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状况

zhangzizhong1940 收藏 5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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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

在大西北, 宁夏的走私方式一反内地, 极为公开, 由甘、宁运达包头的土产, 在中方阵地由驻军分段保护抽税, 每千头骆驼往返一次抽税款及保护费40 万元①。省长马鸿逵割据一方, 以宁夏土产与日方交易, 换回价值千万的私货。主持者为其名妓出身的四姨太太, 经营者为财政厅长赵文府( 妓院账房出身) 及省银行行长李凤藻②。甘肃河西地区由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驻扎, 该军亦将包庇走私作为收入来源, 经阿拉善旗往返包头和武威的私货, 每日整千骆驼往返不绝。私货均集中在新城( 马氏军部所在地) 办理, 每驼货物上等者纳税200 元, 次等纳100 元③。

青海私货的来往出入, 完全由省主席马步芳掌握。马步芳对青海统治森严, 各种货物均受其统制, 全省利益,向难外溢。青海每年由包头换回的私货, 价值500 万元之巨, 由心腹邝武往返贩运, 除邝武外无人能运货入青④。绥远走私活动亦很活跃。1942 年7 月, 绥远贸易公司密派自卫军第二路参谋长李聚五与游击队部副李俊峰前往河西, 托伪方王英与日方交涉通商。经李俊峰与日军顾问商谈, 日方允以大后方不禁止皮毛出境为条件, 开放日货内运, 但汽油不在此列⑤。

陕北的私货也来自于包头。第22 军驻扎在榆林有年, 军长高双成在榆林设有合作社, 由该军军需薛高庭负责, 每年由包头贩运约值200 万元的私货, 风气形成, 上行下效, 该军即连排长也大肆贩运, 多得厚利⑥。陕南的私货大部分由河南经潼关入境。走私者多与铁路及邮政人员勾通, 其中军人及公务员颇多⑦。

豫北灵宝到渑池段是陇海路最西一段。驻守灵宝河防的第104 师某连包庇商人偷运桐油、生漆渡河资敌, 商人将油、漆改装于煤油桶内, 每桶交守军包运费8 元, 渡过一人亦交8 元。连长蒋正武不仅包私, 且时托商人代其运油至沦陷区售卖, 所得盈余除营长抽三成外, 其余七成由其支配。自渑池至郑州为陇海路的中段, 有铁谢、汜水两渡口。1940 年, 铁谢渡口驻守官兵除利用职权自行贩运日货外, 渡口检查所副所长张国光竟公然卖渡①。汜水由河北省游击队某部驻扎, 特派参议二人与商人接洽, 指挥船只渡运私货, 派队押运②。郑州至开封为陇海路东段, 由孙桐萱部驻守, 是走私特别猖獗的一个地段。1941年2 月, 孙氏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本赤诚, 奉行法令, 不避嫌忌, 不畏流言, 严督所属, 认真防缉。”孙部确实处罚过一些走私的军人, 计处死刑4 人,判处有期徒刑3 人, 记过1 人, 检束1 人, 撤职5 人③。但受处罚者均为无背景的军人, 该部军官走私则安然无恙,“以总司令部军需人员为主脑, 大量贩运私货, 次为各师各团之军需人员以及营连长等, 或自行运售, 或包庇商人, 以所得大肆挥霍, 消耗于嫖赌烟等非正当娱乐”④。孙桐萱包庇亲属走私为人所诟病。如常耀先系孙氏表侄, 任第三集团军第20 师副官时, 包庇郑州祥泰商号将猪肠30 件运赴沦陷区销售, 每件收包运过河费50 元⑤。后任郑州警备司令部特务队长, 开办郑州正兴泰猪鬃行, 派人在郑州附近各县镇大量收买猪鬃, 每月购入约在万元以上, 每次以三五十斤零星委托便衣探员偷运赴汴销售, 常氏获利甚重⑥。

这一地区国民党军队参与毒品走私的活动严重,“以士兵多有吸毒嗜好, 奸商往往以毒品贿赂通过”⑦。驻巩县第96 军特别党部朱回云称, 后方各大城市日货及毒品在市上畅销, 此固由商人走私所致, 但有不良部队私购大批毒品, 装置箱中, 公开封以军政或总司令部印信, 作为公物运往后方以免检查⑧。

位于豫东皖北的界首是华中重要的走私据点, 从1939 年一二月份起, 开始有商贩自沦陷区输入物品, 后经营规模渐次扩大, 每天的交易额有40- 60 万元之多。各级政府与驻军设立种种检查机构, 如“ 安徽省战时第15进出口货物检查所第5 分处”、“皂庙军警联合稽查处”、“界首警备司令部”、“船舶管理处”等, 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⑨ 。

在皖南,“最令检查机关束手的算是一部分不肖军队与奸商勾结的‘军商合作’式走私”⑩ 。在浙西,“虽实施封锁政策, 而所收成效甚微, 主持人员颇多未能尽厥守之处, 尤以少数不肖军人武装包庇走私, 故一面资日之物仍不免走漏出境, 而一面日伪货物,亦源源输入未绝”11。因有武力为后盾, 浙西走私非常嚣张,“亦有杂色队伍, 藉购办军粮为名, 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在长兴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种地痞, 藉恶势力联合军队偷运, 甚至船头上架了机关枪, 腰间挂了木壳枪, 茶叶一次要走几百担, 丝茧要上万元”12。

老河口为湖北重要的走私据点, 走私商逐渐分化为黄陂、孝感与军人三帮, 军人帮以第29 集团军官兵为多,除自己贩运外, 还武装庇护商人走私13。关于军人走私的嚣张, 1944 年6 月, 戴笠到东南一带视察, 颇有感慨地说:“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 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14在华南,“私枭之得有不肖官吏、军人的包庇固不足为奇, 即华南沿海和沦陷区附近的官吏、游击队以至正规军队也有不少直接干这营生, 也是公开的秘密”。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说:“我们广东游击区有很多军政负责人还是包烟庇赌, 走私漏税, 贪赃枉法,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①

在西南, 据陈诚回忆,“( 滇南) 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 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②。1942 年4 月, 四川省政府奉最高当局令, 严禁各部队长官利用地位、职权及经济能力走私经商或包庇放纵, 从中渔利③。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总体言之, 战时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据中统情报,“战时各集团军及战区军人包庇走私, 各游击队贩运敌货, 实属普遍现象”④。1941 年7 月, 军统戴笠透露:“查近来各地之走私, 大都有不肖军人为其背景,故武装包私走私之风甚炽。”⑤

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后果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官兵的生活困难, 但其危害远远大于收益。

第一, 国民党军队走私出口的大多是重要的民生军用物资, 输入的则是奢侈品和毒品, 这无异于赍盗以粮,变宝为废。

如钨砂是重要的军工原料, 中国向以钨砂等特矿的储量丰富而著称于世, 而日本几乎不产钨, 它虽侵占中国东部广大沿海地区, 但钨砂产地大多位于内陆, 沦陷区储量和产量都微不足道。日方于是大力策动钨砂等特矿走私。1940 年, 日“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取缔役社长矶谷光亨指出:“特殊矿产( 钨、锑、锡) 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物资, 特别是在目前这一非常世界时局下, 各国均在为获得这些矿产, 努力奔走。……将上述特殊矿产弄到我们手中, 不仅可以削减蒋政权的战斗力, 也可充作财政陷于困境的新国民政府( 指汪伪政府) 的财源, 并且也可救济目前陷于军工生产不可缺少的特殊矿产供给不济困难的我军工业。实为一石三鸟。”⑥如果国民政府严加管理, 做到正本清源, 不使钨砂流入沦陷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 钨砂等军需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入沦陷区, 给日本起了“输血”的作用。

第二,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恶化了军民关系。

在许多地方, 因国民党军队走私等原因, 军民关系形同水火。在山西,“间有不良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 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 或因燃料困难烧毁人民器物门窗, 甚或三五成群化装扰民, 行同土匪, 但因口音关系, 人民无不周知”⑦。

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将粮食走私资敌, 更将军民间久已疏远的关系推向恶化的深渊。1940 年, 浙江嵊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饥民“暴动”, 2000 多民众包围了县政府,最后动用武力弹压才控制住事态⑧。广东东部缺粮比全国其它地区都为严重, 抢米风潮更是此起彼伏, 连续不断。1940 年, 普宁、揭阳、梅县、五华、和平等县发生抢米风潮, 抢米区域多达数条街, 抢米时间持续数天以上, 参加抢米的群众多达数百人⑨。1942 年在揭阳, 1943 年在惠阳、五华等县, 又连续发生抢米风潮⑩。安徽也有类似的情形,“皖北驻军, 夺民粮食, 售之敌人, 因是人民怨毒,常起冲突, 敌人入侵之速, 即由于此”11。

第三, 走私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造成作战的失利。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的最大恶果在于无论商业活动多么有利可图, 过多的参与都必然会以战斗力的斫丧为代价,“军纪为之荡然, 战斗力为之丧失”12。

1938 年10 月12 日清晨, 日军突然在广东下涌登陆, 进犯广州,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成功抢滩上岸。原来, 日军雇佣了汉奸带路。在离海岸十英里的公路上,是没有从下涌到淡水的道路的, 但有一条走私者使用的乡间小道, 汉奸对此是熟悉的。而淡水驻军司令莫希德是广东腐朽落伍的军阀, 对抗战毫无热情, 他的军官大多数都从事走私活动, 把钨砂走私到香港营利。当日军进攻淡水时, 他的军队被打个措手不及, 日军在几小时内就占领了淡水13。

1941 年“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惨败的教训更为惨痛。战前, 国民党第38 集团军驻守于河南陕县的黄河南岸, 与日军阵地隔河相对。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大计, 自进驻陕县一带后, 就与走私商杨庆亭勾结在一起, 大肆贩卖毒品, 仅海洛因一项, 每月就贩进500两, 用军车分运各县销售。在他的带动下, 该军上下无不以走私贩毒为业。李本人则多日宿于杨家, 聚赌叫娼, 吸食鸦片。1941 年5 月7 日, 日军已在中条山一带活动, 8日,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给李家钰, 询问前线情况, 正在杨家忙于赌博的李家钰竟答以“无事”。战后,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中条山失利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 军队上下唯利是图, 走私风炽, 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为最大之原因。”①

郑州的失陷, 也与走私有关。第一批渡过黄河的日军, 伪装成走私贩子通过封锁线, 他们把枪支藏在上海纸烟箱内, 负责防卫的国民党军队未予阻拦, 原来他们正等着受贿呢②。

1943 年初, 日军从浙东发动攻势, 一直打到洞庭湖流域。在这次战役发生前, 日军已侵占岳阳, 日艇不时游弋在洞庭湖的东面, 湖民生活惊扰不堪。而湖西南边仍安谧异常, 毫无战争的气氛。有许多人经过日军封锁线内运棉花, 经国民党军队阵地时, 只需按每担300 元的标准付给守军“保护费”, 就可安然渡江入境。此次滨湖战事发生时, 成群挑运棉花的“老百姓”进入后方, 他们把肩上的棉花往地上一丢, 就毫不客气地拿出枪与守军打起来。国民党防守部队毫无准备, 吃了不少亏。据当地的饭店老板后来说, 他早在半年前就已认识这些做棉花“生意”的人了③。想必这些乔装的日军, 早把后方虚实打探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恶果, 终于在1944 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来了一个总暴露。抓钱长于作战的汤恩伯军在战争中闻风而退, 一路未加抵抗。国民党军队不愿抵抗的主因在于中上级军官大量贩卖私货, 以发财致富为参军的初衷, 根本不愿作战, 以免危及自己的性命。士兵虽可服从命令, 但忍饥挨饿, 不能维持健康, 不能吃苦耐劳, 难以抵挡精心准备的气势汹汹的日军④。

战时查缉国民党军队走私的困难

首先, 解决战时军人生活困苦的初衷使国民政府难以禁绝军人参与走私。

战时关、盐、统三税大幅度减收, 国民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赤字, 由此造成螺旋式的通货膨胀, 政府开支貌似增长, 实则下降, 如1937 年政府开支为17.4亿元, 到1945 年上半年增加到2700 余亿元, 表面上增加了150 余倍, 实际上却只及1937 年的13%⑤。

政府开支的减少, 使军队饥寒交迫到了无以复加的窘境。就军官来说, 1943 年, 少校月薪135 元, 另有津贴50 元, 不但不够开支, 还要家里每月倒贴2000 块钱才够用度⑥; 就士兵来说, 收入如果以1937 年为100, 1938 年则为93, 1939 年为64, 1940 年为29, 1942 年为10。到1944 年2 月, 购买力仅及战前的5%⑦。一位曾亲临前线指挥的军官说, 中国士兵必须有“ 猫头眼、橡皮足、钢铁胃、牛劲头”⑧, 才能适应艰苦的战时环境。欠饷非常严重, 士兵薪饷起码要拖欠一两个月, 一个开小差的士兵说:“我们五六两月份的饷都没发, 就能叫我们打七月份的仗吗?”⑨

为解决部队给养不足的问题, 蒋介石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 改善官兵生活。设立合作社经商与走私只一步之遥。果然, 在西安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将军队走私、吸运鸦片、经营商业同列为军风纪12 项缺点中的3 项⑩。其次, 国民党军队内部军系的复杂成为国民政府制止军队走私的障碍。

1938 年李宗仁亲信廖磊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随着与沦陷区间的走私贸易逐渐兴盛, 廖磊设立了17 个“进出口货物检查处”, 每月约收入280 多万元。1941 年春,汤恩伯率第31 集团军开到豫皖边界后对皖省走私税收垂涎三尺, 于是在界首召开皖北军政税检人员会议, 决定设立8 个“货检所”, 由汤军负责保护、检查征税事务①。而在西北的宁夏、青海, 中央的势力就难以插足了,

马步芳、马鸿逵分别视两省为禁脔, 不容他人染指。对于国民政府的缉私命令, 马鸿逵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1939 年5 月, 马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开会, 秘称:“ 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 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 我不能不这样, 实际上, 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②

军统于1941 年12 月暗杀了勾结马鸿逵走私的商人唐瑞。马大怒, 下令封锁全境, 挨家挨户搜查。杀唐的情报人员仓皇逃往兰州才得以捡回一条命。另一军统人员在吴忠被捕, 军统闻讯后立即请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给马发急电, 声称此人为傅部人员。马接电后非但没有释放此人, 反而下令立即处决。财政部在宁夏的稽私处, 拥有武装骑兵200 余人, 马在卡压其粮秣供应的同时, 密令宪兵和稽查人员寻隙殴打, 拘押其人员, 使之夜间不敢外出, 最后迫使稽私处撤离宁夏③。

对于属于中央军系统的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国民政府难以下决心予以惩治。如河南省临时省议会议员兼河南监察使李嗣璁、监察院战区巡察团主任委员何基鸿等联合弹劾汤恩伯军纪废弛、作战不力、武装走私及强占民产等数项大罪, 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法总监部所拟的处置办法删改十之六七, 蒋介石的批示亦甚平淡④,所谓处罚, 不了了之。

第三, 军人拥有武力成为各种查缉机关不能彻查军人走私的重要原因。

1939 年秋冬之交, 国民政府将全国分为湘鄂区、冀鲁豫区、浙赣皖苏区、晋陕区、广东区及广西区等六区, 每区各设货运稽查处, 办理查缉日货及资敌物品事宜⑤, 但“对于所负任务, 未能认为成功”, 其原因除人事未能得宜及缺乏缉私武力外,“各战区前线, 不法军队或游击队包庇走私, 时有所闻; 某战区甚至军队包庇走私, 以大炮、机枪护送, 武力走私横行”⑥。国民政府还在战区各地设立查禁敌货委员会。在前线各地, 请军事委员会令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定负责人员及机关执行; 在水陆运输重要站口,指定负责机关检查日货, 并请军事委员会令附近军警切实协助⑦。即要倚重军方力量来查缉走私, 故其对国民党军队走私根本无力制止。

军风纪巡察团的效果亦不佳。1944 年11 月8 日蒋介石手令称:“ 查近年军风纪巡察团对于实施军风纪纠查, 迄无成绩。”⑧对此, 何成濬认为,“今日之执法监, 职位卑下, 各地方政府不惟不予以协助, 且往往破坏, 或阻碍其进行”,“军法用人, 以战区省府, 尚有为骄纵专横之军官把持, 形成半独立, 中央命令, 不能彻底行使者”⑨。在戴笠的建议下, 缉私署于1941 年1 月正式成立,

原有各缉私机关先后撤消归并⑩。但是, 缉私署也未能刹住走私之风, 原因在于走私商往往勾结不肖军人及地方武力, 税警力量单薄, 无力加以制止。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分支关卡局处及场署仓坨等共58 万余处, 以6 万余兵力驻守, 不敷分配11。况且具情报背景的缉私署拥有武力, 为外界所忌, 不得不于1943 年8 月以后, 两度紧缩兵力, 兵员由6 万余人减至2.3 万人12。查缉军人走私, 更显得力不从心了。

最后, 空前严重的腐败行为, 使本来就相当严峻的防缉私工作更加困难。

从1940 年开始, 大后方腐败问题开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后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人们普遍受到通货膨胀的煎熬, 腐败分子大肆活动起来。熟悉内中黑幕的军法总监何成濬愤懑地指出:“近日贪污之风较任何时代为炽, 而舞弊之巧, 实远出人意想之外”,“虽包孝肃、海刚峰复生, 恐亦莫如之何也”13。大后方的普遍腐败行为给国民党军队走私制造了绝佳的借口。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后方阔老拚命发财, 拚命享受, 难道我们在前方找一点零用钱都不可以么? ”14

实际上, 到抗战后期, 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经商等活动, 军纪已腐败不堪, 战斗力也大为衰落,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已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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