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曝光:那些年,造反岁月[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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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1 ]   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 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图为1966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等待毛泽东接见。 [ 2 ]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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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 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图为1966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等待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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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8月5 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同时,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批判大会。图为1966年11月,彭德怀在北京被批斗,1974 年含冤以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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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行为。图为1966年8月26日,在“红卫兵广场”(原哈尔滨八区体育场)召开的数十万造反派参加的“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上,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红卫兵戴上“高帽子”,抹了“鬼脸”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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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文革初期,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被红卫兵挂上“土皇帝”的牌子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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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1966年9月4日,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被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强行剃头。站在李范五身后跷着脚也剪不到头发的女红卫兵,抢到前面来,抓起一把头发茬塞进他的领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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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966年8月23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揪斗主管文教的时任省委书记王一伦。红卫兵逼迫他站桌上挨批斗,挂的牌子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一伦”,姓名被打上红色大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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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966年11月9日,哈尔滨工程学院的红卫兵“八八团”批斗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右)、主管文教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王一伦(中)和时任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陈雷(左)。红卫兵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挂上写着“反党分子”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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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形成“红海洋”。图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过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周运德(左二),时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排长与战友们一起贴大字报批判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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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966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串联会的红卫兵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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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966年9月初,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图为文革期间,哈尔滨市的“反党黑帮分子”陈德京被红卫兵涂黑脸遭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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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图为1966年9月19日,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上,红卫兵举行“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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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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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967年7月中下旬,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再一次把全国形势,推入前所未有的巨大危局之中。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江青提出了著名的“文攻武卫”口号。她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图为1967年7月15日武汉造反派游行时,遭到“百万雄狮”的袭击,多有死伤。图为武汉的造反派抬尸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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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图为1966年,各地的寺庙文物被捣毁,和尚尼姑被批斗。哈尔滨极乐寺原是中国北方名寺,但红卫兵们彻底捣毁了这座寺庙,还把和尚们揪到山门外当众批斗,逼迫他们手里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标语自辱门楣,以示与“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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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图为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大闹孔家店,砸碎山东曲阜孔府“大成门”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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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例如北京,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等等。图为1967年2月16日,“哈尔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红卫兵广场举行。哈尔滨市造反派把市政府的大牌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用重磅铁锤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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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1966年8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他们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图为 1966年10月,天安门广场夜幕降临,大学生们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仍在天安门广场上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的一种集体舞蹈。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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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1967年6月,上海市,宣传小分队深入到工厂,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为工人表演革命舞蹈,宣传“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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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1969年,福建省龙岩县城关公社,宣传队正在排练大批判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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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1966年,在中学和大学,红卫兵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生组织迅速蔓延开来。在小学和中学低年级,年龄不够加入红卫兵的学生便成立了红小兵组织,以代替从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各地红小兵参加了“停课闹革命”、批斗教师、学雷锋等活动。由于年龄所限,对社会的冲击远比红卫兵小。大多数年龄较大的红小兵后来逐渐加入了红卫兵。图为1966年10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游行,肩扛红缨枪、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哈尔滨小学生经过俄罗斯风格的秦岭百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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