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美政府对日索赔态度差异巨大

酒假懦夫 收藏 1 758
导读:“花冈和解”赔款变善款,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相当尴尬 缺乏公平公正的“花冈和解”,是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榜样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苦役,其中有986人在秋田县大馆市原鹿岛组所属下的花冈矿山服苦役。由于无法忍受超强度劳动和摧残,中国人起而反抗,最终被日本镇压,418名同胞遇害。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 自1984年起,“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开始与鹿岛公司进行交涉,要求鹿岛公司“谢罪、建馆、赔偿每人500万日元”,直

“花冈和解”赔款变善款,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相当尴尬

缺乏公平公正的“花冈和解”,是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榜样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苦役,其中有986人在秋田县大馆市原鹿岛组所属下的花冈矿山服苦役。由于无法忍受超强度劳动和摧残,中国人起而反抗,最终被日本镇压,418名同胞遇害。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

自1984年起,“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开始与鹿岛公司进行交涉,要求鹿岛公司“谢罪、建馆、赔偿每人500万日元”,直到2000年11月29日,经过20多次艰难曲折的法庭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和解协议”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条款》里,鹿岛公司不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鹿岛公司掏出了的5亿日元,被“作为一种对在花冈出张所受难的人予以祭奠等的表示”,“用于对受难者的祭奠以及追悼和受难者及其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方面”,通俗说来,就是“香火钱”。

赔款变善款后,鹿岛公司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受难者及其遗属确认花冈事件的所有问题都己解决,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要求权。如今后原告以外的其他人向被告提出补偿等要求时……原告及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有责任进行解决,承诺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十分显然,这些条款的内容已经严重侵犯了花冈事件除11名原告以外的其他花冈事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协议不能拘束第三者,这是国际社会各国普遍公认的一项法律原则。

日本司法制度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司法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遵循参考之前的判例。“花冈和解”成为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法宝,在“花冈和解”之后,“大江山和解” 、“安野和解”都多多少少有“花冈和解”的影子。在这些“和解”中,被告企业同样没有承认事实和谢罪,同样把“赔偿金”定性为“救济性质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对于这样的一种“和解”,国内及海外的一些华人学者,甚至日本方面也提出质疑,认为“和解”缺乏公平公正义。

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几乎没有胜算,中国劳工接受“和解”实乃无奈中的次优选择

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为由判决中国劳工的败诉。此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此后,中国劳工对日本企业的诉讼全部都以败诉告终。

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在诉讼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花冈和解”算是个次优的解决方案。“和解”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如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不“和解”,劳工将无法得到赔偿,与其得不到,不如争取一点算一点。另外,中国受害者亦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因为许多幸存者已经逐渐故去,就以“安野和解”为例,与战时被强掳至西松安野作业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版画:中国人被强掳到花冈矿山服苦役

民间对日索赔陷入困境,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

历史困境:日本当局坚持咬定《中日联合声明》已放弃个人请求权

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认定中国民间丧失诉讼权的逻辑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论及个人请求权的问题,但中日联合声明没有违背《旧金山和约》的框架,因此认为中国个人请求权已经放弃。 这是目前日本法院判决中方败诉一个“最坚硬理由”。

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中日联合声明》与《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就已解密的史料来看,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乃两国复交的前提条件之一;且建交并非日本单方面所求;但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也曾明确提出:“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和约’,但不能要求我们承认‘日台和约’的存在与合法;更不能说什么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放弃了索赔的权利。”至于为何在《联合声明》不写进这一点,是为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方的困难”,“日方也应该考虑我们的立场。”周恩来的意见虽然没有成为《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正式条文,但仍毫无疑义地显示:《中日联合声明》是在《旧金山和约》框架之外签署的,二者间不存在继承关系。更何况,于情于法,中日邦交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民个人法律权利的消解,任何政府都无权代表或抹杀公民个人的赔偿诉求。

中国政府未对《声明》中的‘放弃’的定义、范围作出自己的解释。几年前,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官方网页上,曾有过“中国放弃的不包括民间赔偿”的信息,但“后来网页就被删掉了”。

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对日索赔曾给予积极支持,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对《声明》进行过司法意义上的明确解释,以说明民间对日赔偿请求权从来未被放弃。“这是对日诉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多年来,民间对日诉讼一直底气不足

现实困境:国内缺乏法律、资金乃至制度上的支持,民间对日索赔只能在日本开展

民间劳工对日索赔发起的诉讼几乎都是靠日本和平运动团体提供的律师、资金支持。“日本人帮助搞受害调查,再拿着日本人的钱,到日本去告日本政府(企业)”,这就是中国对日诉讼的真实状况。曾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调查研究者参加了安野劳工受害调查、诉讼的全部过程的刘宝辰感觉很力不从心:“中国民间投入较大精力的关注者屈指可数,更缺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没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况且中国民间的活动还要受到某些限制,支援者能够坚持下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他们对受害者的援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间对日索赔在国内缺乏支持还有体制层面的原因。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民间组织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由于得不到批准,在中国的所有的掳日劳工联谊会均没有名分,只好在名称后面都加上“(筹)”字。由于其组织一直没有获得公开注册登记,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愿意或胆敢提供经济援助,害怕承担风险。“劳工们斗争十几年,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合法维权。”所以,中国民间劳工对日索赔,只能在日本展开,也不得不完全依仗日本方面的资助与承担。…[详细]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困境只是整个民间对日索赔困境的一个缩影。国内不少人乐于搞“反日”,却很少有人会参与此类事宜中去。当然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去需要专业能力,但是一些间接、眼前的事务还是鲜见人问津。以“慰安妇”为例,据多年从事中国“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统计,中国“慰安妇”有20万之多,中国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以前每个老人每月100元,现在每月能发200元”,但中心账目常常是赤字。“中国的‘慰安妇’大多靠收养的子女养活,有的人生活非常窘困,而且,许多人就在贫困中死去。”除了“劳工”和“慰安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都面临相似的困境。而那些见证历史的老人们,大部分已经进入高龄并陆续去世;收集第一手证据的时日无多,没有一手证据在诉讼上将愈发困难。(《“慰安妇”决议案背后的角逐》,南香红,南方网》

欲摆脱困境,不妨参考其他国家民间索赔的成功经验

韩国政府努力寻求国际关注,迫使日本政府无法回避慰安妇问题

保护受害者、对于受害历史的梳理不单是基于人道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说,也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关注,从而给日本造成压力。在韩国,有由教会、民间组织、企业、个人、政府共同成立的“慰安妇之家”。在该组织的努力下,韩国政府于1991年7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委员会。1993年,韩国国会又制定一条了关于帮助“慰安妇”的专门法律,对幸存者登记造册,为其提供援助。同样也是在这个组织的督促下,1992年,韩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慰安妇”状况的报告,“慰安妇”问题从此得到联合国的关注。

国际关注,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自90年代初以来,联合国人权组织几乎年年对日本政府发出劝告,要求他们正确对待历史,尽早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对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受害者和奴役劳工受害者做出赔偿。日本二战慰安妇问题从鲜为人知,到如今成为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韩国政府寻求国际关注的努力功不可没。

美国以地方立法的方式,为受害者开辟了一条在美国本土起诉日本企业的路径

美国政府曾宣布放弃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赔偿,但只是承认放弃政府赔偿,而从未放弃有关民间赔偿。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民间支持受害者的呼声渐高,为解决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美国以地方立法的方式为受害者开辟了一条在美国本土起诉日本企业加害的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根法案”。这份于1999年8月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的法案规定:该法案适用于战时的奴役劳工,诉讼时效延长到2010年,欧洲和亚洲的受害者都可在此期间起诉在美国设有机构的日本企业。

“黑根法案”的影响力巨大。战时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本大企业大多在美国有子公司,这项法案意味着,只要这些战争受害者的后代有一人在美国,他们就可以在2010年前选择在美国对这些企业起诉。该项法案一出,日本在美国的三井和三菱公司即接到多起中国劳工的起诉。日本法院在司法层面节节败退:从“时效”(即日本国内法所谓20年诉讼时效)壁垒,到“国家无答责”(即现政权不对在1947年实施《国家赔偿法》前的国家行为承担责任)抗辩,除了中、韩等国的推动外,美国该项法案带来的强烈冲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民间犹太人社团组织,对犹太人的民间追讨赔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比日本,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无论是认罪、忏悔和道歉,还是赔偿、纪念和历史教育,各层面都显示出了极大的诚意。这种诚意,除了德国自身的反思之外,外界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其中又以民间犹太人组织的努力最为突出。

譬如创办于1906年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曾积极推动美国政府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以迫使联邦德国归还犹太人的财产和举行赔偿谈判。再以追讨瑞士银行赔偿为例,当年瑞士银行接受了纳粹德国掠夺的数以亿计的财富,还通过获准入境避难的方式,以极低廉的价格吞并了大量犹太人在德国和其欧洲占领国的财产。在向瑞士银行交涉的过程中,“世界犹太人大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95年,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杰·布朗夫曼到伯尔尼同瑞士银行协会(ASB)交涉,商谈归还属于霍罗克斯特集中营中死难者的、现由瑞士银行掌握的财产。此后,ASB确立了一套通过在苏黎士的一个中介机构进行查找的程序,它还要求其各成员银行提供财产清单,结果发现无人认领的账户仅有775个,共3200万美元。然而,世界犹太人大会事先做出的估计是几十亿美元。1996年5月2日,双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决定建立一个由独立人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并要求瑞士联邦议会彻底调查纳粹掠夺犹太人财产一事。”


1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