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悲惨与张国焘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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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自流波《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我们现在一讲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失败的影响,一些人就认为是冤屈,认为是当时的斗争于张国焘不公似的,更不要说什么张国焘路线了。而党的历史上,纵观建国前的六次路线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和矍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罗章龙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相对给革命造成实质性极大破坏、损失的,右倾方面当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左倾方面无疑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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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流波《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

——暨西路军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我们现在一讲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失败的影响,一些人就认为是冤屈,认为是当时的斗争于张国焘不公似的,更不要说什么张国焘路线了。而党的历史上,纵观建国前的六次路线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和矍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罗章龙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相对给革命造成实质性极大破坏、损失的,右倾方面当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左倾方面无疑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而性质非常恶劣又造成明暗破坏、损失的当为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暗的破坏、损失当为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关于这个论断,正是本章节要讨证的。

1、中央、毛泽东一直指出西退、动摇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央在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指出: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中央在接下来的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又明确指出: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饿界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应当说,毛泽东、党中央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是有领教的——猖獗至极;对其右倾退却、动摇的危害性认识也是到位的,但考虑到当时红军分布的实际,从团结和维护广大红军的整体利益特别是四方面军命运出发,推迟了对张国焘做出组织上的结论,而等到做出组织结论时,西路军的命运已经基本尘埃落地——已经消失在祁连山中。

2、张国焘是西路军形成的最重要推手。无论从中国革命还是促成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发展的方向是黄河以东,虽然从第一次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中央就有了在适时组建一支偏师去新疆打通远方的设想;而那时的张国焘认为当时是党和红军退出原有根据地的低潮时期,应当把主力红军向甘、青、新边远地区退却,即便是后来被迫取消另立“中央”北上过程中, 张在漳县强行改变四方面军北进方针,准备从循化、永靖西渡黄河,那样的话,西路军就会早形成了个把月。而且事实上,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强烈感觉到的使命就是猛烈的扩大根据地、猛烈的扩大红军和坚持打通远方、联系苏联的方针,为此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成立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委(后由任弼时担任政委)的西方野战军。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它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40页到第17页]也就是说,中央明确、具体将“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的任务明确到了由一、十五军团担任,应当说就是组建“西路军”的主力是红一、十五军团;而此时的张国焘在中央、各方面压力下转变态度准备再次率四方面军等北上。而张的再次北上,是不心甘情愿的,北上也还是要去实现其个人野心、目的的,于是才有了他大闹漳县、强行改变四方面军北上的计划。在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导、在朱德等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的计划落空,但宁夏战役的先期好机会丧失,胡宗南敌从南面汹然跟来,毛泽东不得不提前发动宁夏战役,首先是击溃南面之追敌。正是张国焘在利用“执行”击溃南面追敌的海打战役中屡屡破坏彭德怀的统一部署、完全忽视毛泽东中央军委必须在黄河以东击溃南敌的反复指示、暗中命令四方面军撤离的恶劣行径和借渡河攻打定然远营之机使红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等西渡黄河。西渡黄河的红军并没有去执行攻打定远营的谋划,四方面军总部急着向西去,张国焘予以支持并下达具体意见。而且在西路军面临失败之时,张国焘还在与西路军中的个别领导干部如周纯全进行陷西路军于不利的私下密谋,突显张国焘等人的动机不纯和政治品格的低劣。

张国焘是个极端的两面派人物,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断言张会叛变革命,这个判断精准至极。张国焘根据当时党内斗争和自己掌权以来对同志进行残酷无情打击的历史经验,以为曾经长期被中央左右倾错误长期打压的毛泽东也会这样对待政见不同的同志,特别是他这样明目猖獗分裂中央、还在党内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发出通缉的错误者。而事实上,正因为毛泽东感同身受党内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无情,所以毛泽东自遵义会议逐步掌控中央以来,以实际行动改变党内政治斗争的这种长期存在的不良倾向,到陕北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王明路线以来受到打击的同志,把刘志丹等同志解放出来,这也是毛泽东自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以来一直没对其进行组织处分的原因之一,直至张国焘到延安,也只是让其自我检讨,受到同志们批评,如果不是他自绝于革命当叛徒,毛泽东还打算让他当中央委员。

从延安整风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都是搞思想教育运动,除了正式下令枪毙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外,从来没因路线斗争刻意整死人、对路线错误者进行无事端的判决审讯的;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具体执行的会有失误,如反右中,具体执行的刘邓搞反右扩大化,将毛主席说的全国可能五千个右派左右扩大下指标到50万;如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刘邓一线的集体进攻,逼毛泽东非得解决彭德怀这个“反骨”,等等;但这种相互的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为了培养、维护刘邓一线让高岗、饶漱石靠了边站,大跃进刮“五风”毛主席又护刘邓,庐山会议彭德怀抓住一线问题不放主席只好即维护刘邓一线之中央大局又保彭德怀让其去三线,这也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能三起三落的原因,这都是党内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体现……但后来小邓上来后又开启了党内政治斗争把政敌送入监狱或逼死整死的歪风。当张国焘到达延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痛苦流涕,宣布自己错误的破产,说自己“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日生”[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但没多久就借机出逃并投敌国民党了。不过,无论是他在延安向中央写的《关于我的错误》还是叛党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我的回忆》,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是从来没推卸之意,也无意于与他人辩论是非,声明一切错误都直意间接与他有关,声言负有全部责任;有点不服的是认为不能说西进计划完全不对,如果自己过河策划指挥,西路军就不会失败,并由此指出陈昌浩、徐向前战术指挥上存在错误。[《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248页]应当说,张国焘在这个责任上确实没有推卸,因为他的思想、路线、错误是导致这个突兀产生的“西路军”又迷恋西去又悲惨失败于河西走廊的最大原因,联系到他一直在明暗使劲、想方设法办让红四方面军大部分能西渡黄河去,而渡过去的红军的结果却是如此悲惨结局,所以他自己觉得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也在情理之中。

《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完全概括了张国焘再次北上后的主要“使命”,但说“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是因为你中央没有在组织上给予他相应的政治处分,相反还处处迁就于他的结果;《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做出“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的结论,充分说明了因张国焘为主的因素造成的“西路军”失败的性质和后果,但不够严厉,因为相当当时红军主力三分之一的力量,在河西不到几个月就稀里糊涂折腾完了,是和他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率军南下折腾性质上、恶果是一样的,只是当时阴差阳错他没来得及过河去,过去了同样会上演他的所思所想,结局还是以损失红军、革命为代价。《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认为“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其中指出西路军“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但“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这是一针见血的,是讲到了点子上,道出了西路军真正的现实所在和必然失败的原因;但由此埋怨他们“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有些勉强,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没有彻底揭露张国焘路线,没有从组织、政治上给予张国焘相应的比较严厉的处分,由此,也就必然影响到他们正确的、积极的“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总结“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样的结论是非常正确和富有哲理性的。因为就当时来说,张国焘拥相对“强壮”的四方面军借助于他在党内的老资格并一贯的军阀作风和野心,当张国焘“九九密电”已经显露开始行动后,毛泽东、中央能胜利“脱离”于张国焘的裹胁已经是天助大幸,由此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是必然;虽然经过年把的折腾,南下的失败,诸多因素又逼张国焘北上,但中央始终对张国焘有所顾忌,而毛泽东当时在中央的尴尬地位也使他对张国焘错误发不了狠力,整个都是迁就于张国焘,这又激发了张的野心和军阀作风,这个朱德深有体会,与之打几天交道后的彭德怀就怒火中烧了;总之,沸腾于张国焘血液中的邪念、野心必然借力勃发出来,而四方面军始终是他最好借力的“武器”,就是没有这样的“西路军”的形成至失败——当然这确实不是张国焘所希望的——张是想西路军能在那边打出地盘来又是紧靠苏联的——毛泽东说他想借此再与中央讨价还价,也可能就是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后,张国焘又将继续持四方面军“节外生枝”开始新一轮与中央、毛泽东的较量或失败或达成又一次的妥协,总之是必然要有一个结果的,所以说能得出“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无疑“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是深刻辩证的,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所能及时洞察和总结,而讨论大纲做出 了更细致的述说。

3、西路军在河西的表现又深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而导致其必然失败。按正常的中央计划、安排,适时派往河西的也应当是红一、十五军团,因为打通远方获得苏联援助是毛泽东、中央已经部署的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才应当是已经计划、安排好的“西路军”,而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可以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是张国焘借执行宁夏战役却破坏前委部署与四方面军总部生下的“私生子”,中央无奈给了他们请求的户口——“西路军”。1936年6月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关于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毛泽东交待了要把任务交给一、十五军团担负;同时分析了红军接近苏联的线路和时机,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或夏秋或冬天;同时强调,“无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7页]

前面做过分析,过河部队除非是只从河西走廊通过,红军又有一定数量和实力,一路到新疆去了,也许马匪不会拼命与红军作战。但问题是,西路军面临的是不准进入新疆,况且就是一般进入也是实行护照 准入办法,这样一来,假如苏联是已经把武器摆在了甘、新边界,红军一溜烟似的过去取得了武器,然后回过头来打马匪,这就是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厢情愿;然现实是,苏联前面是已经承诺从宁夏、绥远方向提供武器,也就是 因张国焘、四方面军总部在借执行宁夏战役过程中刻意造成四方面军若干主力西渡黄河的现实后, 中央亦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汇报,苏联也正好顾忌从背面给予红军帮助会引起蒋介石和日本人的不满时,才来改变说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而通过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实际交涉,中央已经明确告知西路军总部,苏联的援助在近三个月内不要做盼头,要把战胜敌人、困难放在自身基础上先打敌歼灭战并建设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中央反复交待的,而最大限度的消灭马匪和保存实力是两者之中最为要着;但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表现,前面制定的平太古良计划与其说是消灭敌人的部署,还不如说是过河后红军不想再执行北部方面作战而是想尽快脱离河东西去的设计,结果导致了 九军在古浪受重创;正因为没有谋划要消灭马匪有生力量,幻想西去取得武器——而苏联对红军的援助受到苏联远东政策的支配——在西安事变后停止,而西路军若干领导这时只想快速向西,张国焘又予以支持,至于毛泽东、中央的反复交待,除了在讨得西渡红军名号、组织机构的批准、要求中央归还建制等方面有所求外,其它你毛泽东、中央反正自长征路上以来也没实质性掌控过四方面军 ;这样一来,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月余不仅没给予马匪歼灭性打击,反而是自己据守兵力分散,被马匪各个击破,又不愿东返,向西的念头还很足,放弃永昌、山丹根据地标志着西路军步入危险边缘。在这里,张国焘错误在西路军根深蒂固的表现在西路军总部率军盲目向西深入,幻想西去顺手牵来苏联武器,在此之前不愿、不想与马匪大战,为此更没有了要如何调动敌人对其进行歼灭战的思路,结果是处处被动被迫实施中央反复交待的不能打的阵地战、消耗战和反被歼灭战;无论中央、毛泽东怎么苦口婆心指示、劝导都是耳边风,这样一路向西到高台陷落,西路军总部才意识到要东返,否则中央、毛泽东想要他们不要远去要他们东返是心里必然逆反的;高台失败后西路军只要坚决的东返,中央、毛泽东热切的盼望,是完全有新的光明前景的,结果又神经出错又返西而去,前面反复说过,向西是断头路,无论自然条件还是其它都将预示着越往西深入越离死亡接近;当然,打破共产国际“不准入疆”的禁令,突入新疆,这当然就是后来西路军失败后左支队四百多人进入新疆的扩大版,如果那样,你把部队向西这样以这种无意义的残局折腾——不正好证明了实施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必然失败结果吗?而且每一次无论大小的失败西路军总部就是不总结自己的问题,而是把解决问题放在西边幻想的援助和央求中央派部队过来援救他们——一直要中央归还他们四、三十一军建制,还嫌没把河东红军也折腾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极端严重 和凶险。

2013年9月1日首发昆仑网

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博弈”

红西路军形成前夕毛泽东洞若观火挽危局减损失

张国焘与四方面军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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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红军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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