济各方面,亦须加强力量深入敌后,确实掌握民众,限制敌伪及共党之活动。

四、关于建军整军,更宜高瞻远瞩,乘此良机奠立基础,尤须着眼于战后之如何复员;否则抗战胜利之后,着手更为困难矣。

建军之根本目的,在“使全国军队悉成为国家之军队”。抗战以来,全国军队大部固能听命于中央,但举凡一切人事经理之系统,未完全隶归中央者仍不少,必须善为诱导使入正规。关于军队整理,兹拟定原则如下:

军队之整理,应以缩军为先。按我现有指挥及部队之单位,计集团军四十(游击队司令在内),一百一十个军,约二百七十个(独立旅在内)师。以我国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养此二百七十个师,实不言而喻。与其庞大无力徒耗国帑,反不若缩小充实,以求精锐。若能将集团军缩为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按级递缩,则节省经费必多。以此经费,用于装备之充实及特种部队之建设,则力量定必倍增。

又,各级指挥官各降一级,其能力亦能相称,尤其各级司令部减少,则一切人员及特种部队,如通讯、辎重及特务营连,尤其后方单位机关均可减少,而以之补充下级部队,未有不比现在充实者。此事在目前视之,似乎顾虑甚多,行之不易。但如能决心,并先造成舆论,养成风气,使人人以官大为罪恶,并有“个人之地位愈高,国家之地位愈低”之感,而自请降级,只需三、五人提倡在先,其余风从在后,则事亦易举,但绝非敷衍了事所能成功。

至于编余干部,下级者可分区召集训练,上中级则由中央直接训练。期满后,上中将留中央服务,少将级派战区服务,上中校派至集团军及军,少校以下派至师及团服务。优秀者遇缺递补,不良者自然淘汰,如此既可免人人找事及部队缺人之弊,并可防止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之分子。总之,此事关系建军前途甚巨,应有断然之决心,以促其实施。

关于干部养成,须适应抗战建军之要求,在教育上尤须有对象,并养成精神、思想、意志、感情、学术、动作咸趋一致之干部。如依现在各战区各省办理干部教育机关,将来难免无分歧之虞,故对于干部之养成地点虽可分区,而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法必须使其一致。关于各分校,因人员、器材之关系,应酌予调整以求充实,而增进教育效果。如现有各分校可设在瑞金、衡岳、昆明及南阳、天水,本校仍设成都。

至于现任下级干部或编余及额外军官之补习教育,均可由各分校办理;并于西安、桂林各设一中级干部训练班,专任中级干部补习教育;至高级将校之教育,则可仿从前高等教育班之办法,于中央军校或中央训练团特设一班或选送陆大受训。又,参谋人员之补习教育,则仍由陆大任之。如此分期召集,轮流受训,非特增进其智能,尤可养成精诚团结、意志融洽之精神,惟有此种精神,方足以统一国军也。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乞裁夺为祷。谨此,敬请钧安。职陈诚呈。三月二十日于歌乐山。

附件二、对中国作战参考数据(教)第十五号

各级指挥官(指我军)之统帅指挥拙劣,缺乏积极企图心与牺牲的协同心,及毅然之独断心;并不能看破战机,以乘我军之弱点,又不能援救友军之危难。此等缺点,在大单位部队为尤然。

杭州湾登陆之第十军一举而向黄浦江阵线进出,又该军对杭州方面之敌侧行进向南京追击;又于汉口作战之第二军亦侧敌行动,然皆未获任何积极之妨害。又如第十八师团向枫泾、嘉善、嘉兴,第十四师团向兰封以果敢放胆之侧背攻击,大谷支队(上海战线)、国崎支队(南京追击战)、本川旅团(黄河渡河直后追击战)等曾采取贯穿突进。又如广东作战之久纳兵团之突进,其侧面之敌部队皆袖手旁观,未予反击。如是战例颇多。

附件三、请褒扬义绅邹炳蔚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重庆委员长蒋:兹查湖南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曾入山东方伯汤聘珍、江苏制军魏午庄幕中,办理文牍,保荐知县,后鼎革返里,以医术名。

客岁暴日进犯,常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

今秋闻武汉失守,果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其忠义慷慨,殊堪矜式,理合抄同该绅遗嘱,电请褒扬。可否之处,敬乞鉴核。

附抄邹炳蔚先生遗嘱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决者,坚汝等报国之志耳。此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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