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 产 党就没有我......

大羽行空 收藏 7 352
导读:当年,我外公和我爷爷都是国 民 党。我外公是中 央军的军官,我爷爷是傅作义在上海的买办之一,就是替傅在上海做生意赚军饷。 这样的家庭成分,可想而知,解放后我父母在生活读书工作方面受到的种种冲 击和限制,六十年代他们上大学不能选择喜欢的专业,毕业都被分配到 最穷最苦的地方,而他俩凑巧是在同一个地方。于是他们认识并恋爱结婚。 如果没有共 产 党出现,那么,抗 战后,我父亲应该在上海一直做他的大少爷,而我母亲应该始终在陕西做她的木材厂老板的大小姐(我外公在抗 战时两次负伤,1946年在宝鸡退

当年,我外公和我爷爷都是国 民 党。我外公是中 央军的军官,我爷爷是傅作义在上海的买办之一,就是替傅在上海做生意赚军饷。

这样的家庭成分,可想而知,解放后我父母在生活读书工作方面受到的种种冲 击和限制,六十年代他们上大学不能选择喜欢的专业,毕业都被分配到

最穷最苦的地方,而他俩凑巧是在同一个地方。于是他们认识并恋爱结婚。

如果没有共 产 党出现,那么,抗 战后,我父亲应该在上海一直做他的大少爷,而我母亲应该始终在陕西做她的木材厂老板的大小姐(我外公在抗 战时两次负伤,1946年在宝鸡退役,当时军衔中校,退役后在西安开办了一家木材加工厂)。

这样的话,我父母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更不可能结婚。

那就是说,要是没有共 产 党,根本就不会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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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忍不住想聊聊我的这两位老人家,以下内容大部分是他们生前在闲聊中告诉我的:

我外公17岁时当兵(按年纪推算是1929年),因为他有两个优势:有文化、擅长骑马,所以在部队的道路比其他士兵要顺畅,晋升也较快。他的军 旅生涯最让他骄傲的有三件事:第一、抗 战初在汤恩伯的部队当步兵时,是连长,参加过南口会战并且是在最前沿,他第一次负伤也是在那里;第二、在门炳岳的部队当骑兵时,参加过红格尔图战役,他是加强连连副,近三百人的一个连,打剩下十几个,他再度负伤,并且是重伤,差点把腿锯了;第三、在黄 埔军 校当过马术教官,教那里的师生们骑马。虽然地位比不上那些理论和战术教官,但他在黄埔见过许多民 国大腕人物,后来他看电影电视时,总说谁演得像谁演的不像。

抗 战前,我外公参加过对“苏 区”的围 剿。他当排长时,有一次红军夜袭他们营地,他的排被打散了,他到一家农户想躲一躲。他说,那时红军还不太讲优待俘 虏,被俘的国军尤其是军 官,往往会被杀。当时是在红区,如果那户人家告发他,说不定他难逃一死。但那户人家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收留了几天(我外公年轻时身材瘦小很是清秀,估计那户人家不忍心把他交出去)。之后给了他一身破烂衣服,他才跑回部队。我问他,回部队有没有被审查什么的,他摇头说“没有”。

我问他,在苏 区,红 军军装是不是像电视里那样?他说不是,那时红军有军装的不多,好多人只要把枪一扔,就跟老百姓没两样,整团整师穿着整齐军装的红 军他从来没见过。他们“围 剿”过程中,一个村子里刚刚还响枪,他们冲进去就见不到一个红 军,全是老百姓。墙上用泥水刷的**国 民 党的标 语还在往下淌水。把村长叫来问,村长信誓旦旦地说没有红军,我外公指着标语问村长“那这是怎么回事”,村长摇头说没看见、不知道。我外公说“那个村长怎么看都像军人”,我问那你们没把他抓起来审问?我外公回答:“没有证据,怎么能乱抓乱审?我们是政 府的军 队,不能对老百姓乱来的。”

我还问过他,你在部队那么久,部队拿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他说部队驻扎下来常会征用老百姓的东西,主要是锅碗和桌椅最多见,偶尔也会征用骡马。但都有编号,用过要还的。我问“你们付钱吗”?他说虽然不付钱,但是要人家愿意,有些一开始不愿借的,上门拉拉家常劝一劝,多数人都不会拒绝。一般只要不是紧急情况,很少强 征。东西弄坏了要修,没法修的就要赔钱了。他笑称“那时,桌椅常被用坏,要修好才还给老百姓,时间长了我也练了些木匠手艺,木匠活挺有意思。后来开木材厂,说不定也跟这个有关系......”

他说中央军里只有几种兵可能会去祸害老百姓:散兵、逃兵、溃兵,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长官和纪律约束了,中 央军的名声往往就坏在这些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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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我爷爷。我曾祖父和傅作义算是老乡,都是晋南人。他是家乡的一个中型地主,同时也会设计建造大型院落房屋。现在我老家县城的两座历史性地标建筑,就是我曾祖父当年设计的。至于他和我爷爷跟傅作义具体是怎么认识怎么有交情的,我不清楚。我爷爷比较会做生意,被傅作义安排在上海当了一名买办,实际是替他打理一些生意,赚钱充作军饷。当时,中 央政 府对他们这些地方军的军饷物资支持很不充分,我爷爷说,按士兵人头平均的话,政 府给地方军的军饷只有中 央军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根本不够用。很多军 阀都在上海香港这些地方安排很多自己信得过的人做生意,赚钱充饷。我爷爷在上海,就和马鸿逵的几个买办非常熟悉,生意往来很密切。(个人认为,这种不公平待遇,也算是后来这些军阀对国 民政 府不满而纷纷投共的原因之一吧)

抗 战后,我爷爷在上海曾经因为“通 共资 敌”嫌疑被拘捕过,后来是花钱摆平的。我爷爷说事情虽然属实,但对他来说,纯属商业行为。同时也是想在共 产 党那边留个好名。但这件事在解放后根本没起任何作用。解放前夕,我爷爷从上海回到家乡,在解放后的山西的“运 动”中,我爷爷一家照样被“扫 地出 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什么叫“扫地出门”,就是把有钱人的所有土地财产房屋家当全部没收,只留下身上的一身衣服把人赶出门去。

他说在解放前在老家有不少地,家里一直有长短工,那时在家乡,大部分地主和长短工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根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三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而解放后的“运 动”中,那些站出来对我爷爷一家“揭 露”“诉 苦”的所谓贫苦农民,都是曾经被我曾祖父或者我爷爷训斥责罚过的短工,训斥责罚原因,不是因为在劳动中耍奸溜滑、就是手脚不干净偷东西的。而我爷爷家的多数长短工选择了沉默,或者被迫说一些不疼不痒的“罪 行”......

我爷爷活到74岁,我外公活到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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