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贺子珍在苏联被强行关进疯人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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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本文摘自:《健康必读》2010年第3期,作者:《健康必读》编辑部,原题:《贺子珍在苏联疯人院的苦难经历》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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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本文内容于 2013/8/31 8:51:24 被小编a3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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