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亚当斯:王朝兴替只在税收制度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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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查尔斯·亚当斯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刺猬。他在《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中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坏。

查尔斯·亚当斯:王朝兴替只在税收制度好坏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网,作者:肉唐僧,原题:《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查尔斯·亚当斯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刺猬。他在《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中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坏。于是,历史的蛋糕被他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切开,呈现出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剖面。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得洛斯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得洛斯岛,供战争使用。希腊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得洛斯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对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导致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洛斯联盟中超过一百六十五个城邦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因为后者不要求任何贡赋。可以说,雅典失败的结果,在战争开始之前便已注定。

又比如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外派的总督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结果便是士兵们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开始,到庞培到恺撒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动用军人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这道选择题,哪怕是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与我们的分税制,相映成趣。

蕞尔小国莫斯科公国一统北方成长为俄罗斯帝国,要感谢蒙古人任命它代为收税;西班牙帝国垮塌的真正原因并非无敌舰队的战败,而是愚蠢的税收政策;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庭决裂并非为了娶安妮·波琳,而是夺取教会从英格兰搜刮走的什一税;科斯特带着五百零七名战士、十六匹马和十四门大炮,打败阿兹特克上百万的军队夺取中南美,帮助他的并非天花,而是众多无法忍受阿兹特克横征暴敛的印第安部落……而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

《大宪章》之后,英国贵族在与国王一次次艰难的博弈中,逐渐树立起关于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一是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可以说,当今普遍实施于各国的普选权,即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观念的直接产物。二是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三是公平。在此,查尔斯·亚当斯借哈耶克之口,对累进税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按供应学派的观点,“如果财政收入是惟一的目标,那么很明显,中等程度的税收可以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这并不需要我们很多的耐心——给里根和撒切尔们十年时间,就能出色地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各国普遍的税收水平太高了。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税率不过是百分之十一。今天,孟子的主张却成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虽然各国有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之分,但究其本质,当选的政客——议员也好,政府首脑也好——都有强烈而拙劣的表演倾向,要在任期内“干点什么”以便青史留名或改良社会。于是,议会与政府合谋多征税,就无法遏制。再加上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纸币滥发便不可收拾。二战后的七十年间,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每念及此,就会由衷地佩服瑞士人的智慧——他们虽然有政府、有议会,但是人民从未让渡征税权。每到加税,议会只有提出动议的权力,必付诸全民公决方可决定。如此,瑞士人有最令世人艳羡的货币以及生活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托马斯·潘恩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令人完全不能忍受的恶。”他的教导,只有瑞士人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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