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欺世盗名得美誉,且看全真派这一窝子汉奸

不容青史俱成灰 收藏 6 1728


本文目录:

一、两大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四、金人走狗

五、改换门庭

六、蒙古国师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八、曲线救国

九、请对所有汉奸采用相同的标尺

十、教派大兴

十一、为虎作伥

十二、仗势欺人

十三、汉人最后机遇的沦失

一、两大汉奸教派

大元皇帝忽必烈气度恢宏,对一切宗教流派都很包容,曾经下旨说,无论是和尚、道士、阿訇,只要是给大元朝乞福的经,尽管念,因此京城的各类修行者很多,他们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出卖着智慧,收获着利益。除了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利益动机之外,在这种宽容的胸襟背后,我们能够感到一种强烈的自信——新兴的蒙元帝国根本无惧有人利用宗教来反抗自己,认为自己的铁骑能够轻易粉碎任何民变,并足以压服大多数人的反抗之心。

在各个教派之中,最红的要算全真教和五斗米教。在中国北方,除了两淮这块穷苦之地信奉五斗米教外,其它大部分地区都是长春教的势力范围。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是抗金英雄,他的几个弟子也非常爱国,为了抗金不惜性命,全真教众大多都是热血澎湃,舍生忘死反抗异族入侵的爱国之士,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在真实的历史上,王重阳和其手创的全真教从未有过任何抗金之举,丘处机更是一个毫无气节、先投金国后投蒙古的双料大汉奸,而整个全真教,也是一个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在灭亡辽国之后,金兵杀入中原,击垮北宋,在江淮以北的广袤土地上推行起了半奴隶制度,北地数千万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思念故国尤甚。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真派为了光大道统,竟然不惜充当金人的鹰犬,协助其维持在中国北部的奴隶统治。

在金庸的小说中,全真教的创派始祖王重阳毕生致力于反抗金人的统治,然而现实中的王嚞,却从无任何抗金之举,更曾满怀热切地去参加伪齐的科举考试,试图在这个金国一手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当官儿,根本没有半点气节之态。学者郭旃曾对王重阳其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毕生从未“纠兵与金抗”。(《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

虽然王重阳醉心于伪政权的功名,但这种汉奸政权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容易当地,竞争相当地激烈,王嚞才学不足,黯然落榜,失望之余,却又不甘于归乡务农,便另辟蹊径,利用种种手段,如清末的洪秀全一样,给自己编造了大量惊世骇俗的神异事迹,这也是他之后蛊惑愚民,进而开宗立派的基础。应该说,王重阳装神弄鬼的天分远远高于他对诗书的理解,他的“神迹”在乡下愚民中迅速传播,没几年就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1261年,全真教正式创派,王重阳也由一介布衣变成了众愚民崇仰的教主。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全真派虽然是由王重阳所创,但其真正光大扬名,却是在他的爱徒丘处机手中得以实现。

尽管王重阳心中并无“忠义”之类的桎梏,又擅于蛊惑愚民,但其政治才能却并不出众,政治投机的意识也比较薄弱,因此全真派在他手中发展有限。相较而言,丘处机比他要出色得多,既擅哄骗百姓,又深通政治投机之道,处事圆滑,手段老辣,又能做到毫无道德底线地去向异族统治者献媚邀宠,其成就遂能够远超乃师。

丘处机是山东籍汉人,出生于宋金对峙的1148年,卒于南宋正联蒙灭金的的1227年,终其一生,民族矛盾始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宋、金之间延绵百年的世仇则是当时大部分汉人非常介怀之事,就在这华夏文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不同的汉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丘处机的第一次政治投机发生于1188年,当时正值人称“小尧舜”的金世宗主政,沉寂了几十年的大金国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老丘选择于这一年与金国靠近,显然是对大金的未来颇具信心,决意押下自己的筹码。1188年三月,丘处机奉金世宗诏,赴燕京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庵,并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并向金主作了“持盈守成”的仪式,这一系列举动不啻于正式确认了全真派与金人的合作关系,全真教因而声名大振,丘处机在全真派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1203年,刘处玄病殁,丘处机成为全真派第四任掌教。(见注1)

其实早在丘处机之前,王处一、刘处玄等全真权要就先后得到过金世宗的宣召,不过这些人的忽悠能力较为平庸,均未获得重用,“光大全真”这个历史性的重任,最终还是要靠丘处机来完成。在北宋沦亡之后,江北地区的原有教派大多已被迫撤往江南,剩下的也多因不肯投敌而被金人铲灭,但像全真派这样,愿意委身事敌,换取荣华富贵的汉奸教派,却也还有好几个,因此金廷的选择并非全真派一家,全真一脉最终能够“中标”,得到金廷的信重和扶持,靠的主要还是老丘的个人魅力。

说起装神弄鬼,丘处机的天分绝不逊色于乃师。在王重阳死后,民间便渐渐开始盛传“丘仙人”年逾三百、神通无限、尤擅养生延命的说法。虽然并无史料记载这舆论是因何而生,但谁能从中获利,却是一目了然,因此个中内情其实并不难猜测。而仅从这一件事我们便能看出,老丘的手腕极为高明,在心计上更是比王重阳高出不止一筹。王嚞只是一味编造玄异,这最多只能骗骗蚕妇村氓,而一个教派想要大兴,官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便是寿元!丘处机能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直接触碰到权贵内心最为瘙痒之处,其洞察力之敏锐、政治眼光之深刻,均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老丘提前十几年就开始预作准备,瞎编神迹造势,春风化雨般不着痕迹地做好铺垫,之后又能不急不躁,悉心观望,静待时机,直至看清形势才一举投注,其心机、城府、隐忍、判势,都已经到了令人生畏的层面。此人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道士,混成帝王们争相延请的“神仙”,并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道教领袖,显然绝非幸致。

四、金人走狗

靠着神话自己,欺骗世人,丘处机逐渐名满天下,并因此得到了金世宗的宠信,得以位列朝班,成为金主麾下的近臣,还担任了完颜雍的保健医生。丘处机对此颇感荣耀,不遗余力地为完颜雍延生养寿,还曾经自豪地说:“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玄风庆会录》)

从诸家史料不难看出,当时丘处机在金国的地位和作用,与北宋末期臭名昭著的妖道林灵素颇为相似,二人都是以道术、长生来取悦君王,进而获取名利,因此丘处机与这个祸国殃民,加速了北宋亡国,当时人人唾骂的道门败类惺惺相惜,对其交口称赞,“把林灵素看做全真道的前辈、先行者”。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说道:“就我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传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而学者唐代剑亦曾在《丘处机评传》中归纳过丘处机对全真教的不良影响,文中也对丘处机大肆吹捧林灵素不以为然。

从古至今,统治者身边的保健医生都是其最为信任之人,很多甚至半医半友,常常做为亲信去帮着君王做一些隐秘之事。丘处机身为汉人,居然能够得到金主如此赏识信任,实在是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仰仗其“延寿”之术,但老丘果断的政治投机、以及过人的溜须钻营之能,亦是重要因素。在得到完颜雍的赏拔之后,丘处机对金主感恩戴德,再加上意欲取悦对方,便做了一首《进呈世宗皇帝》——“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诗中对金主极尽阿谀,更将其吹捧为“仙灵”,要世人去尊崇景仰。要说老丘此时也算是一代宗师,被百姓们视为世外高人,可为了这区区名利,竟然如此奴颜婢膝,其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齿冷。

当然,仅凭着阿谀拍马和替主子保健身体,最多只能让丘处机个人获得名利,整个全真派之所以能够迅速壮大,主要还是因为全真教愿以举派之力为金人服务,协助其在中原施行统治,迎合了金国统治者的需要。对于在中原立足未稳的金廷而言,招揽汉奸教派,让其利用宗教力量劝诱江北百姓老老实实充当顺民,正是当务之急,全真派于此时主动来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由于与金廷关系亲密,丘处机又正在金帝座前得宠,全真教得到了许多便利和特权,很快就在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江北首屈一指的大宗。丘处机对金主的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在金世宗死后,老丘如丧考妣,哀叹道:“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短短几句话中,伤感之情表露无遗。

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当时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宗教寻求心灵寄托,然而江北此时所剩教派不多,百姓们并无太多选择,因此有大量百姓皈依于全真教,丘处机趁机广纳门徒,长春派一时势力大张。坐大后的全真教在北方颇具威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舆论和民心,对金人的统治十分有利,这样便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后金廷对全真教更是加意扶持,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无间。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这个数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教派,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当时江北的宗派领袖。

尝到甜头的全真教分外珍惜金廷的宠信,刘处玄、王处一等人相继向大金效忠,王处一还曾应金世宗的邀请进宫讲授道学。1195年,蒙古诸部反叛,金国出兵镇压,战事连绵不绝。为了缓解激增的财政压力,1197年四月,“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两个月后,金主便召见了王处一,“问北征事”,这其实就是要求全真教出巨资以供军饷。做为交换,金廷给全真教提供了大量名额,支持其广纳道徒,扩张教派。次年又召见了全真掌教刘处玄,鼓励其大建宫观。

全真诸道对金人提出的交换方案响应积极,认为这是让教派进一步发展的绝佳契机。王处一在一次辞陛之后,曾经心花怒放地说:“昔遇名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不仅将金主和自己的恩师相提并论,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此后全真教与金国狼狈为奸,全真群道帮着金廷敛集巨款,以供军需,金廷则全力支持全真派发展壮大。此时的全真派已经成为金人的铁杆盟友,靠着积极投效异族,以及自身对异族主子的利用价值,从江北亿万汉人奴隶中脱颖而出,混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稳固金人的统治自然是不遗余力。

1203年,丘处机继任掌教,全真教此后更是死心塌地扶保大金。1214年,蒙军大破金兵,金廷被迫迁都开封,此后国势更为不振。趁此良机,山东杨安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起义(即“红袄军之乱”),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令本就陷入衰颓之势的金国再遭重创。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臣。”就在这大金风雨飘摇之际,与金国已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老丘也着了急,在闻讯后立刻主动请缨,前往协助金军镇压起义。凭藉丘仙长宗教领袖的崇高声望,在剿抚并用之下,登州和莱州等地的大起义很快便烟消云散(《长春真人本行碑》)。金廷闻讯大悦,在论功行赏时,册封丘处机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

五、改换门庭

正当全真派在金人面前颇为得宠,混得风生水起之时,蒙古逐渐崛起于漠北,并于1211年开始伐金,金国的局势日趋不利,全真派本已稳固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撼不安。

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刚刚建立蒙古帝国之时,就曾经延请过丘处机,欲求长生之术,几年之后又请过一次,但当时蒙古的实力尚远不及大金,正受金廷宠信的丘处机自然对其不予理睬。然而蒙古越打越强,攻无不克,渐渐流露出混同天下的威势,丘处机的态度遂逐渐开始转变。1215年,蒙古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金国主力伤亡惨重,眼看气数将尽,老丘见机不妙,自然不愿与大金这条自己曾视为终身所靠的破船一同沉没,遂生出谋求退路之心。1216年,金宣宗诏请丘处机赴汴梁,之前对金主极为尊崇恭敬,逢邀必喜不自胜,将其视为结交权贵良机的老丘这次态度大变,推诿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乃不起”。丘处机不敢违背“天使”的征召,却又拒绝前去谒见金主,显然是认为大金并非天命所归,遂主动于其划清界限。

在1216至1219年间,宋理宗曾几次诏请丘处机赴朝,均被其婉拒。当时金、蒙古、西夏、南宋四方并立,除了崇佛的西夏之外,另外三方的帝王均曾召请过丘处机。由于局势尚不明朗,丘处机概不奉诏,骑墙观望、待价而沽之心昭然若揭。1219年夏,宋宁宗又遣使敦请丘处机赴临安。据丘处机的弟子记载:“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复言语不通”,由此可知,当时的南宋正崇信道教,丘处机若肯奉皇命而至,全真教在江南必能得到厚待。然而老丘认为南宋孱弱,虽为汉人政权,是自己的母族,但迟早被灭,不值得投靠,遂断然拒绝。做为一名老牌的投机政客,在丘处机心中,什么“汉统”所在、北方语言不通、杀戮太重,这些统统都不是问题,投靠强者,获取名利,方为正道。

1218年,蒙军攻占山西,下一步就准备对全真教所在的陕西用兵,进而合围汴梁,屡战屡败的金国日暮途穷,已无翻身之望。虽然在1219年时,成吉思汗因为花刺子模的挑衅而转向西征,亲率主力远征中亚,用来进攻陕西、河南的只是少量蒙古偏师,大大推迟了彻底灭亡金国的时间,但蒙古汗国敢于同时对两大势力开战的锐气和自信,却令所有人心生敬畏。时至此时,蒙古的胜势已然非常明显,在四家势力中一枝独秀,丘处机遂结束了观望摇摆,确定了自己的投注对象。

在远征花刺子模的途中,成吉思汗常感身体不适,麾下近臣刘仲禄便建议他再次诏求丘处机。铁木真自觉此时蒙古帝国国势强盛,丘处机的态度必当有所转变,遂再次派出使者。1219年底,刘仲禄持诏书见到了丘处机,这次老丘的态度果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欣然从命,与之前两度冷淡拒绝迥然不同。此时的丘处机已然看清形势,正如日方中的蒙古人,无疑就是他心中的“天理”所在,此时“天使”前来相邀,正是求之不得,喜不自胜,又怎会加以拒绝呢?(见注2)

古人行事,最为讲究“顺天应命”,皇权必须要与天命一致。丘处机之前曾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后来又先后回绝了金宣宗和宋宁宗的召请,可在观望数年之后,却突然奉诏西行,这无疑是将蒙古人的使者当做了“天使”,将自己投靠蒙古的行为说成是“循天理”之举。这不仅是在露骨地向蒙古汗国投诚,更是态度鲜明地向全天下宣布,经过自己对天道的观测,已看出蒙古乃天命所归,一统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丘处机的叛国行为影响恶劣,无论是相信飘渺天道者,还是正在观望形势的功利者,甚至那些彷徨不定者,均会受到其带头归附异族的恶劣感召,之后北方大批豪门地主投靠蒙元,与此不无关联。丘处机之所以引导舆论,为蒙古大造声势,除了取悦异族、立下投名状的动机之外;更是试图将蒙古塑造为天道所在,这样才能给自己叛国投敌的可耻行为蒙上一层遮羞布,甚至将其美化为顺天道而行,能够尽快结束战乱,造福百姓的仁侠义举。

六、蒙古国师

1220年初,年过七旬,但功名之心尚重的丘处机带着十八弟子从山东出发,不远万里前往谒见蒙古大汗,这也是全真教在和金国疏远后,举派投入蒙古人怀抱的标志。此时,距南宋汉统亡于蒙古蛮人之手,还有六十年。

1220年二月,丘处机一行到达中都,但成吉思汗此时已前往中亚,丘处机觉得路途险远,不愿再行,便留在中都相候。在1220至1221年间,二十万蒙古兵彻底击败了拥有四十万精兵的强国花刺子模,广袤富饶的中亚成为其囊中之物,蒙古汗国的前途一片光明。丘处机见此情景,态度又是一变,不顾年老体衰、路途艰险,毅然于1221年二月率弟子踏上了万里征途,历时一年多,于1222年初夏来到了遥远的阿富汗大雪山,谒见自己的新主子。(见注2)

见到成吉思汗后,丘处机对其详细阐述了大量养生之道、延寿之方。此时的铁木真老迈多病,却还满腔雄心壮志,不愿就死,因此对延寿极为关注,而丘处机是他最为倚重的救命稻草,因此对其颇为礼遇。丘处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未来的天下共主亲近的机会,虽然高原气候令他难以承受,但为了固宠,他仍然坚持在铁木真身边呆了一年多,直到地位稳固后方才归国。临行前,铁木真几番叮嘱:“神仙至汉地,以清净化人每(们),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言辞之间,对丘处机率全真道众为自己祈福延命寄予厚望。

此次西行虽然颇为辛苦,但老丘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非但与如日中天的蒙古人搭上了线,给自己和全真派留下了后路,更在蒙古人中树立了自己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他此次带着自己最为信重的十八名弟子前往蒙古汗廷,将这些全真派下一代的梁柱引见给蒙古的贵族阶层,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十八弟子均得到了“真人”的称号,更令全真上层与蒙古人关系良好,全真派在他死后仍能受宠,与此时的亲密接触其实大有关联。

为了让丘处机尽心为自己延寿,成吉思汗对全真派颇为厚待,不仅尊丘处机为“神仙”,更赐爵为“宗师”,临别之际还将当年金国在燕京的御花园赏赐给全真教建造宫观,并诏免了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全真教自此便得到了“许免役”的特权。在丘处机归国时,虽然战事频仍,用兵之处颇多,铁木真仍然派出五千骑兵予以护送,可以说是关爱有加。1224年,奉元太祖旨意,燕京诸官员请丘处机主持天长观。1227年,成吉思汗又下诏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今白云观),赐金虎牌和玺书,宣布“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这其实就是正式授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元太祖对全真教极为宠信,不仅任由其夺占土地,大建道观,还豁免了道众一切赋役,并允许其自由传教。可以说,世俗政权所能给予宗派的一切特权,都给了全真教,这种近乎纵容的全面支持,也正是全真教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空前发展,迅速凌驾于其它教派之上的主要原因。投机成功的丘处机从此飞黄腾达,“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不仅当上了道教领袖,更在事实上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强国——蒙古汗国的“国师”,其身份与《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相似。全真教也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教派大兴。据《长春真人成道碑》刻载:“自是玄风大振,道曰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

金人压迫蒙古诸部多年,双方仇深似海,曾为金帝宠臣、亲信的丘处机竟能再得蒙古人的信重,可谓相当不易。长生之术只是原因之一,老丘毫无底线地果断向对方投诚,大表忠心、全真举派投效阶前,愿意任其驱策,体现出了实际的利用价值,亦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

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在阿富汗初见成吉思汗时,铁木真本来是要听其介绍养生之术,但丘处机却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政治韬略掺杂在养生内容之中,主动进献给铁木真——“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丘处机此次所献良方,可谓投其所好。对于即将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而言,如何稳固对江北地区的统治,正是其迫在眉睫的需求。丘处机认为,金人当年初据中原、立足未稳时,是采用了“先扶植傀儡政权伪齐代管该地,待统治基础铺垫完善,时机成熟之后,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之策,最终效果极佳,因此建议成吉思汗也采用这种手段。

老丘此次毫无保留地主动献策,就是不甘于仅仅充当一个医士,而要向铁木真表明,自己在政治方面亦有很大潜力,能在蒙古人南下时充当智囊,全真派更是能为蒙元政权提供实际帮助,试图藉此来提高蒙古人对自己及举派相投的全真派的重视和信任。此时的丘处机,俨然一副蒙元军师的姿态,为了取悦新主子,竭尽所能地出谋献策,为蒙古人坐稳江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那张后世弟子编造出的仙风道骨、活人无数的伪善画皮之下,不过是一副卖国汉奸的可憎嘴脸。

从种种迹象和细节来看,丘处机与金世宗和铁木真的先后接触,都绝非是方外隐士与帝王的论道,也并非简单的宗教行为,而是一个政治道士与异族侵略者合作双赢,彼此利用的结盟活动。丘处机的几个重要弟子(如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宋德方等),后来也均受蒙古汗廷册封,为其统治中原充当得力助手。像王处一、刘处玄之类先后受到金国皇帝和蒙古大汗召见,并为之出谋献策的全真名道,也都不是什么遗民、逸民,而是一群功利之心极重的政客。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有很多人不明内情,误以为丘处机远赴大漠,是为了劝谏成吉思汗少行杀戮,完全是出于对百姓的关爱之情,最终因他而全活者也不计其数,将这个利欲熏心的汉奸视为菩萨心肠的大善人,其想法之天真实在令人发笑。事实上,作为一名老练的政客,丘处机从来不会空谈什么仁爱和民族大义,自始至终,他关心的都只有利益和荣华。丘处机西行,不能说没有半分劝谏止杀之心,但这最多也只是顺带完成的次要动机,更是掩饰自己投靠异族之可耻行径的幌子,西行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去做一场政治投机。

在西行前,丘处机曾向好友赋诗一首,表白自己西行的动机。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真切的话语间,一张担忧百姓苦痛,不辞艰辛西行以拯救万民的慈悲面容跃然而出,哪怕是深悉其中内情的笔者都一度被其感动,继而就是被老丘那深深的虚伪所折服,能把自私自利、勇当汉奸的自己美化到如此忧国忧民的堂皇境界,丘仙长真高人也!

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颁布臭名昭著的“高于车轮者皆杀”令,野蛮屠灭了一个又一个部族,血洗蒙古高原时,丘道长没有想过去劝说,反倒还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1215年,蒙古兵攻陷中都,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几乎不留一人,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这也正是如今的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之前建筑的原因),上百万居民殒命。一年之后,一个外国使者进入中都,眼前的情景令他毛骨悚然:“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在这样的惨事发生之后,自诩慈悲的老丘却置若罔闻,毫无前去劝说这个屠夫之意,反倒又一次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

可到了1219年,金国屡战屡败,大厦将倾,山西被蒙军攻占,终南山所在的陕西即将成为蒙古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时,老丘却突然想起了饱受成吉思汗摧残的可怜百姓,毅然前往劝说,这不免令笔者感到万分疑惑——在此之前,在那金国还看不出必然崩塌的数年之间,老丘的慈悲心肠跑到哪里去了?其实只要稍稍翻阅历史,丘处机西行到底是为了自身荣华还是百姓安乐,就已昭然若揭。情势不明时躲起来观察风色,不肯为百姓出头;局势刚一明朗,便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跑去投靠异族,老丘那虚伪造作的嘴脸实在是令人作呕。

在丘处机西行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正挥军大举进攻花刺子模。1220年二月,蒙军攻占重镇撒马尔罕,屠城数日,杀人百万,流血漂杵。1221年,蒙军破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屠城七日,杀戮无辜百姓一百二十万,屠场上的可怖场景如同恶魔刚刚降世。据《草原帝国》记载:“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 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人入侵中、西亚时,曾经说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纵观历史,如成吉思汗及其直属后裔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者,不要说没有相若之人,甚至连达到其十分之一的屠杀量、残暴度的,都几不可见。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反人类集团屠城无数,无论是多达两亿的平民先后惨死在蒙古兵的屠刀之下,还是其对许多先进文明的彻底摧毁,都标志着乞颜部孛儿只斤家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丑恶的犯罪集团。纳粹与之相比,实如天使一般可爱。

然而扬言前往“劝谏”的丘处机在谒见铁木真这个屠夫时,非但没有只言片语的指责,反倒谀词如潮,恭维不绝。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他刚一见成吉思汗,便溜须道:“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竟然将这个满手血腥、毫无人性,如同撒旦一般的暴君吹捧为上天所派,日后必将“升天复位”的“天人”,将其屠城等暴行粉饰为“替天施罚”、“除残去暴”。在前去“为民请命”的丘仙长口中,成吉思汗杀戮几百万无辜百姓的野蛮行径反倒成了“功德”,惨遭杀戮的无辜百姓反倒成了“残”、“暴”,如此颠倒黑白,真可谓无耻之尤。仅这一句话,一个阿谀媚上、是非不分的可耻形象便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显而易见,丘处机非但没有直言犯君的勇气,甚至连委婉劝谏成吉思汗少杀、行仁政的胆子都没有,反倒和当年面对金主时一样满嘴谀辞。期许这样的功利小人去为百姓舍身劝谏,何其可笑?

事实上,如今盛传的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事迹,不过是其弟子编造出的谎言而已,在《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玄风庆会录》等常被人谬传记载了丘处机“一言止杀”事迹的典籍中,均未提及过此事,就连在对西行经历事无巨细均详加记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无任何相关记载。如果“止杀”真地是丘处机西行的主要目的,那对于这个能够彰显恩师仁慈博爱、造福苍生伟大功绩的良机,李志常又怎会放过?显而易见,所谓的丘处机“一言止杀”之功,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有很多史学家对此论调嗤之以鼻,比如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谈道:“(这只是)丘处机后继者炮制的谎言而已,这个谎言起于何时呢?是在尹志平掌教期间出炉的”。

八、曲线救国

虽然“一言止杀”的事迹纯属编造而来,但丘处机倒确实曾劝过铁木真少行杀戮,只不过毫无效果罢了。事实上,就在丘处机到达中亚,长伴于成吉思汗身畔之后,铁木真仍然不断在中亚大肆杀戮,屠城无数,尸横遍野,文明毁弃,最终整个中亚变为一片废墟,可老丘对此却视若不见,只是整日谆谆告诫,要铁木真注意保养身体,并为其详细地阐述养生奥义,竭力为这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延命。(见《玄风庆会录》)

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了自己的西征。在归程中,他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子孙:“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五年之后,这个号称已经受到丘仙长的教化,还被丘处机宣称是“循天理而行”的屠夫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弥留之际,他仍不忘立下遗嘱,让儿孙们假意受降,然后屠尽西夏举国。在他死后,蒙军尽屠八十万西夏人,党项亡族。

仅从上述这两件事,我们就能看出丘处机劝铁木真“止杀”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了。这样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一个从来不敢直言进谏,只是一味阿谀拍马,将杀戮歪曲为替天行道义举的谄臣,又怎么可能劝动一位刚愎自用的暴君呢?

细查历史,我们能够清楚看出,丘处机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与蒙古人搭上线,从而振兴教派,获取荣华。他之所以劝铁木真少杀人,或许也真有一点儿爱护百姓之心,但更真实的目的,还是为了邀买声名,并且掩饰自己投靠异族的真正动机,因此也就是不咸不淡地随口劝劝,绝不可能去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据《元史-释老志》记载:“太祖时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由此不难看出,丘处机就算是劝成吉思汗少杀人,也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利益之上,以一个意图辅佐蒙古人一统天下的贴心智囊的身份去说。劝谏成功了,他就是百姓的救星,声誉必然大增,又同时讨好了异族;就算不成,也不会得罪铁木真,照样还能高高在上,做大蒙古汗国的国师。老丘一面标榜仁义道德,强装出悲悯之心;一面为了荣华富贵,振兴道统而加入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集团,而且每行一步,必先虑及个人私利,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表现实在是虚伪之极。

回到中原之后,丘处机曾多次在汉地替蒙古人招安劝降(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及《成道碑》),他所谓的“活人无数”的功德也是由此而得。其实无论是进攻中亚、宋朝还是印度,蒙古人都秉持一个原则,即“顺者不诛,降城获免”,这也是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既定国策。换言之,只要肯投降,杀戮就不会发生,谁去劝降结果都一样;而只要进行过哪怕是微弱的抵抗,就必然难逃屠城之祸。虽然丘处机号称有“菩萨心肠”,又深得铁木真宠信礼遇,在蒙古人心中颇具分量,却因担心忤逆异族,影响自己的前程,从来不敢替自己将被屠灭的同胞求情,只是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毕生也没能让蒙古人少屠一座抵抗过的城池。

显而易见,丘处机所谓的“止杀”之功,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也根本不应该被当成“功绩”来歌颂。如果这种抢先投敌当汉奸,继而劝广大军民放弃抵抗,向异族侵略者俯首屈服,甘做顺民的劝降行为也能被誉为“救苦救难”的善举、减少杀戮的功德,那古往今来的大部分汉奸怕是都能够获此殊荣了。从吴三桂到尚可喜,从洪承畴到汪精卫,哪个不是成功劝降多人?哪个不是活人无数?又有哪个汉奸没有用过“曲线救国”这块遮羞布?

尽管在劝说成吉思汗“止杀”时毫无成效,之后的招降行为也算不得什么止杀之功,但丘处机还真地成功救过一次百姓。据《旧元史-邱处机传》记载:“处机还燕京,使其徒持碟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有效地拯救百姓。一些人将此事当成全真教拯救百姓的义举而大加吹捧,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一点——丘处机之所以能从蒙古人手中救出这些百姓,是在他率全派投敌后,以出卖自己民族为代价换来的恩赐。像这种拿着异族的赏赐去卖好的所谓善举,真的就那么光彩么?

成吉思汗之所以给丘处机一些特权,让他能够救一些奴隶,一方面是对全真教举派来投的回报和笼络,一方面是对为自己祈寿的丘仙长的回报,此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即要让全真派藉此来邀买民心,从而在沦陷区内建立威信。走狗壮大了,对自己的统治自然也会大有好处,区区几万奴仆又算得了什么?此外,全真派在持着蒙古大汗的敕书救人时,既昭显了蒙古主子的仁慈,又让全天下看到了蒙古汗廷对积极投效者的丰厚回报,堪称是活生生的“受益汉奸”样板教材,其顺天应命的明智表现自然能够感召无数人,大大削弱了江北的反抗精神。

综上可知,丘处机其实就是个率先投靠异族的大汉奸、带路党而已,他并不是一个肯为民伸张的诤臣,只是一条从来不敢顶撞主子的摇尾走狗。他肯去谒见成吉思汗,救民是假,求利是真,所谓丘处机西行是为拯救百姓的谎言,可以休矣。

九、请对所有汉奸采用相同的标尺

有很多人认为,全真教投靠异族,充当汉奸,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宗教影响来帮助入侵者维持在江北的残暴统治,固然于大节有亏,却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荣华,而是试图委身敌侧,伺机劝诱,好为沦陷区百姓争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其劝诱百姓们放弃反抗,甘当顺民,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沦陷区内并无意义的战乱,为民生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远比高喊“收复中原”这种不切实际口号的那些无脑愤青要睿智得多。因此用高屋建瓴的视角来看,全真派表面污秽,内心高洁,所作所为俱是忍辱负重、高瞻远瞩、大智大勇、利国利民之举,其精神操守堪称白璧无瑕,我们理应千古歌颂,并加以仿效。

同样的道理,吴三桂迎降鞑清,亦可视为加速满、汉融合,结束双方长期战乱的壮举。其行为不仅令国家尽早一统,百姓也能尽快从绵亘多年的战乱中脱身,结束自己的苦难生涯,实可谓居功至伟,菩萨心肠。而汪主席组建伪政府,令沦陷区百姓的待遇大为改善,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事再也未在东南半壁出现,真是功莫大焉。在敌占区内,物流通畅、社会秩序井然,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反倒比兵匪一家、治安混乱、财政吃紧、民生凋敝的国统区更要富足几分。汪主席苦心孤诣,像丘处机一样活人无数,可以说是万家生佛,其不计个人毁誉,一意护佑百姓的拳拳丹心,着实令人又敬又佩。反倒是史可法、赵率教、夏完淳之流,不恤民生,不识进退,妄自抗拒异族天兵,螳臂当车,徒增百姓苦痛。最终史阁部忠烈之名千古传颂,求仁得仁,可那十七万希望投降苟活,却被他以“忠义”之名强行裹挟,最终更因他的无谓坚持而被残忍屠戮的扬州百姓,又能得到些什么?

笔者不得不承认,上面的这些说法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完全能够自圆其说;而客观来看,汉奸也确实有其意义积极的一面。很多时候,贪生怕死者无耻地叛国投敌,却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和平的到来,消除了并无意义、也改变不了后续现实的无谓抗争,反倒对百姓更为有利。然而这种客观上对百姓有利的行为,就一定值得歌颂么?哪怕那些汉奸当时并未预料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投敌只是为了苟活和富贵。

当异族入侵时,到底应该选择“拼死抗击”、“与城偕亡”,还是“顺天应命”、“迎降投效”?那些以身殉城的将领们到底是保家卫国、庇护百姓的悲剧英雄,还是冥顽不灵、祸害百姓、像杨林、脱脱、闻仲般阻挠历史进程的大反派?在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下,我们必将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是,无论选择用哪一个标尺去对历史上的大汉奸们进行定位、评价,都应该一视同仁,公平相待,如果厚此薄彼,采用双重标准,那势必就将失去公允性,无法令人信服。

在金庸通过自己影响力极大的小说歪曲历史之后,如今卖国组织全真教声名极佳,为众人所景仰,甚至被不明真相者视为操守忠贞的爱国教派。而即使是知道其卖国求荣丑行的人,也多抱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认为那只不过是身陷异族统治后不得已的行为。可对性质与全真派毫无二致的长伯兄、兆铭兄等人,却施以迥然不同的态度,恨得咬牙切齿,这委实是一件很不公正的事儿。

在笔者看来,丘处机身为汉人,却带着整个门派投向汉民族的大敌;全真举派与蒙廷并肩而立,向南宋这个汉民族最后的栖息之地大举进攻,如果这样的汉奸都不该被谴责,这样的行为都能够被歌颂,那秦桧、汪精卫岂非都应该流芳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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