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西方国家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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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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