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党人讲文明,不杀满人不释囚犯

zhangzizhong1940 收藏 3 483
导读: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一旦革命成功,就

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由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首领,可起义之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 [六都督之一] ,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其实,起义本身当然要杀满人,但起义成功之后,杀还是不杀,就不一定了。只是,由于外国人的介入和劝告,革命党人即使为了保持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也绝然不会动杀机了。宜昌盐厘总局的总办,在宜昌光复后,剪了辫子,剃掉了胡子化装逃跑,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抓住。这时有外国人出面给他说情,说是杀了这个老头,对革命事业没什么好处,但却引起外国人的厌恶。于是,这个声誉很不好的官员就被释放了。只要有外国人抗议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都会得到严肃的对待。有的地方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只要他们向自己的东家诉苦,东家告到革命政府,肇事者都会得到惩罚。而这种事,在中国人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荆州是湖北境内满营驻防的要地,由荆州将军统领,理所当然成为湖北革命军进攻的重点。但是,在当地外国教会的斡旋下,当地驻防满营投降了。所有满人包括将军和都统、副都统的生命安全,都由教会出面,加以保证。在投降协议上,当地的主教和两个神甫也签了字。当然,这些人就真的安全了。

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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