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蒋介石谈在外蒙建根据地 苏俄称不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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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苏联的四个月

孙中山遭受了陈炯明叛变这个一生中最惨痛的挫折和失败后,在苦闷中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一生中伟大的转变。他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为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建立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代表越飞(A.A.ИoФФe)在上海经过多次会谈,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民族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热烈的同情和援助。

孙中山对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重大进展。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8月2日鲍罗续М.М.БороДИН)即同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启程赴华。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启程赴苏,“详细磋商”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

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的主要使命是寻求军事援助,首先是争取苏俄同意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落实有关西北作战的具体方案。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酝酿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联机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20年9月,孙中山和来自苏俄的刘谦在上海开始秘密接触,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商讨。刘谦回国后,于10月5日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说孙中山主张把中国南方和苏俄中部、远东的中国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在中国西北新疆地区集结兵力,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发动进攻。1922年9月。刚从陈炯明封锁的粤海冲出来到上海的孙中山、蒋介石,在与苏俄军事代表赫克尔(А.И.Геккер)秘密会见中提出:希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中又提出此要求。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热海转给孙中山一份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内称:“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

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项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项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

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

孙中山收读这封电报后的喜悦心情是不难想见的。5月12日他致电苏俄政府和越飞说:

“贵国5月1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

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

第三,我们将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越飞的助手、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马林(Маринr)———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H.H.Sneevliet)在向越飞转发的孙中山发这一电报时同时说:“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这表明,在广州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的马林,已经从孙中山那里知道了赴苏代表的初步人选。

蒋介石在此期间,紧紧追随孙中山,参预与苏俄军事合作问题的研讨,在日记中有好几处“商议赴苏考察事宜”记载。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原则方案是:背靠苏俄,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7月25日,蒋介石从家乡来到上海,紧张地展开了出访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5日,他秉承孙中山旨意,与马林和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诸事项。经研究,确定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沈定一(浙江萧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党员,不久脱党);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时为孙中山派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王登云(陕西醴泉人,长期留学英国,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为代表团英文秘书。

孙中山在致函列宁(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Tpoцkий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致电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均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蒋介石对此次受命赴苏,更是抱有极大热情和希望,他不仅认为能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将“以期根本解决此国是耳”,而且“为个人计,则亦甚得也”。

拟定《中国革命的新前途》

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进入苏境,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很快就开始紧张的工作。9月5日,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到孙中山希望早日支付第一批援款,当即得到满意答复。7日,与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Я.Э.Рудзтак)会见两个多小时,听取苏俄革命经验和俄共(布)政策的介绍。

9月9日下午,蒋介石一行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Э.М.Cкляекий)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商谈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落实问题。

蒋介石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现状,南方与北方的兵力配备情况,在南方进行军事斗争的种种困难,以及准备将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靠近库伦以南,按苏俄红军模式,建立一支军队的设想。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十分重视,要求将“西北军事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详细说明作战和兵力部署、未来战区政情等细节。回到住所后,蒋介石即集中精力起草,于9月15日初成“代表团意见书”,接着又反复修改,并在代表团内进行研讨。这时,在中国任职期满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来到莫斯科,蒋介石与马林进行了几次座谈,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意见书”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修改,直至10月12日才最后定稿,共八千二百余字,以《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题,蒋介石于13日亲自送交苏方。

蒋介石和代表团在“意见书”中,把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加以具体化。“意见书”提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成革命军队与中国军阀和外国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希望苏俄能同意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为进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苏俄只同意一个地点,则以库伦为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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