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使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他的臣民宣示结束罪恶的侵略战争: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对于战胜方而言,日本并不是这样就可以终止战争,必须举起手来投降。为此,11名日本人奉派站立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时间是9月2日上午。日本投降使者在密苏里战舰2号主炮塔甲板站成3排,衣冠整齐但表情复杂,面前长桌上摆放着即将签字的投降书,乃日本民族与国家命脉之所系,在场的美军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在回忆录称“当我们凝视他们时,他们忍辱受屈的脸上表现出凶残仇恨的神情”。参加典礼的美军将领身着制式衬衫军便服,高矮错落、姿态各异。背景的三联装406毫米主炮威风凛凛,旁观美军官兵或站或立,全然一副街头看热闹的模样,麦克阿瑟仅仅下令“任何人不能吹口哨”。现场没有彩旗飘扬、没有威武的仪仗队,这可能是史上最不严肃的世界级大典了。

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使者


日本代表向盟军最高统帅部交验正式的天皇《投降诏书》与大本营《关于陆海军投降的总命令》(即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之翻版)。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简短致辞后,站立前排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国天皇与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分别签字。

日本投降使者后两排是日本外务省、陆军、海军代表(或称全权代表随员)各3人。关于这9人的名字职务很多资料说法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当是出自《回到大海——横山一郎回忆录》(日本原书房,1980年),作者就是这9人之一:

第2排左起:大本营陆军部第1部长宫崎周一陆军中将,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大本营海军部第1部长富冈定俊海军少将,内阁情报部第3部长加濑俊一,大本营陆军参谋永井八津次陆军少将

第3排左起:军令部兼海军省原副官横山一郎海军少将,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第3部长太田三郎,大本营海军参谋柴胜男海军大佐,首相秘书官杉田一次陆军大佐。

这9名随员在战时的主要经历:

宫崎周一(陆士28期、陆大39期),1932年始两度任陆军大学教官9年,1937年赴欧洲考察,在冈村宁次第11军任作战参谋时参加武汉作战、南昌作战、第一次长沙作战,瓜达卡纳尔岛争夺战时任第17军参谋长,再任冈村宁次第6方面军参谋长参加长衡作战、桂柳作战,参谋本部第4、第1部长。战后任内阁第1复员省史实部长。

永井八津次(陆士33期、陆大43期),1941年4月随外相松冈洋右访问罗马、柏林、莫斯科并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曾任中国派遣军第4课长,1943年始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大本营第4班长、军务课长等。战后任第1复员省资料课长。

杉田一次(陆士37期、陆大44期),1937年1月-1939年2月派驻美、英大使馆,曾在美军第26歩兵团见习,马来、新加坡作战时第25军情报参谋,后任所罗门地区第8方面军参谋、参谋本部欧美情报课长、大本营参谋(作战课班长)、朝鲜第17方面军高级参谋,1945年8月调回东京任陆军省军务局附,日本投降后任东久迩内阁首相秘书、第1复员大臣秘书。因参加侵占马来、新加坡在樟宜受审。后入盟军最高统帅部战史部门,1954年入陆上自卫队,累官至第4任陆上幕僚长。

富冈定俊(海兵45期、海大27期),男爵,1929年始派驻法国、参加国联海军军备谈判、日内瓦海军会议,曾任第7战队参谋、大淀号轻巡洋舰长、东南方面舰队兼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1940-1943年任军令部第1部第1课长、大本营参谋,1944年12月任军令部第1部长。战后任第2复员省史实部长。因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拒绝出席投降签字仪式、次长大西泷治郎自杀,只好由富冈定俊充当日本海军最高代表。

横山一郎(海兵47期、海大28期),曾任第2遣华舰队先任参谋、球磨号轻巡洋舰长,两度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据说与后来的美军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特纳相交甚好(特纳恰在9月2日现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美国,1942年6月交换回国。1944年5月任军令部副官兼海军省副官,1945年5月军令部出仕。横山一郎是唯一没有正式职务者,而且参加了先期在是马尼拉的洽降。战后任第2复员大臣官房联络部长、复员厅第2复员局联络部长。

柴胜男(海兵50期、海大32期),1944年2月任大井号轻巡洋舰长时被美军潜艇击沉生还,后任驻德国大使馆官员、海大教官、军令部第1部参谋、海军省军务局第1、2课课员、军令部第1部部员兼参谋本部部员等。

冈崎胜男,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任加尔各答、南京、香港等处领事,外务省调査官、情报局情报官,外务省调査局长。日本宣布投降后参加马尼拉洽降,8月26日任新设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官。战后曾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

加濑俊一,美国阿默斯特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任驻柏林、伦敦大使,日、美谈判时期的外务省北美部负责人、参与起草宣战文件,终战前任驻瑞士公使负责传递日本乞降文件,内阁情报部第3部长,战后日本驻联合国第一任大使。

太田三郎,外务省官员,曾驻英国大使馆,松冈洋右外相时任东亚局第1课长参与日、汪谈判,外务省调查局第3课长兼内阁情报局情报官,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第3部长。

9名随员战时劣迹相对较少,陆海军随员都有驻外经历,很少或没有作战部队主官经历,除柴胜男外陆海军随员战后都在复员省、盟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多人再度进入政界军界。日本人似乎也清楚对劣迹的判别标准,办理投降的、与盟军最高统帅部打交道的都必须排除极端恶劣份子。

日本全权代表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列名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检察团拟定的甲级战犯名单本来没有包括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苏联检察官在正式起诉前夕才到达东京赴任,立即要求追加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为甲级战犯嫌疑。

重光葵1943年4月至1945年4月任外务大臣,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使重光葵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各任外务大臣中战争罪责最小,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最轻的7年徒刑,50年代再任外务大臣,主持签订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两国战争状态。苏联检察官提出追加重光葵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理由是重光葵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侵犯苏联利益。特别是其间发生的张鼓峰边境冲突事件及重光葵参加的外交谈判,苏联早已将重光葵列为敌对分子。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期间,重光葵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是处理该事件的首席代表、《“济案”协定》签字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重光葵又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特命全权公使与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第3舰队参谋长岛田繁太郎于5月5日在《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此前4月29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断左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

以日本陆军的罪孽深重,梅津美治郎作为陆军将领既然进了重要战犯名单至少就是无期徒刑,何况他又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历任参谋总长的唯一代表(金谷范三病亡、闲院宫是皇族、杉山元自杀、东条英机是首相兼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死于巢鸭监狱,狱中曾皈依基督教。梅津美治郎是陆士15期、陆大23期首席,1934年5月-1935年8月期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压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省次官,1938年5月-1939年9月任山西第1军司令,仅凭这几条梅津美治郎就是重要侵华罪犯。梅津美治郎任关东军总司令将近5年(1939.9-1944.7),既远离陆军中央、又远离亚太主战场,东条英机下台后他出任参谋总长收拾残局。8月14日天皇裁决投降后,由梅津美治郎主持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第1总军司令杉山元、第2总军司令畑俊六、航空总军司令河边正三6人共同签署《陆军坚决遵旨行动》的特别文书。苏联方面对梅津美治郎的最大忌恨是1941年的“关东军特别演习”破坏日苏中立关系、牵制苏联对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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