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举报郭汝瑰左倾 陈诚反认为年轻人就应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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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   陈诚 来源:资料图      我在陆军大学第十期颇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是黄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的,有共产嫌疑,思想恶化(当时把抽鸦片一类人称为腐化,把思想进步一点的人称为恶化)。因此,当时加入了蓝衣社的同学们不准吸收我,还监视我。第二嫌我调皮捣乱,不服管教,不好驾驭,其实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辩论,不看风色,有理的事要争到底,见不平的事好出来说话而已。我进校第一天,王泽民教育长点名,把我名点漏了,我就质问:“报告教官,为什么没点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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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举报郭汝瑰左倾 陈诚反认为年轻人就应左一点

陈诚 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郭汝瑰回忆录》作者:郭汝瑰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在陆军大学第十期颇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是黄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的,有共产嫌疑,思想恶化(当时把抽鸦片一类人称为腐化,把思想进步一点的人称为恶化)。因此,当时加入了蓝衣社的同学们不准吸收我,还监视我。第二嫌我调皮捣乱,不服管教,不好驾驭,其实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辩论,不看风色,有理的事要争到底,见不平的事好出来说话而已。我进校第一天,王泽民教育长点名,把我名点漏了,我就质问:“报告教官,为什么没点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乱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喜欢我称他“教官”。“我叫郭汝瑰,不是我把秩序弄乱了。”他于是重新点名,点到我名字时,他又漏掉了,我于是抓住机会说:“报告教官,不是又把我点掉了吗?”于是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就觉得这小家伙调皮、犯上。第三,我是从杂牌部队来的,我的中校参谋底缺(领薪的单位)在川军郭汝栋的第四十三军。

尽管如此,有的同学还是认为我能干,学术上有一套。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曾粤汉,就认为我思想虽“不正常”,但很能干。

曾粤汉进陆大前是陈诚的下属,毕业后任十八军十四师的师参谋长,那时人们认为,带兵的职务比不带兵的职务要强些,因此,曾不愿任师参谋长,而愿调任四十二旅旅长。十四师缺师参谋长,要有人顶替他才能脱身,曾粤汉便将我介绍给十四师师长霍揆彰,霍向陈诚汇报说:“此人能干,只是有一点不好,思想左倾一点。”

陈说:“年轻人嘛,叫他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思想左倾一点好嘛。”

曾粤汉这样告诉我,并约我于1937年3月专程去湖南岳阳部队驻地见了霍揆彰一面,我认为十八军标榜“不要钱”,可能是一支较好的抗日的军队,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我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并且邀请学者名流,在庐山商谈国事,针对日军对平津的进逼发表谈话说:“如果日军进攻宋哲元的军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奋起全面抗战。但同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也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谈话也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妄谈牺牲。”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我们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我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我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我的爱人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

“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我连忙叫他们走了。我从此踏上了抗日征程,开始了八年抗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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