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四川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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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川督岑春煊始议铸造铜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建立四川铜元局,其规模不大,仅就原购铸小制钱的废机修整使用.厂房是机器局的压铜厂和旧的铜钱厂,铸料是机器局的枪弹废壳边渣和宝川局余铜,圯炼净尽。按铜95%、铅4%、锡1%的比例配铸“当五”、“当十”铜元。所铸铜元悉用紫铜,质量较好。 光绪三十年(1904),仿湖北省铜币式样.将“四川官局造”五字改为“四川省造”四字。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清政府通令各省将所铸的“光绪元宝”铜币.统一改为“大清铜币”,并要在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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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铜元



四川铜元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川督岑春煊始议铸造铜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建立四川铜元局,其规模不大,仅就原购铸小制钱的废机修整使用.厂房是机器局的压铜厂和旧的铜钱厂,铸料是机器局的枪弹废壳边渣和宝川局余铜,圯炼净尽。按铜95%、铅4%、锡1%的比例配铸“当五”、“当十”铜元。所铸铜元悉用紫铜,质量较好。 光绪三十年(1904),仿湖北省铜币式样.将“四川官局造”五字改为“四川省造”四字。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清政府通令各省将所铸的“光绪元宝”铜币.统一改为“大清铜币”,并要在币的中心加铸阴文或阳文的各省汉文简称,四川省即铸有中心为“川”字的当五、当十、当二十等三种铜元。同年九月,清政府的户部改名为“度支部”,但各省铜元局所铸的“大清铜币”币面纪铭仍一直用“户部”字样,唯独四川所铸宣统元年大清铜币的纪铭改为“度支部”。以致四川铜元成为全国铜元特点之一。

辛亥革命后,四川大汉军政府于民国元年废除龙纹大清铜币模式.改铸汉字“当十”、“当二十”和“当五十”文三种面值的铜币,正面为“四川铜币”四字,中问有一枚海棠花,上有“军政府造”,下边为当制钱若干文,反面中问有一圈,圈内为篆文“汉”字,圈外还环绕有十八个小圈,小圈上有“中华民国元年”六字。民国2年(1913),又添铸“当一百”和“当二百”两种铜元,当一百铜元的模式与当五十的相同,当二百文的版面稍大,其正面中间谱有一圈,圈内为嘉禾两穗,穗中有直书的“贰百文”三字,圈上为“中华民国二年”,圈下为“四川造币厂造”,反面正中亦有珠圈,圈内为两面交叉的五色旗,圈上有英文The BeputIle of chine,当二百文的版面比一百文大,这种二百文铜元,又称“双旗”铜元,亦称大二百文铜元。

民国7年(1918)成都造币厂曾增铸五文铜币。民国8、9年(1919、1920),曾铸当一百和二百铜币。民国13年(1924).扬森为了更多地掠夺铸币暴利,铸造重量轻、币身薄,体积小的小一百和小二百(也叫新一百和新二百)铜币,这两种铜币的模式与以前铸的“汉”字和“旗版”均有变动。自民国15年(1926)起到17年(1928)止的三年时间内,四川造币厂铸造的小二百文铜币多达四亿余枚。由于铸造铜币有利可图.当时省内各防区的军阀们也纷纷效尤,设厂铸造劣质铜币,使四川币制混乱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川铜元在清末初铸时,质量较好,一般都是用紫铜。每枚铜元的含铜量均在95%左右。民国以后,成、渝两地铸造的铜元。因当事者贪图重利。搀入白铅较多,除老一百、老二百两种为紫铜外,其余均是白黄色的白铅。故铜质不如清末所铸之纯。由于用铜日杂,成色方面难以精确核计,据当时《财政年鉴》所载:四川当五十文铜元含铜量为千分之五百,老一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五百八十,新一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二百,老二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七百,新二百文铜元则降低至千分之三百八十。重量方面亦较清末所铸为轻。如当二十文者只重三钱,当五十文者重五钱。老一百文者重五钱八分,老二百文者重七钱。新一百和新二百投产后,重量更轻了。

四川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铸铜元起至推行法币时止的30余年间,除清末一段时期铜元铸造敷有较为完整的纪录存下来外,民国时期,由于受四川军阀混战的影响,生产既不正常.档案又散失不全,亦从未正式公布过铸造数量。这种历史的原因,给川省货币紊乱史料的整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三年(1911)的9年中,四川铸造了“当五”、“当十”和“当二十”铜元775,484,733枚。民国元年(1912)以后,政府度支日绌,叉因钱价愈低.公家铸造“当十”、“当二十”铜元,即多加铝锡,改作白铜亦已无利可图。于是改铸“当五十”铜元。护国之役后,军阀为了谋取厚利,加大面额铸造“当一百”和“当二百”的大铜元.后又减轻重量铸“小一百文”和“小二百文”铜元。民国元年(1912)至17年(1928),成都造币厂共铸造“当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6种铜元达24.78亿余枚。重庆铜元局于民国2年(1913)至民国6年(1917)铸造“当二十文”、“五十文”铜元92,504,725枚。至于民国6年(1917)以后,四川大小军阀私自铸造铜元极其普遍,其铸数若干,更是无从考核统计。据当时有关方面估计,民国7年(1918)至民国24年(1935)平均每年铸造的劣币,都在1亿枚左右。

清末民初,民间日常生恬所需生活日用品,纯以钱文计算。在银元畅行时,铜元作为辅币仍旧普遍流通行使,不论成都或重庆所造铜元,均能在省内外广泛流通。但自铜元面额增大后.不仅原有的制钱被收去改铸铜元图利,小面额的铜元亦有被收购熔化改铸大面额的。如当五十文铜元出现时,市上的当十文和当二十文的铜元就减少。新二百文铜元面市时,原有的老一百和老二百文铜元亦趋匿迹。民国14年(1925),当五十文以下铜元都停铸后,新二百文铜元在川省境内成为交易的起码单位。少数二百文以下的交易,有的用制钱,有的则将当二百文铜元截为两半或四片当作一百文或五十文,作为找补零星数额之用。这种铜元,俗称“宰板”铜元。有的地方还有以竹签或竹片代铜元作零星找补之用的。由于铜元的额定价值与使用价值产生差距,如当十文铜元最初是按照面额使用,以后每枚逐渐改作当一百文行使,其他种类铜元的使用价值亦有改变,而政府又未规定先后价格折合的比率,以致民间的债权债务由此发生不少纠纷。 四川铜元中二百文的铸造,前已述及自民国2年(1913)开始.计有大型小型的区分,铸造者惟利是图。初由五十文改铸一百文,继改铸大型二百文,此犹未足,复改铸小型二百文。大型二百文一枚,最少可改小型二百文两枚,清铸二十文铜币,其重量较小型二百文还重。更有不法之徒,更用机械以清铸十文铜币压而扩之,改图易字成小二百文,两型的重量没有差别。故在流通中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别。大型二百文在全省均能流通使用,尤以沱江流域为多。川南高县、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只作一百二十五文或一百文行使。而仪陇、蓬安、昭化、通江等县,却作三百文行使。天全县僻处边远,常有外省商入以二百五十文的价收买,而遂宁、潼川、保宁(今阆中)、南部、广安等县每以大型二百文(旗版)斫成二,一牙作一百行使。至于小型二百文,在全省长江沿岸,自涪陵以下及酉阳、秀山等县,只作一百文使用.其余各地则能照面额通用。

川省铜元的愈出愈坏,其害波及其他省市。当川省只铸当十、当二十文的时候,川省与长江下游各省的铜币种类完全相同,故钱价亦无大差异。但自川省开铸五十文后,每洋一元可易铜元二千文上下,而下面各省每元仍为一千一二百文,当二十文者,在川省内并不能贵于当五十文者,故一运出省,每洋一元即可坐获数百文之利。不少商人遂相率运至宜昌沙市一带出售。待当一百文的面市,当五十文的亦被运至宜、沙;至当二百文的面市,又将一百文的运至下游各省图利。数量日增.以致当地价钱日跌。生活日高,实受了四川铜元的影响。实际上当一百文的与从前当十文者大小厚薄没有什么差别,当二百文的与从前当二十文的亦无什么差异。有的商人到汉口、上海等地购置当地所铸当十、当二十文的,运回四川改压作当一百、当二百文字样行使。自当二百铜元产生后,不仅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已先后流出省外或予收回改铸,就是当五十、当一百的亦皆流至宜沙一带。以致本省所有的通货,只有二百文一种了。故有人说“四川成为二百文的天下”,确是事实,当时,交易无法找补的县区乃有宰板二百文的产生。影响四川与外省的贸易并引起长江下游省市的物价。

四川铜元的诞生晚于国内广东等省,前后不过30余年的历史.且在铸造和流通过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军阀割据及混乱时期。政局不稳,军阀专横各自为政,以减重、降质、缩小等方式铸造铜元,从中大肆剥削人民。成都造币厂和重庆铜元局两个公立铸币机构,均为军阀所掌握,各大小军阀又各自私设铸币厂,以致滥铸、乱铸、私铸大量的各种形色的铜元,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几次金融货币风潮,在法币政策实施以后,铜元才退出了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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