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非首发)余秋雨反汉服不可反逻辑常识

柯岩芬 收藏 0 748
导读:此文摘录自数年前的原创《感析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第三——汉服》 有些事情完全从正面是难以理解的,,那个“指鹿为马”就是给人们这种启迪的,读了余先生这篇大作,深有体会,前两个和第四个问题回答的何等完美,唯独这个第三——汉服却变了脸,究竟为何,是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照作者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感觉出的爱憎分明就象晋剧《芦花》中的那个后娘的偏心眼来。 愚还是偶而从某个“国学”论坛版知晓有个词叫“汉服”,遂知有些人在提“汉服问题”。说汉服是“国学”,肯定不尽人意。所以这学不学没啥。但这

此文摘录自数年前的原创《感析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第三——汉服》

有些事情完全从正面是难以理解的,,那个“指鹿为马”就是给人们这种启迪的,读了余先生这篇大作,深有体会,前两个和第四个问题回答的何等完美,唯独这个第三——汉服却变了脸,究竟为何,是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照作者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感觉出的爱憎分明就象晋剧《芦花》中的那个后娘的偏心眼来。

愚还是偶而从某个“国学”论坛版知晓有个词叫“汉服”,遂知有些人在提“汉服问题”。说汉服是“国学”,肯定不尽人意。所以这学不学没啥。但这“国”是赖不掉的,汉服即使有再大的不是,总不能是从国外“基地”什么的跑进来的吧。不成国学,更不能做国服,凑合叫国物吧。遂见铺天盖地的骂声,而且地位俞高、名头俞大,骂的越厉害。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事情是最难办的,(大概指古籍,可惜过目即忘不知出处了)任其在仓中霉烂、虫蛀,若要有人去整理,必会遭来骂声.

骂,可以说是我们国人的长项,有时也用于弱者对恶势力的抗争。《三国演义》里体现“汉、贼不两立”,有许多“骂”的动人情节。对哪些人骂,全在于心中是与非这杆称,若是心偏了,与理则大背离,骂贼反成骂汉,“国骂”又添骂国,实非雅事。所见骂中余先生最为出色,淋漓尽致,尽显才气,然毕竟于“理”上欠却点什么,于此理论理论,长点见识。

余秋雨:有人在网上提出,为了恢复民族尊严,中国人要穿“汉服”,至少在重要场合要穿“汉服”,您同意吗?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拒绝圣诞节、赶出辛巴克如出一辙。 驳:“穿”是个人的一种正常生活行为,“拒绝”是个人意见的表示,也仅用嘴巴而已,“赶”则就要动手了,这三件事的性质是一件比一件严重,而不“如出一辙”.按这种理论推论,穿西服就要拒绝过大年,赶出满汉全席了。宁要圣诞节、星巴克,不要民族尊严。

余秋雨: 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既然已经进入这个概念,那我要问:你们把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 驳:众所周知,汉服是古代大部分中国人常穿的服装,那么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 一直在“民族主义概念”中挣扎?汉服有如此可怕,那中山服企不是有“驱除鞑虏”之嫌吗?请问作者,那种能体现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在那里?

余秋雨:如果有人说,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可以不叫“汉服”,改叫“华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又来了,你们的“华服”里能汲取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元素吗?如果不汲取,大家反而会心理受伤,徒生磨擦;如果都汲取了,那该是一种什么服装呀,你敢穿吗?

驳:在中国,虽没有过“华服” ,却有“中装”,不过这“中装”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相去甚远,也看不出它里边“吸取”了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元素”,其来历倒是磨擦大的吓人,一纸“薙发令”,平地起刀兵。象多尔衮那样的独一无二的平摩手让你生理受伤都不在话下。当然这种“平摩”经验是再不会有人使用了。况且复原被,“摩擦”掉的东西——汉服,会“徒生摩擦”,这种想法不仅荒唐,且给一些别有用心者倒打一耙的空子。

余先生只苛求“华服”却不问“中装”,真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对现今国人的审美观、穿的胆量也太小瞧了。坦露是“正常生态”,跟风才是硬道理。只要哪个重量级人物牵头,立马就会“风靡”。自打那条“国宝神鞭”顶上头,中国人顾命要紧,颜面尊严是顾不得了。康熙年间,一个英国人踏上东土,寻找瓷器上见到的令他们神往的诗礼簪纓的东方人物,看到的却是满眼的辫子,从而断定;“他(南京绅士)的衣着对意大利即兴喜剧---或者说,对小丑的角色很合适。”(《鲁宾孙历险记》第二部)。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冒险家们在这“乐园”享乐的时候,就有“上海裁缝”出来“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打造出最具性感东方特色的交谊舞服——旗袍,让冒险家们搂着中国妇女玩的尽兴。到了八十年代,又有人将这种被新中国淘汰了的东西从垃圾堆中捡回来,“风靡”。君不见,奥运会,“花瓶装”、“世界服”,还有哪种服装中国人不敢穿?

余秋雨:一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的本质,是用专制主义剥夺广大民众的生态自由。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标语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驳: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特别是汉人中还是个新鲜事,先不去谈他,单说这“专制主义”可将中国人整老厉害了。遍查历史包括世界史,对“衣、食、住、行”进行“专制”的情景只出现过一次,是在我们中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不正是剥夺汉服的“生态自由”吗?给“专制主义”的受害者扣“专制主义”帽子,也太狠了吧。比如一个弱女子拒绝流氓施暴,却有人说这女子是剥夺了流氓正常生理要求(生态自由)?这种江湖手段我们在星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才见得到。

现今的中国早已告别了专制主义,说点汉服啥的再不会有身家、性命之忧了 但雄据主流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大人们对他人连提标语喊口号的这点“生态自由”都要非议,而反汉服则可以任意给扣帽子。实在是不能不使人往文化“专制主义”上联想。何理偏至此也。无知民众还会有“爱国情绪”?哪个人被诱骗不是因为贪财图利而会因为“爱国情绪”?

文人能够开的动“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而不是那些手握大权的统治者?汉服被原始部落服暴力取代才是不折不扣的开历史倒车,剥夺民众自由。恢复汉服那叫“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在这里余先生向“广大天真的年轻人”指出:不要民族之物——汉服或华服,而要追求或捍卫“皮鞋------车辆”,只差豪宅、美女了。而在另外的文章中余先生还在感慨评击时下人们的物欲至上现象,为了反汉服竟然要自食其言了。

退一步说汉服就是“恐怖主义”,那也不会是世界级恐怖冠军吧?“基地”组织不使用电器怎么就上网呢?义和团扒铁路、电杆也没有扔皮带眼镜呀!

再说即便是反恐,照余先生的这种战略部署有问题吧!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曼德拉就说他脑子有问题。而这场战争总还离恐怖基地不是太远,也还是那个族群,也还没有针对什么衣服,更不可能把美国国内穿“美服”的“文人”叫作恐怖分子,余先生的意思难道我们应该比布什还撒更大的网?照这样恐怕和你们“一起拒绝汉服恐怖主义”的,首先是疆、藏二独而已。

汉服的提出已历经好多年了,就连于先生的反汉服号角也吹响四年了,没见一起汉服恐怖事件,倒是穿汉服的人不止一次碰到武力待遇,竟有年轻汉服女孩被当众脱衣的极端恶劣行为,国外的恐怖分子也只听说绑架而不脱衣。

穿汉服的绝不止“文人”,率先穿出来的是郑州的一位电力工人。

余秋雨: 有人说:“平日可以随便,国家的重大场合应该穿国服啊!”我的回答是:对于一个民主、自由、文明的国家来说,真正的重大场合,必须是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态、的愉悦汇聚聚,一旦强制,就不重大。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重大活动”规定我必须与别人穿同一种服装,我必然拒绝参加。现在有些活动要求穿“正装”,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种礼貌,所谓“正装”的范围很宽,男性穿西装、中山装、对襟装、绣花传统服装都可以,女性的范围就更大了。

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穿西装,是图它一个方便,完全不存在任何叛国的民族意识,这与戴手表、戴眼镜是一样的。如果在没有民族意识的地方挑动民族意识,在我看来是一种罪孽。据我所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那些主动做向导的汉奸,有不少是平日最讲“华夏祖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一切极端主义都是脆弱的,碰到什么就碎,碎得比谁都快。相反,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最具国际视野的“洋派知识分子”,倒都很爱国。只有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他一直穿中国服装。结果我们看到,一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满口中国成语的汉奸,与一批穿着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在国际社会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只有深入国际,了解其他各国文明,才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一切形式主义的狭隘举动,极端主义的哗众取宠,反而表现出了对祖国文化的不自信。

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而且把服装问题纳入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之中。记得他们写得最“漂亮”的文章是:“帝国主义过去把我们叫作猪仔,现在要我们穿牛仔,今后一定会把我们叫做羊仔、驴仔!”对于穿西装的问题他们更激动,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飞穿过的服装!”但是他们又不主张穿孙中山的那种纽扣很多的中山服,说到底是要恢复“文革衣冠”。我当时年轻气盛,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幸好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骗到“教授”的职称,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人数极少)穿牛仔裤,人称“牛仔教授”,压住了他们。至于西装,更是有趣,正当这批文人摇唇鼓舌最起劲的时候,有一次大会,从xxx先生开始,全体中央领导全都穿着西装出现在主席台上。那批文人说到底也是为了用极端主义作政治投机,一看中央这个样子,也就不再吱声。邓小平先生出来时不穿西装,但电视报道,他到美国休斯顿去的时候竟然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南部牛仔帽!这就更大胆了。我想告诉年轻网友,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的那场服装之争就是这样结束的。现在的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

驳:被余先生列入“重大问题”的汉服问题,“场合”一定是不重大的,依据何在?据愚所知,有人提过的“汉服场合”是奥运会和一些传统节日,难道会因为仅仅穿了汉服,就会使这些节日都变的不是“真正的重大场合”“正常生态、愉悦汇聚”?有什么根据说汉服者会有强制?难道他们有强权、有军警宪特,是日本鬼子?还是有多尔衮那样的侩子手?骂的也太离奇了吧。文革时经常有“重大活动”当然是强制的,也“必须与别人穿同一种服装”。请问余先生,你拒绝了吗?

国服大家都理解,这在过去的每个朝代、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但这“正装”谁听说过?正付?正负?正误?正统?不管是哪个,这“正”就意味着唯一吧,还能“范围很宽”“更大”?

穿世界第一“正装”的西装居然是和“戴手表、戴眼镜是一样的图方便”?请翻开《我的前半生》中那个洋教师是怎么教末代皇帝“图方便”的。西装再方便,不是农民工的首选,茶花女脾气再好,焦大不会挑它作老婆。至于存在不存在任何叛国的民族意识,那是余先生的发明创造,自己作决断好了。除了象有徽记的军装或象“三K”党服那样的特殊衣服外,任何人任何服装包括基地组织、军统特务都没有拿服装来决定人的“意识”。

在根本不是民族问题的事情上扣民族主义的帽子,是谁在“挑动民族意识”?捏造罪名者又该当何罪?

历史上任何的侵略战争都会有引狼入室的汉奸,八国联军时候也如此,但绝没有“平日最讲"华夏祖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从来就没有“华夏祖制”这一说,华夏仅是古代对黄河流域居民的称呼,没有过华夏国,何来“制度”?历代均为一朝一制,其实各个朝代对自己的“祖制”是不当回事了。例如明太祖立铁牌于宫门:“太监不得干政”,他后代却专用太监。唯一实行“祖制”铁定不改的则是清朝,“祖制”只不过是专为镇压关内各族人民的怪异的条条框框,的头一条就是那条辫子,一直到其被推翻的1912年,才剪掉,(再有两年就世界大战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就要变这个“祖制”的,结果还是失败了。如果认为这就是“华夏祖制”,大清朝就是“华夏”国,那是余先生自己的事,可别忽悠人,我相信就是那些“最牛的历史发明家”也不会认同的。历史上还有“礼制”,产生于西周,后“礼崩乐坏”,宋时又被理学家提倡,明请全力推行。这也只是几个朝代的事,也无“华夏”礼制的说法。

至于“极端民族主义”那时倒是有的,一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是统治者,另就是义和团了。从其政治立场看,“主动做向导的汉奸”的一定不是后者,“脆弱的”“碰到什么就碎,碎得比谁都快”,这不正是西太后在八国联军战争时的表现吗,把汉服同对头——清朝顽固派的罪行绑在一块,余先生真能想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最具国际视野的"洋派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谁给打保票?我们只知道太行山区、冀中平原等和日寇英勇奋战的是一些农民,其中有的恐怕只有村际视野。周树人“一直穿中国服装”“满口中国成语”而且从“国际”离开深入国内,照样是“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

据知,汉服的兴起恰是受国外的启示,韩国的《大长今》,雅典等外国奥运会东道国礼仪服,“了解其他各国文明,才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才发现汉服的“价值”。

即走“极端”,就会不顾一切,“何管形式”?,即要“哗众取宠”那就从“众”的口味下手,却来个“狭隘举动”,这么矛盾?穿祖国的汉服怎么就对祖国文化的不 自信?穿西装才都“爱国”,这不是在“指鹿为马吗”?

二十几年前的改革开放时期,“文人”好不容易摆脱臭老九地位,恐怕没有太多的人流恋文革和“文革衣冠”,去“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工农兵哪去了?干部哪去了?不管什么人都要加个“文人”来往汉服上拉,能给加在汉服头上,至于“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飞穿过的服装”,多咋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奇怪要求,真是闻所未闻。“纽扣很多的中山服”,不就是“文革衣冠”的一种吗,还“恢复”什么?那时候在西装上面可能是有点争论,但要将其纳入什么“政治运动”,怕是有点夸大其词。与汉服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衣着这点事还须“正教授”去“压”?这不是成了满清那个“非四品以上不得上书言事”了?这种等级森严,话语权垄断的事情还值的作者津津乐道。同一方水土,彼能骗,此骗不得,谁能保证这些被动员的“牛仔教授”就没有骗来的?任何极端主义都不会去搞政治投机,“政治投机”,那叫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特色是首鼠两端,怎么会走“极端”?袁世凯不是“极端主义者,本.拉登也不去搞政治投机。别逮什么骂什么,更不要自相矛盾。

真实的“二十几年前”的情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些运动会、外事活动等重大场合出现了一种当时叫作“仿唐连衣裙”的女式服装,不是现在那个“唐”装, 样子已经很接近汉服了。主要是舞蹈和礼仪人员穿着。这对当时的文革“样板服”来说,无疑是一亮点。文革结束后,被一家报纸(好像是上海)称作“御裙”,(可能和江青有什么牵连)那个年 代和“御”字粘边可不是什么好事。以后就不见了。后来就是西装、喇叭裤,牛仔裤还是更后来才有的。另外就是旗袍(五十年代被淘汰)。这些都是逐渐兴起,并非一步到位。当时人们对这些并不怎么欢迎,倒不全是因为“左”,而是不习惯,就象现在看不惯汉服是一样的。文革衣冠还很普遍,用不着“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去“恢复”之。这是社会上的情景,至于上边如何,小民皆不得而知。一般情形而言,政治会影响衣着,但不会发生什么决策性衣着大事,除非那个历史罕见的“剃发易服”。在中央的大会上曾发生如此“衣冠交锋”,这样的激烈的“服装之争”恐怕在“你们出生之前”压根就是个“新鲜事”。

余秋雨:当然,我还必须兴高采烈地展望:如果有哪些服装设计师能够把中国传统服装的审美元素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着装上,并受到民众的欢迎,实在是一大好事,因为这就增加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如果有的机关、学校选择了民族气息的工作装和校服,大家也会高兴。但是,这是一种可爱的审美设计比赛,而不是一种专制的行政命令干预。”

“何况,在欧美各国的服装极大部分都已经是“made in China”的时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对中国服装实施“反倾销”的狂潮中,我们的文人再悲情激昂地呼唤“汉服”,是否让人觉得有点过于做作?

中国文人啊,稍稍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吧。”

驳:既然“悲情激昂地呼唤”为错,那就该喜戏冷漠了,对民族之物是这样态度的人会有什么公允的心态发挥“中国传统”,他选中的民族气息的工作装和校服,不会离“唐”装之类的东西有多远。倒是进入夏季,女士们衣着多见有汉服元素出现,特别是旗袍的不适应气候的领式和难看的下摆正在改变。愚意认为此与“汉服文人”绝无关系,乃是争脱专制主义和半殖民地桎梏后,服饰“正常生态”自然回归。而辫子祭天、马褂祭孔的“丁巳复辟”镜头时不时闯进公众视野,其实早已有平时穿汉服(现代版),“重大”活动穿满服的怪现象。

普通老百姓眼里,看到穿古装(一般人不会知道汉服这个词)人,其“做作”感绝不会大于穿高开衩露大腿的广告明星,但名人就不一样了,不在同一个利益点上,看法就不同。前些年讨论面粉增白剂问题,就有最“权威”食品专家出来说“增白剂对人体无害”。在嫖客的眼中,妓女无论怎么打扮都不“做作”。

“审美设计比赛”也好,服装实施“反倾销”,这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应该到缺少“悲情激昂”的商人那里去讲。汉服问题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事情,精神是任何物质都不可替代的。

三百多年前,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夏完淳,为汉服而直面专制恶魔,写下:“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励英魂。”慷慨赴义。一个弱女子对他丈夫、另一个穷凶极恶的侩子手李成栋说了“辫发胡服可耻!”后慨然自尽,其夫幡然悔悟而起兵返正。许多平民百姓都为捍卫汉服英勇战斗,而象吴三桂那样身据方面的总兵、经抚却为虎作伥,靠对汉服犯罪的专制主子来发“服难”才。 现今,骂汉服者皆为雄据主流的大牌专家、学者,汉服倡导者又是些草根“文人”,以地位上、下来列阵线,历史有时候是惊人的相似!

那些“汉服文人”应该明白:玩不转文化市场,创不出文化效益,“改编”不出历史,繁荣不了学术,拓展不了广告空间,做不了任何“文化大事的”,只配作为“重大问题”放在案头猛批。文化精英的“批判的武器”,比多尔衮“武器的批判”毫不逊色。对此,不知该作何感叹?

中国的文豪们啊,也稍稍收敛点“意思”,做点有文味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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