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头号翻译不同意赫鲁晓夫:我想有车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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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出访美国时说,苏联人对车子、房子一点兴趣也没有,苏霍德列夫一面翻译,一面在心里说:“我想有车,我想有房。”         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政治家陆克文有个独特的优势:精通中文。不久前,他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时谈到,中外交往“常常是翻译问题让我们错过了彼此”。比如,中国有个成语“韬光养晦”,翻译成英文是要隐藏力量、逐步发展,这让其它一些国家感到紧张。其实,“韬光养晦”来自中国的哲学观念,意思是要用很长时间培养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威胁之意。   陆克文在6月26日战胜吉拉德

核心提示: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出访美国时说,苏联人对车子、房子一点兴趣也没有,苏霍德列夫一面翻译,一面在心里说:“我想有车,我想有房。”

苏联头号翻译不同意赫鲁晓夫:我想有车有房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2013年第19期,作者:王寅佳,原题为:《领导人翻译,了解不少秘密》

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政治家陆克文有个独特的优势:精通中文。不久前,他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时谈到,中外交往“常常是翻译问题让我们错过了彼此”。比如,中国有个成语“韬光养晦”,翻译成英文是要隐藏力量、逐步发展,这让其它一些国家感到紧张。其实,“韬光养晦”来自中国的哲学观念,意思是要用很长时间培养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威胁之意。

陆克文在6月26日战胜吉拉德,再次当选澳执政党工党党魁,并重新出任该国总理。他的中文又有了用武之地。不过,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像他这样精通外语的毕竟是少数,即使懂外语的领导人,也无法像用母语一样清晰表达所思所想。所以,领导人之间会谈和外事活动,总是有“中间人”。他们很少被注意,但其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就是翻译。他们的人生故事,充满着传奇色彩。

苏联翻译爱带《花花公子》

苏联时代的“第一翻译” 苏霍德列夫如今早已退休。他舒服地坐在莫斯科郊区的家中,谈起自己的职业选择,口气里透着自豪:“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你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使交流变成可能。”从赫鲁晓夫会见,到戈尔巴乔夫会晤里根,整整30年,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身边站着的永远是面目清秀、又高又瘦的苏霍德列夫。他参加过的峰会、经历过的风雨比谁都多。他最后被派往美国,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并以公使头衔退休。

苏霍德列夫在伦敦长大,父亲是军方情报人员,母亲在苏联驻英贸易代办处工作。白天母亲上班去了,小苏霍德列夫就噔噔噔地跑上楼,到楼上的邮递员叔叔家玩。“正是那对英国夫妇让我学会了英式礼仪,使我受益终身。”他8岁到苏联使馆学校读书,小小年纪就为老师当起了翻译。“从那时起,我就坚信长大后我会成为口译员,而且会做得特别好。这个信念我一生都没动摇过。”

12岁,他回到莫斯科,一路坦途,从外语学院毕业后进了外交部翻译局,经常出入克里姆林宫,成了赫鲁晓夫的贴身翻译。那时,他的头脑“就像高速运转的电脑,反应时间不能超过一秒”。为赫鲁晓夫当翻译很让他头疼。赫鲁晓夫总是读了稿子的开头,就扔下稿子开始自由发挥,还总说些很难翻译的俗语、土话,言辞也很粗鲁,称美国工会领导人为“跟屁虫”,威胁西方“我们要把你们埋了”,这都让苏霍德列夫非常尴尬,不知如何翻译。赫鲁晓夫喜欢长篇大论,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苏霍德列夫要翻译,还要记录谈话要点。1962年,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苏霍德列夫忙了整整一天一夜。

比起赫鲁晓夫的“豪放”,勃列日涅夫则太拘谨,离了文稿就说不出话。1979年,他参加苏美首脑会晤。苏霍德列夫根据美方可能提出的问题,为他准备了长短两种答案。对方提出了一个小问题,苏霍德列夫将便条纸上的长答案划掉后,把纸塞给他。没想到,他读到被划掉的部分,突然转头问:“剩下的部分不用读了吗?”全场大笑,苏霍德列夫也很尴尬。

作为头号翻译,苏霍德列夫常随领导人出国。每次去西方国家,他都会偷带几本《花花公子》杂志回来。在当时的苏联,这算是黄色书刊,但他喜欢杂志中那些有趣的随笔。有时,他并不赞同领导人的说法。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出访美国时说,苏联人对车子、房子一点兴趣也没有,苏霍德列夫一面翻译,一面在心里说:“我想有车,我想有房。”

尼日利亚翻译拒绝小布什

领导人的翻译要求极高,许多国家有专门机构选拔人才。美国国务院下设的语言服务翻译局为总统等政要提供翻译服务,筛选人才时除了要考察语言能力外,还要了解时政、军事、地理、财经、科技等各方面知识,并且要在同声传译室内翻译两大段文章才能过关。为俄罗斯领导人服务的俄外交部语言保障司口译处有20多位翻译,都受过良好的语言教育,有的曾派到联合国工作过,不少人读书时就被外交部看中。

也有的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是自由职业者。尼日利亚的穆伊瓦就是如此。从1973年开始,他服务过的领导人包括曼德拉、克林顿、卡特等。他会说5种语言,这在当地极其罕见。而他学外语事出偶然。1969年,他父亲把他送去法国学医。“在准备报考医学院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晕血,看到血就会吐,怎么学医呢?”穆伊瓦开始琢磨今后能干什么。有一天,他住的旅馆里来了个孕妇,百无聊赖的他上前攀谈。“我告诉她我正在学法语,但对前途感到很迷茫。她突然说‘你为什么不当翻译?’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他因此豁然开朗,此后苦学外语,自学了西班牙语、德语等。

精通几国语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去过50多个国家,总是住最好的酒店,收入也不错,口译员的报酬是“每6小时不少于500美元”。“这个工作很耗费精力,而且没法‘混’。即使听众不懂原文,他们也能听出你翻得好不好。整个尼日利亚成功的口译员不到50个。”但是,“你能与国家元首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们在尴尬时寻求你的帮助,你还能目睹政治风云变化”,这都是让他喜欢之处。

但当翻译也有为难时。“即使那个政客在胡说八道,你也必须忠实地译出来,口气还得让人信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在大白天说现在是午夜,我不能抬头看看天,心想‘这是个疯子’。”不过,他也有最后的手段:拒绝。“过去40年里,我为1000多位领导人当过翻译。但当我受邀为小布什当翻译时,我拒绝了。我不喜欢他的暴力个性。”

为克林顿奔走的阿语翻译

有些翻译在某一领域最后成了专家,甚至总统也会倚重他们。

2000年7月,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斡旋巴以和谈。他派出自己的阿拉伯语翻译贾迈勒去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希望说服后者接受自己的和平计划。克林顿说:“贾迈勒了解中东局势,阿拉法特也喜欢他。他与阿拉法特的私交无比珍贵。”那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一直是贾迈勒在说,阿拉法特认真地听。“我告诉他,一切都在他手中,如果他放弃这次历史性的机会,天知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巴勒斯坦还能剩下多少领土。”虽然最后阿拉法特拒绝了贾迈勒,但这件事本身,已让贾迈勒在中东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贾迈勒是埃及人,上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在担任翻译的10多年里,他见证了一次次中东危机。1991年,海湾战争一触即发。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带着贾迈勒飞往日内瓦,向伊拉克使者下达最后通牒。那次会谈长达6个小时,贝克交给对方一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亲笔信。贾迈勒回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重要的会议,非常紧张,也很害怕。萨达姆的使者读信时手一直在抖。他看完信后站起来说,这不是外交语言,是赤裸裸的威胁。”贝克厉声喝道,如果伊拉克不从科威特撤军,就会被撵出去,而伊拉克军队会被“打回石器时代”。贾迈勒翻译时,听得胆战心惊,“事实上,我一直在发抖”。

后来,贾迈勒成了中东问题专家,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就有关问题咨询过他。2003年,他陪小布什去埃及参加一次峰会,会场在沙漠地区,条件简陋,他临时搭建的同声传译室被设置在室外,气温高达46摄氏度。他在小屋里翻译了一个多小时。“我穿了西装,打着领带,感觉快昏厥了。”当他从屋内出来后,全身被汗水浸湿。小布什走过来,拿一块湿毛巾帮他擦去额头的汗水。这一幕被白宫摄影师拍下,传为佳话。

如今,贾迈勒已经退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他在中东的人脉成了他的最大财富,他的第一个客户是埃克森美孚公司。

萨科齐的知心女翻译

翻译们长期与领导人一起工作,往往也会建立友情。曾为3位法国总统当了20多年翻译的阿曼达就是如此。

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父亲是位语言学家。他把4个孩子送去学不同的语言,大儿子学德语,大女儿学西班牙语,二女儿阿曼达学法语,而小女儿学英语。他在家中定下规矩,孩子们可以选择说一种自己喜欢的语言,但不能夹杂着说。这样,几个孩子都精通了多种语言。为研究语言,他曾半夜把阿曼达摇醒,大声说“着火了”,看她会选择什么语言回应,因为人从熟睡中惊醒后,脱口而出的语言就是最熟悉的语言。他很早就认定,口译员这一职业适合女儿,既优雅又收入不菲。阿曼达尝试过多种工作,最终发现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能讲流利的多种语言,让阿曼达有了特殊的优势。当上总统的翻译后,她服务的第一位总统是密特朗。在阿曼达记忆中,“他非常聪明,从不泄露任何东西,你根本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英语。”多年来只有一次,密特朗在她面前干巴巴地“幽默”了一下。那次,密特朗在晚上10点把她叫进办公室,翻译他与老布什的通话。当时,屋内只有他们两人。“我有点害怕。但我没想到还有更可怕的事。”阿曼达戴上耳机开始翻译,却听不清,当时的电话机也无法调节音量。正在此时,密特朗养的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扑向她,爪子抓住她的肩膀,将耳机也扯下来了。密特朗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阿曼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耳机勉强翻完了整个谈话。她正要转身离开,密特朗叫住她让她坐下,说:“你叫什么?”“阿曼达。”“啊,山羊的名字!”密特朗说。阿曼达本来就有气,脱口而出:“你胡说什么!”密特朗干笑着说:“我小时候,妈妈在我睡觉前总给我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只叫‘阿曼达’的公羊,所以我一直认为那是羊的名字。”后来阿曼达回过味来,意识到密特朗是在“套近乎”,婉转地表达了抱歉之意。

相比之下,希拉克要友善得多。有一次,阿曼达带着自己7岁的教女逛街,突然接到电话要赶回去做翻译。匆忙间,她只好把教女也带进了宫,让她待在隔壁小屋。工作结束后,希拉克看见这个小姑娘,得知那天是她生日,立刻招来自己的摄影师,让小女孩在总统办公室摄影留念。工作人员进来提醒他,有客人要到了,希拉克说:“别急。这对这个小姑娘来说很重要。”在举办宴会时,希拉克为了让阿曼达有时间吃几口,曾经对客人们说:“现在请大家都不要说话。”有一次,阿曼达坐在希拉克身后为他翻译,希拉克把一片面包从肩膀处递给阿曼达。同桌的一位外国领导人觉得很感动,也想起了自己饿着肚子的翻译,可他手边没有面包,就端起碗汤递给身后的翻译。可怜的翻译喝也不是放也不是,只好端着汤继续翻译。

总统的关心固然令阿曼达感动,但她更看重的是总统的尊重。“萨科齐非常信任我,这对一个总统来说是很难得的。有时,参加会谈的其他领导人心有疑虑、希望我离开,他会很坚定地说:‘她是自己人,很可靠’。”两人长期合作,她甚至能猜到他的思路。有一次,萨科齐与奥巴马会谈,阿曼达不停地翻译,突然意识到自己把萨科齐还没说出的话都“译”了。萨科齐停下来看了她一眼,对奥巴马说:“阿曼达把我没说完的话都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下次我们会谈时,她来说,我来译。”奥巴马哈哈大笑,阿曼达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自然明白,称职的翻译应该忠实地传递领导人的原意,不多说一句话。但能猜到领导人的内心所想,这其实也体现出作为翻译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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