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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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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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子了。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效忠。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的名头被逮捕入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效忠。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的名头被逮捕入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中共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但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

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中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中共)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但按照西方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中共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大佬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元老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通共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

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另一方面,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考核都可以省略。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共产党”的程度。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更神奇的是,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认为这是共党的离间计。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就算打不了胜仗,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中至少还有一个度,不敢搞得太出格,生怕露出马脚——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计划,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蒋公这位“千古伟人”、“当代岳武穆”的战术水平,究竟有多臭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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