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制造的“四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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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猜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李世民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      唐太宗李世民 资料图      唐太宗被称为“千古一帝”,实行“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从贞观六年(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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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猜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李世民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

揭秘: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制造的“四大冤案”

唐太宗李世民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蓝版2011第一期) 作者:刘继兴 刘秉光 原题:制造的“四大冤案”

唐太宗被称为“千古一帝”,实行“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从贞观六年(632年),他让近400名死囚犯回家过年的创举中,我们就可以领略到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犯人的关怀。对犯人尚且如此,那么对开国功臣和社稷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但李世民却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

盛彦师是一员武将,他剿灭李密、平定王世充,是难得的军事奇才,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那他可就是门外汉了。徐圆朗叛乱时,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彦师话还没说上两句,就被徐圆朗活捉。据《旧唐书·盛彦师传》记载,盛彦师被俘后,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盛彦师落入敌手,有辱使命,罪过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当,其罪更甚。李世民赐死盛彦师,与其说是为了发泄对盛彦师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为了推脱自身责任,掩盖自身失误。

如果说盛彦师被赐死,有其自身过错的因素,那么李君羡的死就不可思议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一道无中生有的谗言,就轻松地让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李君羡断送了性命。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叫“五娘子”,其武连郡公、左武卫将军、玄武门守将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武”字,正好与“女主武王”暗合时,李君羡的霉运便接踵而至。他先是被皇帝“深恶之”,接着被调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弹劾“与妖人交通谋不轨”,最后李世民连审都不审,就下诏“君羡坐诛,籍没其家”。厄运来得如此迅速,如此连贯,恐怕李君羡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谋反”。因为其为官地相州被人传言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因为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因为他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因为其老婆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这位农民出身的凌烟阁功臣成员,很快就被推上了“谋反”的风口浪尖。“谋反”,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必欲除之而后快。正当李世民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突然又听到张亮私下里畜养500壮士为义子的事,总算是一个现成的把柄。于是,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对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于是,这位当年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这位刚刚从高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这位临死前还在苦苦哀求宽大处理的刑部尚书,被“下诏处斩,籍没其家”。

能够得到李世民高度评价的人不多,除了“镜子”魏征,就应该是“性最坚贞”的刘洎了。因为刘洎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他。贞观十九年,远征高句丽归来的唐太宗,听信了褚遂良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得了“痈疽”,刘洎听到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僚们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但被进谗者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宫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谋反”,就是“传位”了。进谗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谗,皇帝因此才会失去理智,龙颜震怒。唐太宗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猜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政局稳定更为重要。平庸之人犯了错误,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过,但位高权重的臣属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风吹草动,只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会兴师动众,杀气腾腾。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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