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怪了!违法建筑为何“越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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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各地违法建筑日益泛滥,甚至“越拆越多”,有着复杂的成因。(2013年08月15日 新华网)   首先,从根源上看,拆违本身存在很多执法难点。由于很多地方的城管,自成立时即缺乏组织法依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因此,在强拆执法上有许多模糊的地方。虽说拆除违建也有大致程序:比如接到违建举报后到现场核实,认定违建后下达违法通知,听证通知,若当事人没有自行拆除,再下达强拆通知等。但现实中面对数量惊人的违法建筑,到底该拆哪一处,执法部门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其次,违法建设主体越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各地违法建筑日益泛滥,甚至“越拆越多”,有着复杂的成因。(2013年08月15日 新华网)

首先,从根源上看,拆违本身存在很多执法难点。由于很多地方的城管,自成立时即缺乏组织法依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因此,在强拆执法上有许多模糊的地方。虽说拆除违建也有大致程序:比如接到违建举报后到现场核实,认定违建后下达违法通知,听证通知,若当事人没有自行拆除,再下达强拆通知等。但现实中面对数量惊人的违法建筑,到底该拆哪一处,执法部门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其次,违法建设主体越来越组织化、复杂化也给执法带来了挑战。从农村说,农民个体建设时,所有风险都是个人承担,在违法建设前自然会慎重考虑。而变成村社组织之后,“有好处村社领导拿,出了事集体组织担”,自然使违法建设越来越无所顾忌。

另外,近年来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产生的巨大利益驱动,也成为违建疯狂蔓延的重要因素。在违法建筑占全市建筑三分之一的深圳记者发现,每一平方米的违建,至少可以给违建者带来每月200元左右或者一次性带来2万元左右的利润。

最严重的是,不少违建案件的背后几乎都有权力寻租的影子。在去年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白云分局太和镇原执法队队长王宝林案中,虽然其只是一个“芝麻官”,但在职两年内便收受贿赂417万元、黄金制品500克,并有689万多元财产无法解释来源。王宝林的行贿人之一陈某利供述,在没有取得报建手续情况下,打算在太和镇某烂尾楼旁建六层楼房。建到二、三层时,城管到工地拆掉了一根柱子。陈某利便找到王宝林讨价还价,上交3万开工。到第四层时,城管又来拆掉了一片排栅,陈某利又给王宝林送上2万元。待建到第六层,王宝林打电话督促封顶,陈某利根据其要求,给城管队准备了22份礼品。待七层楼建成后,陈某利又分5次为王宝林送去11万元。

王宝林案并非个例,江苏、湖北、安徽、云南等地都发生过不少执法干部给“违建”充当保护伞的案例。广州市监察局副局长蔡国强说,一些地方违法建设问题之所以十分严重,查而不倒、禁而不止,与有的地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查控违法建设过程中有违不查、查违不严、拆违不公,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违法建设有重要关系。

由此想来,要彻底遏止违法建筑的泛滥,城市管理部门至少要迈过领导重视、强化问责、法律跟进三道坎。所谓领导重视,是因拆违执法需要依靠强硬的行政命令,少了当地主要领导的决心,难以拆除。所谓强化问责,是要建立完善违法建设地段责任制、行政问责制,重罚之下才有可能杜绝。至于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当然更要跟进。我们身边之所以成为违法建筑的“天堂”,一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二是因为拆除速度赶不上违建速度,执法要按程序,需要时间,面违法建筑却可以黑白加班,赶进度。许多违法建筑往往是刚打地基就下达禁建令,但未等执行期到就已封顶完工,在各地维稳第一的大局中,很难再拆除。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简化执法程序和手续,发现违法建筑,立即拆除。这就需要在相关法规和法律上进行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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