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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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青年男女无论在办公室或上网吧,都很热衷于玩偷菜的游戏,见面也都大谈其偷的业绩,互相交流偷技,兴致勃勃偷得不亦乐乎。而我却总是对这个游戏提不起兴趣来,它使我不由得想起一桩往事,皆因偷菜而起。

一九五九年秋,因大跃进全民炼钢时上马的厂矿都纷纷下马,开始精简下放一大批人。在兰州东风炼钢厂工作的父亲接到通知,首列下放名单。据领导讲:下放当然是和你的历史出身有关,据档案记载,你系黄埔军人,历任反动军官,一贯和共产党作对。并劝他,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去吧!

父亲无精打采回到家里,对妈妈说:“我十七岁就离开老家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用大刀砍过鬼子,又参加了芦沟桥之战,国难当头只想着打日本,坚持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后来只是当了个运输大队长,接收国际援华物资,临解放又随部起义,当了解放军,怎么是一贯和共产党作对呢?”但是,他已经无处辩解,只能服从组织安排了。

父亲要回河北老家,原想带我一起去,却遭到母亲坚决反对。因为她领着姥姥和我们三个孩子从千里之外的乡下来兰州和父亲团聚才刚刚两年,工作已稍有安定,不愿再折腾。她也深知农村日子的艰难,而我马上要上初中,回去就意味着失学,所以父亲只好独身一人回原籍去了。

未料从小离家奔波,在枪林弹雨中历尽艰险的父亲,满怀着思乡情结回到老家后,却正赶上波及全国的自然灾害。河北老家也因天旱无雨,加上大炼钢铁,刮共产风,村民吃食堂等运动,生活日渐困难。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因为五八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搞庄稼密植,深翻土地等,破坏了地力,到五九年时粮食全面减产。老家人均口粮还不到20斤,那时社员都在食堂吃大锅饭,人人吃不饱。公社食堂虽然响应中央号召,搞“瓜菜代”,按毛主席“农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教导,但终因缺粮,只能每天喝糊糊,后来糊糊也越来越清,只好加点野菜等充饥。为了填饱肚子,食堂还把玉米棒子、花生壳子、米糠等掺和一点粮食磨成面,用模子压成糕饼状,并美其名曰“幸福月饼”。我和妈妈都尝了父亲在信中夹带的月饼屑,粗糙得难以下咽。后来听父亲讲,才知这种月饼吃时还真有果腹的幸福感,只是痛苦随后而至,排泄艰难,大便时只好互相帮着用小棍掏。

社员们为了吃,各家有各家的活路,而父亲孤身一人,又非衣锦还乡,在老家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我们身边。但是他的到来却增加了全家的负担,作为黑人黑户,不仅毫无收入,也无口粮供应,全家仅靠当小学教师的母亲每月不到50元的工资维系,使我们这个七口之家的生计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因饥饿曾昏倒在讲台上,父亲也浑身浮肿,我也因饥饿昏倒在上学路上,被同学发现后背回家。

因此,挖野菜成为父母带我参加的最重要的谋生活动。我家住在皋兰山余脉伏龙坪山上,在与其西面相邻的华林山中间的河谷川地里,从阿干镇流下来的雷坛河蜿蜒曲折经新桥汇入黄河,河两岸是兰州当年著名的瓜果蔬菜产区,也成了我跟着父亲去挖野菜的主要场所。

父亲认识好多野菜,他说年轻时当冯玉祥的兵,因为非蒋介石嫡系,军饷经常发不下来,当兵吃粮就成了奢望。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他们二十九军边打边撤,一路南下,军粮匮乏,沿途只有挖野菜充饥。而这次回到老家,他又增加了不少辨别野菜的见识,所以在田埂地边总会有不少挑野菜的人向他讨教。

那时兰州市郊农村生活还有点着落,而城里糊口却毫无办法,所以常有男女老少成群结伴,到雷坛河两岸的果园菜地里挑野菜,时而碰面彼此互相招呼,似乎并不陌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父亲从不拒绝向这些和我们争夺野生资源者介绍讲述野菜知识,什么灰灰菜、苦苣、马齿笕、蓬蒿、枸杞头、荠菜、面条菜、苋菜、扫帚苗、野苜蓿等等,一时成了这支野菜队伍的参谋。然而,受过正规军训练的父亲,却对这支散漫的挑菜游击队的表现,颇为担忧。因为他发现有不少人,在挑野菜时也把手伸进了公社的菜地,这种偷窃行为日益频繁,也让地里劳动的社员们十分恼火。父亲最初見到这些偷菜摘果者也都一概制止,说:“你看这些东西都还没长好,也不能吃,不是白糟蹋了吗!”他不止一次对我感叹道:“唉!真是暴殄天物。”又给我讲瓜田李下的禁忌,不要因为自己不注意,造成误会,陷入是非之地。

但是,这支野菜游击队毕竟无人约束,作案频率也在某些社员的参与下,有增无减。偷公社的菜不犯法,一时成为饥不择食的人们的共识。于是,公社调动了民兵来保卫集体的劳动果实。窃贼一旦被逮着,就被押到公社武装部,先拳脚教育一顿,然后五花大绑,将其所偷的蔬菜如青西红柿、茄子、辣子、苹果、梨等用他们的鞋带串起来,挂到脖子上;或者将其偷拔的蒜苗、芹菜等插到反绑的手里,再由两个民兵持枪押着游街。几个贼被绑成一串,打头者敲着锣,一面走一面喊一面敲:“我是贼,偷了公社的菜!咣咣——咣——”就这样,从今天兰州市工人文化宫新桥附近的红门子一直沿雷坛河向上游的花寨子走去,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游街时常吸引一大帮孩子,跟着向这些贼吐吐沫、扔石子,很是热闹。只是,这一在市郊上演的场景,兰州城里人却是看不到的。

一天下午,我和父亲正在菜地边上,从社员们的鋤草堆里翻拣苦苣菜等,忽听一个社员阿姨悄悄说:“民兵来了!”父亲让我赶紧提着装野菜的小麻袋从果园的豁口处逃跑,而他却被抓走了,原来民兵悄悄包抄了这一片果园中的菜地。我爬到回家的山腰上看到,还有十几个挑野菜的妇女孩子也一起被带走了。回家后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妈妈,但也毫无办法,只有焦急地等待,默默祈祷父亲不会遭受虐待。

天黑以后,父亲终于回来了,还扛着平时装野菜的一个鼓鼓的大麻袋,这时全家才松了一口气。接过麻袋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些蔬菜,有还没长大的小萝卜、小茄子、小甘蓝等等,样数还不少,可都不是野菜啊!父亲说这些都是公社的民兵抄来送给我们的,因祸得福,说着笑起来。

原来,他被带到公社后,那些女人孩子经审问一番都先后放走了,而父亲却被视为賊首。最后由一个干部模样的领导审讯:“你为什么偷菜?”父亲不卑不亢地说:“我没有偷啊,只是帮社员们除草,顺便拣些野菜,也是家里人口多不够吃,没有办法呀!”并说:“我总是告诉孩子们挖野菜时不要毁坏庄稼,可也管不了啊!”那位领导打量了一番父亲,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到这哒挑野菜呢?”他看父亲穿着谈吐不俗,不像是个老粗,大概是感到好奇。原来,父亲因旧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平时走路身板挺直,坐姿端正,从不歪斜倚靠,特别讲卫生爱整洁,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不忘系紧风纪扣,在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他说话声音洪亮,又是一口天津味的普通话,在西北农村人眼里俨然是一副外地教师或干部模样。

那人又让父亲填写了一纸所谓保证书,表示绝不危害集体利益等等。看了父亲所写,他很惊奇,连说:“字写得不错嘛,还是个知识分子哩!”他那里知道父亲当年曾是西北公路局何经武将军给杜聿明、郑洞国复信的代笔书手呢。接下来的讯问变成了攀谈,父亲一一据实相告,讲到他下放回老家,河北农村受灾挨饿,回兰州后全家生活拮据,母亲讲台饿昏等情。大约父亲的讲述博得了他的极大同情,于是他让属下将缴获的“赃物”全部装进了父亲的麻袋,还嘱咐他一路走好。

父亲这一段“偷菜”经历,虽说只是那个艰苦岁月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他却使我感受到人世间那缕可贵的人性辉光。在那个极左思潮弥漫的年代,总还有人良心未泯,他们仍然会秉承尊重知识,怜悯穷困,同情弱者的古老传统。所以父亲临终前还讲:“世界再变,还是有好人啊!”

——2013年7月7日记于兰州寓所(凯迪社区)

本文内容于 2013/8/1 10:53:19 被朱预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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