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案的前因后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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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齤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齤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而应桂馨具体指挥武士英实施暗杀。而近来多有学人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张耀杰、芦迪、思公之类一反陈说,否定袁世凯是元凶,反将矛头对指向侦破此案有功的陈其美,认为其破案过程过于离奇,陈与主凶应桂馨历史关系密切,而袁世凯无暗杀之习惯及动机等。粗粗看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却破绽百出。

对于此案之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主线大家都没有疑问,毕竟证据凿凿,关键是洪述祖有没有人指使,是否能确定是其自作主张?应桂馨在受洪指使之外还受不受陈其美指使?陈在破案过程中神奇作用是否就意味着他就是主使之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洪述祖是自作主张,这么大的事如果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得到就指示应杀宋,那他又是为了什么?从洪的历史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之徒,他跟从刘铭传、张之洞等人无不因贪污受贿而败事,他跟随袁世凯也无非是因为袁能给他以利禄,那么,如果杀宋是他独断的话,事成对他没有好处,事败则要独食其苦果,这是一个利禄小人所能为的吗?实际上,杀宋确实牵涉到洪、应的经济利益,我们来看以下洪、应之间的电报稿:

1913,3,6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这封信件虽然没提宋案,但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洪不愧做过几十年的师爷,幕僚,老奸巨滑,这封信就是篇杀人不见血的杰作。本人特将此信重要词意翻成白话,奇文共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各种手续没搞太好。比如我们要杀邓,(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激烈反袁,后曾被袁政府逮捕)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报告,再把商量如何干掉他的方法说明,最后把他死讯登在象《民强报》那样我们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你以前报告的有宋骗案的材料,不仅现在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见到,让人出钱,怎么张嘴,也不好交代啊。你是个明白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拿来材料最好。或者趁宋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激烈行为就好办)也可以借机下手杀了他。)

1913,3,10应致洪电:川密,蒸电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可参阅应13日函。唐德刚有一解释如下: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齤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


——问题在于洪是否有力安排此巨大利益?要不要经过上司批准,若不需批准即能为之,洪何苦杀宋?(缪注)

1913,3,11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荫具

(洪没见到应13日函,所以不明白)

1913,3,13洪致应电:川密

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此电洪还没有接到应要杀宋电函,因此应债票事他也没尽力。他仍在提“毁宋”,此处毁宋仍应该指利用日本材料毁掉宋的名声。但也暗含杀宋可能。关于酬勋,洪在以前提过给应争取勋位,(见前1912,10洪致应函)可能知道应很希望得到。

赵秉钧对此有一解释也可供参考。赵秉钧在通电自辩:“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勋位说可以另议,但如洪、应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宋教仁,袁世凯想要给他们勋位何难,当然不会以毁宋之名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啊!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多有,赵秉钧的辩解并不有力。

1913,3,13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云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籍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功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

(三月初九来函估计是洪三月六日写的信,于九日到。应在读了洪三月六日的函后,心领神会,他看来是真拿不出“毁宋”的证据。正好宋12日到沪,遂下决心杀宋。)

——在这里由所谓的“毁宋”变成“杀宋”,应凭什么认定即使杀宋也能获取利益?如果要否定是袁赵下令的关键在于洪为什么批准?他是否经过授意?

1913,3,14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此交易应与杀宋有一定联系)

——也就是说,在不能毁坏宋的名誉的情况之下,唯有杀宋方能获取利益。

1913,3,14应致洪电: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比较奇怪的电报,应在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下,已经自行派出杀手,开始施行。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成心模糊其词。让人不容易破译电文内容。)

1913,3,17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

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在应没有提杀宋前,洪已经将此事递财政部,并说可能通不过。现在特批,有两种可能,洪通过自己疏通达成交易,另外就是将此事上报特批,而批准者与杀宋就有嫌疑。洪并没忘自己从中渔利。)

若洪不需批准即能授利于应,则他何苦杀宋?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与杀宋相关,否则如何“润我若干”?

1913,3,18洪致应电: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

——可见洪对杀宋的急迫性,非关巨利,何苦来哉?

从以上电报搞可知,洪、应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此经济利益非经上司批准不可,有酬庸性质,那么能批准此的非袁世凯而谁?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军事、人事、财政权,对于善后大借款还没有到手,财政拮据之袁政府,很难想象袁会将此权力假手外人。所以洪、应之杀宋必经袁之授意,也即袁世凯为宋案之元凶。

对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结论还可以提供以下两条佐证:

1、二次革齤命后应夔丞越狱,公开请求平反;后竟寓居北京,要求袁氏兑现诺言。有人劝他收敛,他傲然置之,后被袁氏派遣的军政执法处郝占一与王双喜杀死。如果袁世凯真非宋案主兄,何必暗杀他?他既自投罗网,那么将他置于司法审判不好?如能搞清宋案是他实受命于陈其美等所为,则不啻给给当时趋于失败中的革齤命党以致命一击,他为何舍此不为,反给人以杀人灭口之印象?有人说他在宋案中也有毁宋(这里指只是毁宋之名誉,而非置宋于死地。)的举措,怕审案后损及他的名誉。但此说不通。因为当时洪、应之间的电报稿早就公诸天下,如果袁的作为真止于此,那么审问应夔丞还能损袁到那里去?

2、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执行死刑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请问,洪做的谁家的官,行的又是谁家的政?他的祸既是从所谓的“服官政”而出,那么此联所指的祸首还不是很明确了吗?

袁世凯真的没有杀宋之动机吗?

袁世凯曾对杨度表示:孙容易相处,黄容易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夺权不可怕,以合法手段夺权却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怕国齤民党起来暴动,反而是怕国齤民党靠议会来作合法斗争。那么去宋对袁世凯来说是去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而如果国齤民党借此暴动的话又正好给他以一个平暴之理由,即使国齤民党不借此起事,他也要步步进逼,逼使国齤民党起事后名正言顺在荡平南方各省实力派,从而实现其实际统一中国之美梦。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可以说,宋案得利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而国齤民党在宋案发生后相当被动,法律解决久拖无果,要起事则又实力不济,而袁世凯身处嫌疑之地,不但毫不让步,反而步步进逼,首先为了扩充军备,于1913年4月26日违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1913年6月9日,罢免李烈钧,随后罢免胡汉民等,7月5日袁世凯即派李纯部攻占九江。至此国齤民党被迫发动二次革齤命。可以说,宋案对国齤民党全无好处可言,国齤民党发动二次革齤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宋案,而是袁世凯加强专制,步步进逼之结果。现在有论者将宋案栽脏给孙中山,制造所谓孙中山版的“国会纵火案”,还将二次革齤命的责任推给孙中山,无乃离事实太远乎?而其用心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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