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老兵赵绍祥:骨肉分离的60年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 收藏 4 874
导读:采访人物:赵绍祥(95岁) 采访时间:2013年7月18-1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向阳养老院 入伍 我是1936年4月1号参军的。抗战以后先在第三集团军,以后又到34集团军,最后到31集团军,这是大的番号。我入伍的时候,就叫第三路军12军20师,后来抗战就改掉好多番号。 我是河南南阳市方城县赵河镇,我祖籍就是这个地方。我虚岁18岁去参军的,当时家里就是农民,父母也都是种地的农民。家里穷,那时候父亲想带我出去找个前途。 原来,我一个伯父的中学同学,他是个大地主,他们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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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物:赵绍祥(95岁)

采访时间:2013年7月18-1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向阳养老院

入伍

我是1936年4月1号参军的。抗战以后先在第三集团军,以后又到34集团军,最后到31集团军,这是大的番号。我入伍的时候,就叫第三路军12军20师,后来抗战就改掉好多番号。

我是河南南阳市方城县赵河镇,我祖籍就是这个地方。我虚岁18岁去参军的,当时家里就是农民,父母也都是种地的农民。家里穷,那时候父亲想带我出去找个前途。

原来,我一个伯父的中学同学,他是个大地主,他们是在南开中学同学,后来人家到英国留学,好像是学电的,后来在南京。具体什么职位也不知道,只知道在南京很有地位。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跟着人家当个学徒,一个月能挣个十几块钱,那就很好了。

后来我伯父就写了封信,让我父亲带着我和伯父的儿子来南京投奔这个人,我们喊他“表叔”。因为我们学识很浅,我初中都没有毕业,人家也没有办法安排工作。后来我父亲带着我们去上海,从上海到青岛,青岛我们一个同乡,他地位不高,跟着一个叫沈鸿烈(音),海军的一个官。他也没有办法安置。最后我们到了济南,我们一个同乡,在他那住了几天。他那时候一个侄子在第三路军当少校书记官,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才去了兖州报名当兵的。

韩复榘和孙桐萱

我参军是在山东兖州市参加陆军20师学兵连,位置在山东,属于国家的正规军,(但)那不算中央军,我们的总指挥是韩复榘,韩复榘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后来投中央了,他后来就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我们20师就归他指挥。

那时候韩复榘在山东的部队除了民团之外,正规军有5个师,还有一个旅。我们是20师,还有29师、81师、74师、29师,还有一个手枪旅。

我见过韩复榘。1936年底1937年初的时候,在济南在营院里见过,没有见他讲话。那时候他来我们师司令部视察来了,见过他一面。他长得很文静,很白净,不像一个很粗野的军人,很文气。中等身材,大概和我差不多,我一米七六,他大概一米七左右。我就见过他一次。

韩复榘原来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西北军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军纪很严明。住在任何地方,都不许骚扰老百姓,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第二个是作战勇猛。你看张自忠一个战区的总司令,在湖北宜昌作战中(注:枣宜会战),在前线带两个团作战牺牲,后来尸体运到重庆,蒋介石和国府的要人都给他送葬。

我当时在部队训练也是按照西北军的方式。那时候装备落后,除了每人一个步枪还有一个大刀。抗战开始的时候有个《大刀进行曲》,那就是写29军的。29军的军长宋哲元和韩复渠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将领。那时候白天火力拼不过,就晚上袭击用大刀。西北军的勇猛在全国的部队中都有名的。

我们是甲种师,下面有6个步兵团,还有一个炮兵团,还有运输团,我们的师长是孙桐萱。孙桐萱有个弟弟很有名,在国外留学回来在空军部队,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注:应该是四弟孙桐岗,是我国早期的著名空军飞行员)。

孙桐萱是我们师长,我们常见面。这个人有个绰号叫“孙善人”,就说这个人虽然是个军人,但性格很良善。1937年,他就在当地搞乡村建设,我们都下农村去,组织农民搞自治、搞军训,后来组织一个大会,一个万人大会。我记得两个名人,一个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曲阜县的孔子的68代孙,叫孔XX。这两个人就都出席了,在大会上也都讲话了。孔XX那时候很年轻,他穿个长袍马褂,看样子还不到20岁,十七、八的小青年。后来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他就跟着蒋介石到台湾了,后来我在广播上听到他的消息,恐怕这个人现在也不在了,也去世了。

台儿庄战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战争起来后,(部队)改成第三集团军,下面有两个军,我们还是叫20师,归12军指挥,我们师长孙桐萱担任军长。曹福林是原29师师长,成为55军军长。

韩复榘放弃了山东,后来到了1937年年底,蒋介石召集一个开封会议,后来就把韩复渠扣押了,扣押了以后按照“作战不力”给枪毙了。我们的军长孙桐萱就接任总司令了。

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我们守卫藤县一带。在兖州南面、藤县以东的山区,大概有三四十华里,大概在这一带活动。我们和汤恩伯的部队一起,任务是牵制敌人。坂垣师团、矶谷师团在正面打台儿庄,我们就在他们的后面,起牵制作用。

正面有孙连仲的部队,还有张自忠,还有川军,还有黔军,好多都是杂牌部队,都归中央指挥,大概有十几万人都是打的正面。我们这个军那两个师是不是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我就不知道了。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上士班长,这些情况不了解,我们就是打仗。

台儿庄战役是1938年春天打响的,我当时在20师司令部当上士侦查班长,我的部队没有打正面,我们敌人侧后打。重点是夜晚活动,我们的作用是在侧后起牵制作用,不是打正面,所以说作战都是在夜晚活动。一方面怕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另外一方面日本人有空军,如果我们被他们发现了,就很难撤退。所以我们就在敌人的后方,去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打一阵枪,他们以为我们有很多人。

我那个时候主要是侦查任务,还要换上便衣,还要和当地的老乡们接触,搜集一些当前的情报。所以说,我没有和敌人面对面的冲锋陷阵,或者说肉搏啊、格斗啊,我没有这种场面,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我和日本人最近的时候,只有三十米远,是在阵地里打。我们是守方,日军进攻,就是一般的阵地战。当时跟日本人接火,不能确定哪个日本人被我打死的,我很幸运没有受伤。

我从入伍开始,从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机关炮……这些都用过。打靶我都是很好的成绩,各种兵器都很熟练。很多都是进口的武器,用布把眼睛蒙起来,把武器拆了再装,装好了再拆,都是这样下功夫的。日本人的武器当然比我们好了,他们也有三八式步枪,但他们有飞机、有战车,各方面都比我们强。

我们一个班很小,只有十来个人。我们在台儿庄伤亡不大,据说正面伤亡很大。第二集团军的30师打的很有名,据说牺牲已经很惨重了,命令不能撤退,后来他们师长请示总司令孙连仲,商量怎么办,很难坚持。孙连仲打电话请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说不行,还要再坚持。他们伤亡惨重,每个连100多人,打完以后只剩下1、20人了,才撤出阵地。所以正面损失惨重。敌人伤亡也很惨重,他们伤亡了几万人,我们伤亡了十几万人。台儿庄战役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但战果也是很大的,也是在世界很有名的会战。

与日军对峙

台儿庄战役下来以后,我们向西撤退,一直撤到郑州,都是边打边撤。因为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河南的东面到开封这一带,也就是豫东,都是平原,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郑州的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就向东南方向,就是中牟、杞县……河南的好多县加上安徽的好多县成了黄泛区,就把敌人阻隔在黄泛区以东,就过不来了。战局就稳定下来了,一直打1943年,敌人又发动了中原会战,敌人才过了黄泛区,突破了京汉铁路,就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又向西打到洛阳(注:应该是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

我看过黄泛区的情况,都是一片泽国,一片水。一般都是几十里宽,敌人的战车、炮车……机械化部队就都不能通过了。黄泛区淹了好多日军,但老百姓也很苦,土地房屋都淹了,好多流浪。原先好多妇女家里没有饭吃,就向西逃难,一直逃到南阳这一带嫁给别的男人,留下一条性命。我们那个村就有好几个黄泛区去的。

后来到1938年元月,我考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第16期步兵科11总队二大队六中队,在陕西汉中,是一分校。抗战以后需要干部,黄埔军校设立了很多分校,就我知道有几个分校:一分校在陕西、二分校在武冈、三分校在桂林、七分校在西安……设立了很多分校。

在陕西读了两年军校,到了1940年毕业,以后当排长、少尉连长,以后就当上尉参谋,到师司令部,后来是少校参谋。后来有一个新编第七军暂编24师,我又转到这个部队去了。这个新7军原来在河南,后来调到陕西第五战区归胡宗南指挥了。

(注:笔者之前一直以为老人口中的新7军指的是远征军新一军分出来、最后在长春起义的那支,后来才感觉不对,应该一支暂编部队的番号。暂编部队由战区司令长官授予,但并不是国民政府的正式编制,所以未列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也得不到国民政府军饷与补给,所以史料不详。哪位军迷大拿指导一下?)

这支部队我呆的不长,大概就1年时间,后来又脱离这个部队,到了豫皖边区游击队,在安徽和河南搭界的地方,我去那支部队的总部当参谋去了(注:孙桐萱领导的国民党这支游击队战果不错,对峙期间以一个团与日军交手,锻炼队伍打击敌人,曾经袭击开封日军,获得嘉奖)。后来到军司令部当少校参谋,后来又到集团军司令部当中校参谋,以后当参谋处第一课中校作战课长,1942年当过一任副团长,以后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卸甲归田

1945年抗战胜利了,1946年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整编。军变成师,师变成旅,旅变成团,全国好多地方成立军官纵队。我当时在河南漯河,编入第14军官中队,就准备让这些军官转业。我报到以后就填表、填报志愿,国家是准备给我们安排工作让我们转业,我填的都是“海洋”专业。当时就觉得打渔,当渔民很好。

后来内战打起来了,这个事情就算了,国家不给安排工作,我就回河南老家了。

我爱人是医生,我们抗战胜利那一年结的婚,我就和她准备回河南方城老家开办诊所。我老伴原籍河南商丘,我们在郑州结婚。她原来在西安广仁医院工作,那是一个教会医院,她父亲是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她在广仁医院当护士,我们俩就一起回到方城了,开了个诊所。

诊所开业开了几年,解放以后,1950年我到上海一所医院进修,后来到了南京参加医师考试,南京有个联合诊所,我当时在联合诊所参加了公职,后来我就在南京市的工商系统内的诊疗所做医生。后来南京的医疗单位和江苏的医疗单位合并了,我就到江苏省的工商系统职工医院当医生。

“历史反革命”

1954年,因为历史问题,我被开除公职,说我是“历史反革命”。之前问题都说清楚了,但后来不管了,(因为)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在部队的时候,一直没有听说国民党的党组织,下面的士兵中没有,一直到军校(才知道)。因为国民党的规定,黄埔军校的学生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必须入党,我入黄埔军校就算加入国民党。

当时也没有说我有什么具体罪恶,就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把我送回河南老家。带上手铐,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押送,他们很客气、很人道。

我被送回方城老家,在老家只能种地了。当时我家里还有土地,土改之前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我母亲、弟弟、侄女……一共是29亩7分地,按照政策我家算是小土地出租,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壮劳力,老的老小的小,姐妹也出嫁了,最多算是有土地出租。但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又是一个国民党军人,而且是个军官,土改的时候就划分我为地主。土改之后,我们家一个人只有一两亩地。

当时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一个人。我的父亲1938年去世的,1938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没有看到最后一面。1956年,我母亲跟我弟弟出去了,老家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回到方城就在农业社劳动,农业社也需要医生,我就在那当医生,当赤脚医生。老家人对我都很好,也都很有感情,但我身份没有办法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般开地主会的时候我参加,没有为我专门开过会,当地邻居和农民对我特别好,有时候受到他们的优待,他们很照顾我。

这个一直到79年、80年代初的样子,“右派摘帽”、“地主摘帽”,摘帽之后县里请我去当政协委员,我当了两届政协委员。后来又开了几年医院,一直到我80岁,才完全休息。

骨肉分离60年

我没有平反的时候,不许来南京看家人。

75年,81年,84年,86年,04,几十年(注:近60年)一共就来了这四、五次。我一直在老家侄子家生活,后来我年纪大了,自己已经不能独立生活了,2011年我生了重病,儿子就把我接到南京来了。我老伴现在跟女儿在北京生活,老伴比我小1岁,今年94岁了。我来南京后就见过两次面。

1954年我被押回方城的时候,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南京,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小孩都很小,最小的才1岁,大的不过7岁,他们都在南京和他们妈妈一起。我爱人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校医,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她在那一直做到退休。

因为我的问题,我老伴也受影响。我押送到农村后,我们离婚,后来复婚。文革开始后,她也被批斗,在学校里学生指着她鼻子:“XXX,你这个反革命。”此外受到很多压制。

我有个弟弟比我小7岁,他参加的是共产党。当时在河南开封,共产党有个中原大学,他是上的这个学校。然后分配到地方,做各种社会工作或者政治工作。解放初期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就参加这些活动。我弟弟现在还健在,他算是离休干部,现在河南,他条件好多了,他跟我情况不一样。他的子女基本研究生,三个儿子、三个孙子,有两个博士生,他一家比我子女好多了。

我离开的时候大儿子才7岁,小儿子才1岁,我很少跟他们说(抗战打仗)。他们家庭出身不好,觉得吃了父亲的亏了,一辈子抬不起头。孙子孙女都还小,也很少见面,都没有印象。

我所有的照片、信件、证书都没有了,那时候谁敢收这些东西,现在觉得很可惜。最可惜的还是连累家里人,我举个例子:我二儿子1965年在南京一个初中毕业,(之前)少先队大队长,班主任非常喜爱,但南京最坏的高中都不收他。后来把他下放到新疆,当时上海和南京的好多知识青年都送过去支边,就到哪里一去14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回到城里,很多事情都被耽误了,想想我就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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