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袁崇焕 无能加汉奸还是个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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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test

袁崇焕怎么当上大帅的,是东林党和魏忠贤努力的结果,这里面涉及到党争就不细说了,事后袁大帅差点给魏忠贤立生祠(野史有这样说)。

袁大帅到了关宁前线干的大事有一件,就是去吊唁努尔哈赤,期间就和皇太极媾和、资敌(送粮草,后金都揭不开锅了,当时是小冰河时期,不是大旱就是大涝,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这个正史也是有记载的,不是瞎说。

战争期间,一个军区的负责人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以帝国大员的身份去对战争敌对国去世首领进行吊唁,这在古代就是现代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袁大帅的吊唁让蒙古盟友寒了心,蒙古兄弟就想了,你们要和后金讲和,那我们也不和后金对掐了,

这里多说一句:明朝对蒙古的贸易封锁是历朝历代最严厉的,战略物资是严格禁止出境的,蒙古人的婚姻要是有个铁锅作为聘礼那就是很富裕的老爷家户了。到了和后金战争的时候,别说盔甲,就是箭矢,都已经退化到角弓的时代啦。

科尔沁蒙古是后金在蒙古草原的最坚定的盟友,察哈尔林丹汗是明朝册封的蒙古可汗。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除科尔沁蒙古外,其他的蒙古各族都响应明朝的命令与后金和科尔沁蒙古作战。虽然战果不佳,但也有力的牵制了后金的兵力,当然抢东西改善生活有一定因素。

皇太极平心而论是个人物,有大局、懂战术、政治游戏玩的也是炉火纯青、翻脸不认人,力挺他登上王位的亲哥哥莽古尔泰最后的结局挺悲惨的,死了不说,最后还挖坟抛尸,大小老婆也让他儿子瓜分了,当然包括莽古尔泰的正蓝旗部队。

皇太极利用袁大帅的吊唁分化一个了蒙古,稳住了一个袁大帅,然后就动员后金全部力量打击实力最弱的朝鲜东江军,历时四个月,彻底打垮了东江军。

期间朝廷和毛文龙多次请袁大帅出兵牵制,当然也请蒙古兄弟伸伸手手帮兄弟一把,蒙古兄弟就不说了,寒了的心再想暖热乎可不是几句话就行的,蒙古盟友没有出兵。

袁大帅屡次抗旨,说自己正修防御工事呢,只要能一路修到皇太极鼻子底下,而不被打断那“前后四年便可制胜。”后金就死定了。

(后来毛文龙也让袁大帅杀了,十二大罪,有唐以来,杀一品大将都要朝廷审理,证据确凿,皇帝勾绝才行,朱元璋杀蓝玉都把程序走了个齐活,袁大帅用尚方宝剑,就把和他一个级别的毛文龙杀了,不得不佩服袁大帅的自信和光芒刺眼的人格魅力,东江军最后大部分降了后金,成为攻打大明的主力军。)

后金这次仗打的舒心,因为以前打一个,其它两个力量就偷袭、骚扰,让你不得安心。

皇太极很高兴,因为这次胜利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抢了很多物资、银两、粮食、人口。这次后金不用饿死人了。

皇太极大大利用这次胜利,成功的再次打击分化了蒙古,乞丐一样的蒙古各部站到了后金一边,计划也和后金一样抢大明朝的东西了,因为后金这次抢东西没风险,还有高回报。

皇太极觉得三座大山去了两座,剩下的就是关宁防线的一只乌龟,还是带严重近视的。环顾四周,曾经紧紧勒在后金脖子上的战略包围网已经频临土崩瓦解。至此后金就像挣脱了枷锁的老虎,再也束缚不住了。

努尔哈赤一辈子没有办成的事情,袁大帅用一件事情就帮皇太极办成了,人才啊!!!!佩服的紧。

本来皇太极觉得打大明是挺困难的事情,可是现在周围没有敌人了,明朝的军队和统帅也就那么会事,那就要好好想想怎么欺负大明朝了。

后来皇太极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北京城下,问袁大帅,袁大帅说我也不知道啊,好几万人的部队从防线通过,严重怀疑关宁军都是严重近视加青光、散光。

袁大帅就领兵在后面追,追到北京城下后就要求进城,当然不成了,勤王部队是不能进城的,这是于谦保卫战定下的规矩。

袁大帅进不了城,就在城外解散了其它的勤王部队,这可好了,北京城外成了不设防的地区。

皇太极抢的这叫个高兴,后金进行了总动员,能拉东西的、能押送人口的能来的全来了,能抢的全抢走,保卫战结束,北京城外成了白地,什么都没剩下。

(辽东在当时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没有人种地,旗人是不种地的,后金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汉人去给他们种地,后来打进关内就不需要了,不是胡说,有统计。这些人有个响亮的称呼“包衣奴才”比奴隶强一点,最多也就佃户的地位,兴许还不如。)

最后保卫战胜利了,正史上是这么说的,袁大帅歼敌很多,但首级很少。

回顾袁大帅领导的大小战役都是这种现象,举例锦州大捷,说杀伤七万余,首级只有200,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冷兵器时代,武官的晋升和赏赐都是用首级来说话的,那怕你杀民冒充也行。

袁大帅的解释是敌人都让大炮轰的找不见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炮那可是很厉害的,有24磅、18磅等分类。

然后袁大帅也死了,千刀万剐死的,审了八个月,定了九条罪,灭三族,不过皇帝最后赦免了他的儿子—当时16岁,他儿子后来投奔后金,当了旗人.

审理的卷宗在乾隆的时候全部销毁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清王朝连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敢销毁,销毁个小小卷宗简直不值一提。

然后就有了后金使用反间计的记载。

最后对袁大帅的定性是民族英雄。

没错,是清朝的民族英雄。


本文内容于 2013/9/6 13:56:57 被小编a2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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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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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楼 杨飞扬
明代的永平是一个大城,设府,辖抚宁县、昌黎县、滦县、迁安等县,含今唐山、秦皇岛等大片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在明朝末年的战乱中地处要冲,被满清、乱民多次屠城。清朝初年曾一度为清兵正白旗、镶白旗的屯兵之所,最后终于因为人口过于稀少而衰败下去,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它的遗址就在滦县、迁安之间,在今日卢龙县境内。 明崇祯三年(天聪四年正月初一,后金大军主力至永平,环城立营,皇太极亲自指挥攻城。四日晨,后金攻陷了永平府。 就在袁崇焕被捕,皇太极的军队进攻北京,而祖大寿悍然带兵离开京师欲归宁远的时候,崇祯却在处理一起豆腐渣工程。



城外战火激烈,皇太极的军队很快就轰塌了一些城墙。


城墙很不牢固,甚至皇太极的士兵们在徒手攀墙的时候都能有所体会。


这大明朝国力雄厚,城防工事却是如此的浮皮潦草,皇太极感觉不可思议。


当然崇祯更是感觉不可思议。

崇祯下令:把负有领导责任的工部尚书张凤翔逮捕入狱,把营缮司郎中许观吉、都水司郎中周长应、屯田司郎中朱长世等直接责任人,廷杖八十。


但是,让崇祯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一个根本不算重的处分,竟有五名阁臣联名上奏,要求崇祯手下留情、从轻处分。


崇祯:我手下留情?谁对我大明江山手下留情?!他皇太极的炮火都快打到紫禁城来了,大明的整个宗庙社稷都靠这一堵墙撑着,这堵墙一倒,宗庙社稷都没靠了。所以,对于玩忽职守者、搞豆腐渣工程的人,必须从重处罚!


崇祯从重处罚的指令一下,八十廷杖立刻打死了许观吉、周长应、朱长世这三个年老体弱之人


之后崇祯皇帝决定严惩负责监察之职的高赉明、王都二人。于是大臣们纷纷表态反对。


辅臣韩爌说:工部奏革夙弊,原未批定各官,望皇帝少霁天威。


辅臣李标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息怒。


辅臣钱龙锡说:还望皇上从宽处,后边人敢说。


科道言官说了:至于二八抽扣之说,果是从来陋规。


当时的工部尚书张凤翔说:虽不因臣疏处二臣,却于臣有此举,臣心不安、、、,总而言之,他是想劝皇帝宽恕高、王二人。


当处罚决定下来后,辅臣们依然想联名救护这两个人。出自《崇祯长编》、转引自攀树志《崇祯传》)


皇帝面对官僚集团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实在也是一点辙也没有。最初崇祯皇帝还想大张旗鼓的办几件事,最终发现一切哪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你处罚其中某一个人,根本是没有用的;而且就是你想处罚某一个具体的责任人,也会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共同抵制。

300楼 zhangzizhong1940
回287楼:

蓟门的防御也是袁崇焕削弱的,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而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至于后金从遵化附近入塞,这个过程更是奇怪。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306楼 杨飞扬
奢安之乱与崇祯汰兵减饷: 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朱燮元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

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崇祯二年四月,朝庭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帅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那么袁崇焕是对蓟镇拥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明末无论行政区域或是军镇区域,划分与管理都是相当混乱,甚至出现民政与军政不分的局面。就以蓟镇为例,仅仅从官职大小上来看,除了袁崇焕之外,还有蓟辽总督刘策蓟镇巡抚王元雅两人能过问蓟镇事务。而这三人之中谁才是蓟镇事务真正的主导者,需要我们去认真地考证与商榷。 这是一份由当时兵部抄出的蓟辽督帅袁崇焕题本,它里头说:通行移咨到臣,臣看得冗汰一事,臣到任即载去巡抚二员,总兵二员,协员一员,游击守中千把近百员,兵亦三万余,饷银又清省草价八万两。此时亦没可汰之官。况臣专征御虏,势不得作纤啬以防大计。然臣之尊奉敕行,更凛宁前新复无可载之官不具论。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载去。岁省柴薪马丁衙役俸银通共二百三十六两七钱二分等因到臣。臣再看得,一州而三训导,无谓汰一留二,官已不乏。此时卫军尽入于路,卫已无军。事因之简,即经历且赘,况知事乎?有经历不必再赘知事,故三官当载,无烦再计。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即经道臣详报,相应题请。伏乞敕下该部,再加义复施行,缘系云云,谨题请旨。按照这一份题本的内容来看,袁崇焕是对蓟镇事务拥有一定的过问权,因为这是一份地方上请示上级并转呈中央的报告,因为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是呈,而不是送。袁崇焕当时还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根据明制: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志》)所以呈意指递上去让负责监督的官员过目,这并不表示袁崇焕就能干涉。从题本上的内容可看出袁崇焕对蓟镇地方的事务拥有监督之权,但若是据此认为是有管辖之权,则证据明显不足。

按照这一份题本的内容来看,袁崇焕是对蓟镇事务拥有一定的过问权,因为这是一份地方上请示上级并转呈中央的报告,因为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是呈,而不是送。袁崇焕当时还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根据明制: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志》)所以呈意指递上去让负责监督的官员过目,这并不表示袁崇焕就能干涉。从题本上的内容可看出袁崇焕对蓟镇地方的事务拥有监督之权,但若是据此认为是有管辖之权,则证据明显不足。 对于大明帝国的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后世的史学家在提到其直接原因时,都会提及明末农民起义与北方后金(满清)崛起,而发生在西南川黔地区的那场土司暴动(史称“奢安之乱”,后世彝家则称为“阿哲起兵”)则极少被史学家们重视和提及。但真正翻开这页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历时十四年(从天启元年到崇祯七年)波及川黔两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兵变,不折不扣的是大明帝国最后一块落井石。


奢安之乱是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两人发动的反明战争。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当时奢崇明是四川永宁宣抚使、安邦彦是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世袭四川、贵州大土司。

从汉朝开始到唐宋,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与中原封封建王朝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松散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下,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只是官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

后来蒙古帝国的铁蹄横扫了亚洲大陆,但是对于以高原山地为主的西南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具备太多的优势,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就在钓鱼城(今重庆合江境内)下折断了自己翅膀--欧洲人称上帝的鞭子断了。所以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元政治者不得不继续前朝施行的羁縻政策,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中,各级土司实际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世袭继承土司职务,但经元政府赐印、诰敕及贡赋,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世袭官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能有效安定边远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局面的行政管理制度。

朱元璋的明帝国建立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度,

水西(今贵州黔西北地区一带)安氏是贵州黔西北一带历史非常久远的彝族少数民族家族势力,其先祖罗济在三国蜀汉时期曾助诸葛亮平南中,“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后被封为罗甸国王。济火之后,唐时阿佩,宋时普贵,元时阿画都在开国时纳土袭爵,继续执掌水西地区统治权,直到清朝的康熙时改土归流,在千余年的各朝各代更替中,水西安氏总是能率先纳土内附,足见其识时务及大局观,也促成了安氏一族统治水西地区时间长达1370多年,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最长的世家。

而永宁奢氏是四川永宁(今四川泸州江安合江一带)土司,与水西安氏世代联姻,属于唇亡齿寒,一损皆损、一亡皆亡的关系。

大明帝国与水西永宁两家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

与对待前朝中原统治者一样,贵州水西安氏的首领霭翠在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贡马方物”以表忠诚,朱元璋大喜,“以原官世袭,税听其输纳”,将水西水东合并,设为贵州宣慰司,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赐姓安,位居贵州各宣慰之上。但对安氏,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始终报着不信任和防范心理。后来霭翠曾请求发兵参加讨伐抗拒明朝的垅居部落,多疑的朱元璋竟不从,还令当地驻军慎守边境,加强军备。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当时西南最大威胁是一直拒不归顺云南的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傅龙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

朱元璋拉开平南大幕的时候,贵州的政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霭翠逝世,其妻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年仅二十岁,同年,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大土司宋钦同样逝世,其妻刘淑贞代袭宣慰同知。贵州的行政大权落在了两个年轻的女人手中。当时西南的政局复杂,蒙元梁王势力,段氏势力在西南到处拉络各土酋势力,以抗拒明帝国的南征大军,而贵州尤其是地处川黔滇交界的水西(今黔西北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军事要地,成为双方最想争取的力量。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奢香选择投向明王朝的阵营。她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贡马1万匹、毡1万领,牛羊1万以及军需若干,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晓以利害,为明王朝充当说客,鼓动云贵川各少数民族势力支持明王朝,最后,明军通过水西顺利进入云南,一举消灭元守军,梁王自缢而死;再又挥师攻克大理,土酋段氏就擒,从此结束云南割据势力的统治,使明王朝完成了对西南的统一。

但是,在征南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奢香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朱元璋和他的明帝国眼中,水西安氏永宁奢氏这种边远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无论如何尽忠和示诚,都无法改变明政府妄图将其消灭,集大权于手中的念头。从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改土归流”。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平南胜利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平南大军在归途中在安氏水西势力范围内的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赫章)、瓦店等地纷纷设卫,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称“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方可定也”。

而发生在洪武十七年的奢香事件,更是朱元璋与大明帝国对水西安氏的第一次试探。

都指挥史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竟公然敢公开扣押并裸挞当时贵州的最高女统治者——贵州宣慰使奢香。一个二品都指挥使,竟然有这样的胆子。对于都指挥史马晔历史资料上没有过多的记载,只是他有一个显赫的背景,他是马皇后的侄儿。

“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恐怕一个小小的都指挥使是没有这么大的理想的,这恐怕是朱元璋的理想,而马晔是皇亲国威,自然得到了姨父皇帝的诸多指示。

面对明帝国公然的挑衅,水西水东两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极为冷静,奢香被马晔关押期间,宣慰同知刘淑贞四处走动,在安抚深觉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它彝族各部的同时,并亲自上京上访,向朱元璋为奢香讨个说法。朱元璋看水西水东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显也太过理亏,于是先召奢香进京,得到奢香愿意服从明朝监管,加强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的承诺后,以厚礼安抚奢香。后召马晔进京治罪。当然,治什么罪,明史上没有交待,估计是另外换个地方做官罢了。

奢香返回贵州后,信守了对朱的承诺,修建了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乌撒,乌蒙,一条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沿设九个驿站(史称龙场九驿),加强了贵州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后世所称道和颂歌。

奢香的忍辱负重,朱元璋的小心谨慎,避免了明帝国统一西南来该地区第一起政治危机。但是明帝国派出的官吏公然敢裸挞当时西南彝家的精神及政治领袖,无疑于在奢安两氏人民在心里烙下耻辱的印记,仇恨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帝国吏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而在西南,明统治者无论是与广大少数民族百姓还是土司阶层,矛盾都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流官不但渔肉百姓,苛收重赋,对当地的土司们也是苛责打骂,视为贱民,常常以改土归流这把刀子举在土司们的头上。(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书载“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而长期以来的世袭的土司制度,流官们也加以干涉,凡世袭者必向流官上私纳黄金已为不成文之陋规。如天启初年,水西安位继承祖父职位,光是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一人就向安氏“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而不纳金者,“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与水西安氏世代为姻亲的永宁奢氏是为例,万历年间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而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出兵赶火打劫,将“奢世九世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堪未定”为由(估计是奢氏财产被掠,又经战乱,纳金数量上满足不了流官们的胃口),拒绝承认,并多次向朝延议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天启元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奢崇明以此为机,扯起了反旗,率领二万徐可求所说的“老弱病残”永宁军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它官员二十余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一百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号大梁王。


奢安两氏虽然也有利益冲突(之前奢崇明之子奢寅与安尧臣就有领土之争),但其世代联姻,整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死,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没有过多的犹豫,也举起了反旗。速度的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响力量巨大的,此次战乱因为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天启二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起义军包围了贵阳,将贵阳围了整整一年之久,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围城之战,恐怕只有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睢阳之围可以与之相比了)。

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期间,奢安军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死。奢安之势在川黔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崇祯元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五省,朱燮元花了七年的时间,集五省之兵力,才于崇祯七年剿杀奢崇明、奢社辉、安邦彦于水西永宁,再后来年轻的安位投降,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然而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奢安之乱历时十四年,几乎波及黔川全省,两地巡抚均死于战祸,省府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困,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为例,一向极为重视北方战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

其实长期以来,贵州四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力与中原政府的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该地区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所以大规模的战事和叛乱极少,,但在明末,该地区却连接发生了播州杨应龙之乱(万历朝三大战事之一)和奢安之乱,不得不说是明政府从立朝开始就想把西南边夷地区纳入正规统治,力倡改土归流的高压方针有关。加之后期的吏治腐败和大汉族思想抬头,使得原本温驯的西南土司们,在大明帝国最危难的时候,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国投去了最后的一块落井石。

315楼 zhangzizhong1940
回306楼:


袁崇焕对清朝的贡献:


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下对袁崇焕的再认识


乾隆的文字狱很变态,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内,全国各地就查禁了2621种书。连他父亲和祖父的书都不放过,可见乾隆的心胸之狭小,对虚名之看重,简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那么,在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里,怎么可能让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抵抗过皇太极进攻的明朝将领在伪史里成为一个异常高大的形象呢?这本身就很诡异……


其实袁大人异常高大的形象是满清御用文人作为讨好乾隆这个自大狂而编造出来的那个“反间计”之陪衬。这个虚构的“反间计”则是要迎合宣传满清入关顺理成章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以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和稳固满清反动统治为宗旨的,这也是满清搞了几十年文字狱的真正目的。

323楼 杨飞扬
《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的编纂与清廷风励臣节


由于乾隆盛世的背后孕育着衰败的因素,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使清高宗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识到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教育民众,倡导忠君,是确保大清基业的根本之图。于是他仍然借助史书修纂,通过重新认识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宣扬节义。


1、《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褒奖忠义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站在狭隘的朝代立场,出于巩固政权的眼前之需,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罪在必诛。可是,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转移人心,敦厚世风,激励臣节,宣扬对本朝的忠诚,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强调的都是君臣之义。到乾隆中叶,清高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提倡忠君,而开始了大规模重新臧否明清人物。他从儒家忠义立场出发,谕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毅然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裁断。


清高宗云:“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明末抗清义士众多,于清朝虽为抵抗势力,但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忠君节义行为必须肯定。对于清初被称为“伪官”的史可法等人,清高宗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僇,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平反”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文革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1]。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羶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


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褒阐忠良,风示来世”。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2、《贰臣传》与贬斥失节

在旌扬明季忠烈之人的同时,清高宗还对明季降清诸臣进行贬斥。其目的依然是扭转人心,彰善瘅恶。“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清入关之初,为壮大统治队伍,尽快统治中原,屡发诏谕,招降纳叛,规劝明朝官员将领“投顺”,对那些“抒诚来归”的明朝大臣,认为“良可嘉悦”,给予“一体优叙”。像降清的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到清廷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


可是,到乾隆时期,这种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评价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乾隆四十年表彰明季忠臣时,又提到钱谦益等人,认为他们“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均属丧心无耻”。给予严厉斥责。就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清高宗诏令国史馆馆臣,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指出:“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乾隆帝在国史中创立《贰臣传》这一前所未有的类传来贬斥失节,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清廷设立《贰臣传》的目的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故在进行“斧钺之诛”时颇费思量。清高宗曾多次诏令变更该传体例,以示慎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命国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因为“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所以必须严加区别。如洪承畴、李永芳等人降清后,建功立业,“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故列为甲编。而钱谦益等人归命清廷后,又诋毁清廷,进退无据,龚鼎孽等人先降李闯王,后又降清朝,毫无功业,故列于乙编[2](卷1051)。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又命国史馆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贰臣传》中析出,另立《逆臣传》。在乾隆看来,吴三桂等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其行为连“贰臣”都不如。由此可见,在“贬失节”这个问题上,清廷裁断相当严格。他们从清王朝的立场考虑问题,把降清明臣分为能效忠本朝者、毫无事迹可言者、降而复叛者三类,表明其贬斥叛降的目的同表彰忠臣一样,都是要激励清朝臣子效忠清朝。


清高宗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三通馆馆臣就认为“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睿裁,于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在《续通志》中,也增设《贰臣传》,“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所以树臣道之大防,为古今之通义。今则于《通志》依例立《贰臣传》,其奸臣、叛臣、逆臣,名本《唐书》,义昭斧钺,并为增辑,以正彝伦。”(纪昀等序)。


可以说,清廷通过编纂《贰臣传》,把纲常准则贯彻于史学之中,明确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清高宗从提高忠君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设立类传来彰显“殉节”,贬斥“贰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借助历史发表评论,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强调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权威的重要性,作用不可低估。

乾隆帝不愧为权谋大师级人物,这几手玩得相当漂亮,玩得让人明知其目的不纯却无可辩驳。再加上后来修《四库全书》,几手下来把清朝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收拾得像忠实走狗一样服服帖帖,从此安心做奴才了,死心塌地当狗了。



但其影响极其深远和恶劣的,想想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之流都很有才能,可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做奴才?

《贰臣传》始于乾隆,但对“贰臣”的贬评却是早已有之。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杂传》里所写的人,就都是贰臣。他在《杂传》前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传(指《左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7]在我国历史上“贰臣”之所以受到鄙视,基本原因是社会舆论把他们看成“大节有亏”,即我们常说的失节。按照封建儒家学说“忠臣不事二主”,这些“贰臣”不但都事过二主,有的甚至事过多主,自然存在着“大节有亏”的间题。儒家的“气节观”是以“忠君”为核心的,这个“君”,不管是有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甚至荒淫无耻,作为臣下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仆关系。因此,历代君主总要大肆宣扬忠于主子的气节观。今天来看,这种气节观当然是错误的,是应当批判的。而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完全是按照“忠君”这个道德规范来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很大的变革。但是,儒家这种传统的气节观,却仍然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歧视。

中国自周秦以来,经历了几十个王朝的更迭。而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新王朝都是在承继前朝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王朝的成员几乎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王朝的臣民演化过来的,甚至包括多数新王朝的君主。也就是说,新王朝不但从旧王朝承继了经济和文化,而且也继承了人。“贰臣”是旧王朝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走进新的王朝,成为新王朝里安邦定国的大臣。他们前后所事的王朝,从性质上看,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人选不同,为这个政权或那个王朝效力,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力。当然,一般来说,旧王朝代表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而新王朝代表地主阶级中较为有远见有朝气的势力。因此,“贰臣”的易主,不仅是大势所趋,还含有积极意义。从王朝的领土上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外族统治的问题,“贰臣”也就不存在变节和大节有亏的问题。至于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际坚决为之殉道的大臣,也未必都能称得上是英杰。以明朝末年为例,明末坚决抗清的“志士”,有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压迫的一面;但更是由于信守封建气节观所然,甘心情愿为崇祯殉葬,其思想支柱不过是“忠君”二字。这些人自然称不上什么好汉。他们的行为和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不一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唐朝韩愈写的《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伯夷原是商臣投奔了周,但当周武王伐纣时,他坚决反对武王灭商后,他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毛泽东没有附和历代舆论来赞扬伯夷的气节;相反,他批评了这种所谓的“气节”,认为这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不值一颂。历代所颂的伯夷气节,其实就是儒家的气节观。用儒家的气节观来衡量历史人物,在许多人身上就会颠倒是非,就不可能给他们以公允的评价。

清初,有不少明末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因怀念故明,而不愿仕清。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借用清代的土壤,成为我国历史上光耀一代的思想家;但也有的成为潦倒文人。无论前者或后者,大都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往和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在介绍和评价前者的学术成就时,总要先表彰他们至死不与清朝合作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其实,对这些人的评价,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实际贡献;说到他们反清的民族情绪,在清朝建立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早已亡故了的旧王朝,并为之尽忠,只能是狭隘民族思想的表现,是不值得称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坚决反抗民族压迫的志士,都称不上是具有民族气节的人。

那么,对那些被俘之后,接受了清廷的劝降、成为大清重臣的人,是不是值得肯定呢?对此,笔者以为要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以洪承畴而论,他历来被称为“汉奸”,称为“有亏大节”的人。世俗的笔法主要是两条:一降清;二帮助清廷镇压抗清力量。他在明朝时的一段暂不说,仅就清朝的这段表现来说,降清以后,他向多尔衮建议,争取明朝官吏百姓,不要恣意屠杀掠夺。这一主张有利于清朝统一战争,对人民来说,也有积极意义。他在协助多尔衮办理政务期间,还极力劝导满洲贵族学习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以摆脱落后状态。他还利用科举制为清朝选拔一大批贤才。当满洲贵族成为全国统治者时,促进他们的进步,是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当然,洪承畴在镇压农民军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中,手段也是相当残酷的。他一到江南,就亲自指挥“满汉官兵奋力擒剿”所谓的“土寇”。对镇压南明残余势力,洪承畴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执行清朝统治者的命令,将捕杀的南明诸王和抗清者的首级,“遍传江南江北各地游示,以儆叛乱”。对洪承畴的这些表现,要辩证地进行分析:(一)对他被俘之后降清,不应有过多非议;(二)他在清初为清王朝的稳定和迅速统一,作过重要贡献,应当肯定;(三)他镇压农民起义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残酷,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四)对他镇压南明的残余势力,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些抗清志士,为反抗民族压迫,至死不屈。这种英雄气概应当受到称颂。然而,洪承畴作为清王朝的重臣,他的历史使命是帮助清王朝迅速统一中国,镇压抗清斗争是必然之举,也是他份内的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抉择。据以上分析,称洪承畴为“大汉奸”自然是有欠公允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讲气节观。气节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气节。笔者以为,在我国古代、近代历史上,高尚的气节可有以下几种:(一)在反抗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者。如农民战争中坚持到底,即使被俘也不投降的英雄人物。像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中,张梁领导的起义军受到敌人突然袭击,拼死战斗,3万人战死,5万人“赴河”而死。太平天国后期青年将领陈玉成,被俘后拒不投降,骂敌而死。在反抗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英勇就义的无数革命先烈。(二)在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屈的英雄。由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民族统治者掌握政权的更迭,由于民族战争中常有民族压迫问题,坚持反抗民族压迫的,像文天祥,可以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应当肯定。在阶级社会里,不同民族之间的统一战争,还夹杂着民族压迫,并且一般都是通过残暴的掠夺手段进行的。汉族建立的王朝是这样,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这样。元朝在统一战争中,蒙古贵族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如此,文天祥反抗民族压迫才值得肯定。但同时,南宋的统治极为腐朽,而元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进步作用。为此,我们对由宋入元的大臣,就没有必要指责他们有什么气节问题。(三)在有利于历史前进的斗争中,为维护正义事业而献身的人。像明朝后期在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遭到魏忠贤迫害,至死不屈的“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还有戊戌变法中,为改革而流血牺牲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被清廷逮捕而英勇献身的众多资产阶级革命志士。(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坚持抵抗、至死不屈的烈士。像鸦片战争中,为反抗英国侵略者,誓死保卫虎门的关天培,与国土共存亡的浙江定海三总兵,坚守吴淞炮台血染战袍的陈化成。还有甲午中日战争中,勇敢撞击日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舰将士,拒不投降日军、自杀殉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抗日战争中,只身一人同数百名敌人奋战几昼夜、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身中数弹、仍高呼“杀敌报国”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等。以上这些英雄形象,至今仍为我国各族人民所称誉。

几千年来,儒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新中国建立了40多年,人们已经崇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但也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肃清历史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让历史研究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逐步纠正被传统观念歪曲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14楼 wendaomeiwei
污蔑袁崇焕的狗们,你们ZTM无聊!!!

消消气,这些不肖子孙,的确是靠惊世核俗冒点与众不同的杂音混日子表示自己存在的。他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无耻这个词。

到处抹黑 名人挨个抹黑一遍 反正引用的全是据说 野史 下面空气流通 怎么都是熏人 我只问一点 袁崇焕 和后金搞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投降后金能得到什么 明朝给的后金能给他么 后金有什么利益值得他去投降 他如果投降 锦衣卫是吃闲饭的?会那么久不知道

袁崇焕志大才疏,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做一个方面主帅的能力与战略,但是,作为一个将领,他还是很称职的,不然,也不会在宁远城下取得两次大捷,在广渠门外又成功地组织了满洲骑兵的进攻。个人认为,崇祯把袁崇焕拔得太高了,世界上他根本没有做主帅的能耐,最终贻误军机,致使后金可以越过关宁防线,成功穿越长城直捣北京。但是,说他买过的话,本人不敢苟同,顶多就是不堪重用,难成大器而已。

18楼 山中水月镜花
到处抹黑 名人挨个抹黑一遍 反正引用的全是据说 野史 下面空气流通 怎么都是熏人 我只问一点 袁崇焕 和后金搞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投降后金能得到什么 明朝给的后金能给他么 后金有什么利益值得他去投降 他如果投降 锦衣卫是吃闲饭的?会那么久不知道

唉,袁崇焕如果真是汉奸,那建奴打破宁锦,攻克山海关还不是轻而易举的,想想沈阳是怎么丢的??!!建奴何必还绕道呢????

看中国史书上,和袁崇焕同一遭遇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岳飞,一个叫于谦。先说于谦,在土木堡之败后临危不惧,保住了大明江山,在铁的功劳面前,某些人想黑也无法黑。再说岳飞,想想前几年网上一些“人”叫喧的什么宋金是内战,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之类的。岳飞虽然没有直捣黄龙,但总归是保下了南宋的半壁江山,结果对岳飞的抹黑被网民们给顶了回去。

翻翻历史书,某些“人”终于发现了一个好目标----袁崇焕,他努力过,战斗过,但最终没有保着国家,明朝还是灭亡了。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抹黑对像啊。于是从一本所谓的架空小说《窃明》起,黑袁就成了某些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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