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痛感法治的缺失,开始了全国性的立法与普法活动。

今日,我们又面临转折点,很多人也还是感叹法制的不健全,希望健全法制,以保障改革的进一步前进。

不过就法制谈法制,好像还是说不清。比如,这一法制要体现哪些东西?民主监督,社会协商,民本民主?

更进一步问: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法制完善,还是只有法制完善,才能保障经济发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没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这话抽象了一点,那就具体一点。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将做出调整,这会以经济法(这里不是指的社会的经济法规,而是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经济法规)体现,而后才会延续到社会,以社会法规来体现。

所以我的观点明确一点就是: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完善法制建设,而不是相反。

法治的发展要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

农业社会,结构松散,经济运作的主要结构是家庭。因此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主要是宗族家法,社会上有以刑法为主的几部主要法律就够了。

进入工业社会,组织越来越完善,好的工业产品也要求严格的组织加上复杂的技术才能产生。流水线生产,社会化产业链,都要求每一步的精准,才能保障整体的效益。时间的精准,技术标准的精准,人们合作的精准,设备的精准。

为了保障这些利益的实现,也不得不制定出越来越精准的规章制度来保障这一切的实现。

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也反映在社会制度上,现代法治社会也就逐渐成型。其管理特点就是日益精密的法制化管理,强力管理成分很重。

换句话,经济上的利益诉求产生相关的经济法规,构成基础,然后社会上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产生相关的社会法规,保障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

我在其他文章中和跟帖中也曾经探讨过: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人力密集型产业,其结构是金字塔状,其运行基本模式是指令式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工具”或者“设备”,证据就是机器人基本可以取代,只是要衡量利益大小。

当年的社会立法,也是由有资产者进行的,投票权依赖有一定资产的审核,与现代民主制除了名词一样,差异大了去了。至少无产者是没有民主权利的,“有恒产才有恒心”嘛。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技术企业兴起,生产关系开始调整。要开发人的智力之源,指令式的生产关系不再有效。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正是高技术企业的兴起,协商式的管理代替了指令式的管理,激励手段代替了命令手段,人事部门变身为人力资源部门。

奈比斯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也提出:新兴企业是高技术和高情感并存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就是说,人不再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创造力量。

这以后,那些企业管理学者们也开始提出种种改进企业管理的不二法门,其实也就是重视新生产力条件下,为保证最大利益,生产关系逐渐走向协商式,市场经济结构逐步扁平化,网络化。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只是新的经济秩序对法治的要求而已。

换句话,法制得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企图超前,或者搞什么“顶层设计”,希望借此推动经济的前进,不过是倒果为因的努力罢了。

同样,现今的西方全民民主制度,也只是同期生产关系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并非历来如此。

说到今天的中国,人们在慨叹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时,忘记了中国人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才不过三十年(三十年前,中国农业人口为80%,六十年前,中国农业人口为90%)。

但是人们已经很进步了,时间概念加强了,守序概念强化了,组织概念也加强了。这其实来源与工业化,来源与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

再说个人。我们期盼法治社会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自己愿意守法么?其实我们的多数人,内心还生活在农业社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交通规则。大家按交规行车,整体流量是有保证的,但是不少人就是不停加塞,闯红灯。行人守交规是安全的,但是中国式过马路屡禁不绝。

没有一代人以上,这种农业社会的意识很难去掉(根绝更要几代人),大家都在希望别人遵守规则(守法),但是轮到自己身上,一旦利益相关,自己就成了违法者。这种现象少么?

所以法制建设,任重道远;所以法制建设,离不开工业化熏陶。所以加强法制建设,离不开经济向更高端的转型。

而随着高技术企业的逐步普及,社会也会逐步走向协商管理,民主管理。因为这本身也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

离开经济利益的驱使,以为可以建设一个理想中的法治社会,十分美妙,但是不够现实。

那是不是不应该呼唤法制建设?当然不是。只是不要以为法制建设只是个社会现象,它其实有深刻的经济根源,源于人们的利益诉求。


本文内容于 2013/8/17 15:35:07 被ping8738797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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