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漫谈三国 之 季汉四伐真相探讨(附李严被废黜详论)

狻猊龙子 收藏 6 11824
导读:序 季汉建兴九年的四伐,长久以来都是亮迷与懿迷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所载史料的互抵,它同时也成为三国史学家们热议的焦点。此战是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的第一次交手,谁胜谁负,汉晋春秋与晋书各有所述,毫不客气的将胜利归美于自家。令人不知以何为真。 不管是借由汉晋来嘲笑司马宣王的胆量,还是利用晋书来抹黑诸葛武侯的才智,都是极不应该的。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首先必须明确: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均是三国时代顶尖的精英人才,在本国的政治体系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次的成败与否,不能成为决定他们军谋或长或短的因由

季汉建兴九年的四伐,长久以来都是亮迷与懿迷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所载史料的互抵,它同时也成为三国史学家们热议的焦点。此战是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的第一次交手,谁胜谁负,汉晋春秋与晋书各有所述,毫不客气的将胜利归美于自家。令人不知以何为真。

不管是借由汉晋来嘲笑司马宣王的胆量,还是利用晋书来抹黑诸葛武侯的才智,都是极不应该的。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首先必须明确: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均是三国时代顶尖的精英人才,在本国的政治体系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次的成败与否,不能成为决定他们军谋或长或短的因由,更不能借此无限扩大为二者才能长短的对照。

战场,是瞬息万变的,没有常胜将军,声势浩大如项羽者,最后都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我们又如何能够嘲笑生活在1700多年前,时时要面对生死挑战的三国政治家的胜败呢?

能够在这样的时代生存,并成功登上政治顶峰已经是和平年代的政治家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本文的行文宗旨不在于抹黑谁,而是客观公正的借由历史资料重现一千多年前的季汉北伐。深入探讨一下为何晋书与汉晋上的记载会如此大相径庭,而后世修撰晋书的房玄龄等人又为何会不加改动的将这一段历史载入史册。

P.S:介于现今网上有太多人利用此事抹黑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因此在这里,作者先严正警告:

武侯与宣王的脑残粉请不要在帖中发言,不许出现任何“XX最威武”“完爆”等无意义的字眼。

严禁出现骂战、人身攻击以及脑补言论。

禁止任何辱骂、鄙视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的不敬言论。

4、由于作者是亮迷,而且将会充分给予司马宣王面子,不带主观评论,所以请懿粉也展现相应素质,对诸葛丞相予以尊敬。

以上情况如有不遵者,将被立刻当做脑残删帖处理,情节严重者,将会被作者重磅pia飞。如果不要脸的话,大可尽力一试。接受不了者,请不要继续看下去。如果继续,便视为对以上四点要求的默认。也请观文者展现各自阵营的素养,不要丢了亮迷或懿迷的脸面。

此外,欢迎大家和谐讨论,不断完善这段历史真相。可以驳文,但必须有理有据,有史实依据,否则作者将不予理会。

正文:

北伐,是季汉政治家诸葛孔明大力推行的军事方略,以不断蚕食魏境为目的,分步实现自己当年与汉先主刘玄德立下的“汉室中兴”之梦。

现在有太多的专家批判武侯的频频北伐是“穷兵黩武”,不顾季汉国力而强行为之。事实上,在武侯北伐期间,季汉国力一直稳步上升,从先前刘主去世时的混乱孱弱中逐渐恢复。尤其是建兴三年的南中平乱,诸葛武侯从中获得了大量支持北伐及国力的物资,对此,三国志云:

[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财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

直到武侯身故十多年后,南中战力依旧在为姜伯约的北伐,为季汉安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支持。

南中平乱是一次成功的国家统一保卫战,极大的增强了季汉的国威与军力,在解决北伐后顾之忧的同时,也因南中地区的开发而为季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资。南人对诸葛武侯颇为心服,整个地区初显[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局面。

虽然之后仍有小股动乱,但再未形成如建兴三年般的浩大声势,也没有惊动到季汉中央政府,而是就地便被汉室太守扑灭。

建兴三年自南中回来之后,诸葛武侯便开始积极着手准备北伐,同时也并未忽略对国内的治理。

关于诸葛武侯的治国才能,早在曹孟德收降汉中时,魏臣刘晔就曾予以肯定:

[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毒士贾诩也对文帝曹丕言:[诸葛亮善治国]

吴臣张温出使季汉后,深感其朝纲清明,国力日盛,于是时在人前[称美蜀政],惹得吴主大为不快,最后竟因此遭到贬黜。

三国志与华阳国志中也都不约而同的对葛相治蜀大加赞扬:诸葛武侯时期,国内的锦、盐、铁三业欣欣向荣,军队方面大力改良武器装备,发明了不少新兴武器:

蜀降之后,曾有蜀中旧将奉命攻打吴国,兵败被降后,本是要被吴主斩杀,却因吴人喜爱蜀中侧竹弩之故,将其留于付作部,命其制作侧竹弩,最终保得性命。足见季汉在武器创新方面的成功。

建兴五年,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军队休养后,诸葛武侯上表刘后主,称季汉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于是率诸军驻汉中,正式拉开长达六年的北伐序幕。

在这期间,他一共进行了五次北伐,一次对羌中出兵,一次反入侵,前后动兵七次。然而因为地理位置及人力的限制,没有在战局上取得太大的突破。

若从结果论,诸葛武侯的北伐无疑是失败的,却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在军谋上的成就。季汉北伐虽然失败,可前后六次一直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权,以一州之地,与兵力胜过己方数倍的曹魏周旋长达六年,未至大胜,却也不曾惨败。并成功取回刘玄德时期就有心争夺的武都、阴平之地,巩固了益州的北防。

对于季汉的频频北伐,曹魏当局一向是采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保守态度,从不主动挑衅对方,只是守卫边境,驱赶汉军。

而发生建兴八年的入侵战役,则是曹魏前期历史中鲜有的主动对季汉出兵的记载。

三国志-曹真传云:

[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

这一次出军,是曹魏大将军曹真的主意。他认为季汉不思偏安,年年进取,不给点颜色看看实在有违大国之风。且川蜀四面被困,仅自仗天险,若数道进伐,攻克只是时间问题。

魏明帝曹睿于是从其计,调拨大军助曹真伐蜀,又遣司马懿与之一同出征,由三条主道进伐川蜀:子午谷、斜谷道与汉水西城段。

曹真的主力原先打算由斜谷进伐,后来改为子午谷,司马懿则泝汉水而过,从东面入侵,二者相约在南郑会面。

于是乎,浩浩荡荡的曹魏大军出发了。

季汉对此极为重视,丞相诸葛孔明不仅亲自坐镇城固赤阪,守候自汉水及子午谷前来的魏军。还将一贯善战的重臣李严调入汉中府内主持大局,并命令其子李丰督管江州,妥全后事。

令人失望的是,严阵以待的汉军一连等待了一个多月,却压根不见传说中的曹魏大军来犯。

[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秦岭入秋多雨,蜀人见怪不怪,曹真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会遇见一场连下三十多日的大雨,行军至一半就不得不被迫退回。

另一边,司马懿也遭逢不利天气影响,果断退军:

[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入侵战役,在蜀中大雨的浇淋下,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落下了帷幕。在汉、魏双方未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结束了战局。

曹真伐蜀出兵在八月,彻底退军之后则应该是在十至十一月份。

听闻曹魏方面退军,松了一口气的诸葛武侯却并没有立刻拔营回成都,回府过新年,而是继续留于汉中,进行军事部署,为来年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准备。

[建兴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

三国志-辅臣赞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建兴八年,(吴懿)与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将费瑶,徙亭侯]

华阳国志亦有载:

[丞相司马魏延、将军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延迁前军师,封南郑侯;懿左将军,高阳乡侯]

在建兴九年,诸葛武侯弹劾李严的表中也说道:

[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

李严来汉中,是建兴八年曹真来犯之际。诸葛武侯当时守在城固赤坂,需要有人为自己镇守汉中大营,于是招李严入汉中相助。此表中所说的“北征”应该就是前往汉中抵御曹真之时,随后的“西征”即是指魏延与吴懿这次与郭淮在西边羌中的大战。

由此可见,魏延与吴懿这次的入羌中,是受到武侯本人的指派,进行西征。

那么,魏延与吴懿为什么要在曹魏退兵之后,好端端的深入羌中,击退郭淮与费曜二人呢?

很明显,他们是在为接下来建兴九年的四伐做战前准备。

建兴九年的四伐,诸葛武侯与王平屯兵南北围,又称卤城与南围,均在陇右,祁山之边(卤城距离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魏延与吴懿的出兵极大可能是在为这次的驻屯扫清障碍。

在击败郭淮等人后,魏、吴二人也并未离开,而是驻守其中,等待着数月之后的第四次北伐。

建兴九年春,孔明第四次北伐,兵出陇右,急围魏将贾嗣、魏平。于是曹魏立即出兵相救,领军者,正是司马宣王。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汉晋春秋》与《晋书》叙事中的矛盾。

先看汉晋春秋:

[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再看晋书:

[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这两部史料的前半部分几乎是相似的,可后面的内容却大相径庭,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从史料角度分析,《汉晋春秋》成于东晋,以汉、晋二代为正统,且当值此世,仍是司马氏掌权。不太可能厚此薄彼,将汉室正统夸的天花乱坠,而将晋世皇朝贬得一无是处。毕竟当世是仍是司马氏的天下,习凿齿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去为孔明说好话,而伤害晋朝的老祖宗司马懿?

而晋书成于唐代,是房玄龄等人编撰,似乎也没有刻意去抬高司马氏贬低季汉的必要。但是要明确,晋书的宣王纪确实存在曲笔,诸如在详述司马宣王击退孔明时,竟然只字不提张郃之死,且之后描述魏明帝曹睿托孤的时候,也将对司马懿的曲笔照直抄入。曹睿托孤司马懿,是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绝没有晋书所言的那般信任:

三国志-刘放传: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

曹睿托孤,是经过了三次更改,才下定决心,由司马懿、曹爽辅政。

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晋书上的史料有误,也不能一口咬定汉晋春秋才是事实。

如此太武断,也太不把前人撰史的辛苦放在眼中。

那么,回头再来看看,三国其他地方对于此的记载:

[《魏书》曰: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三国志-郭淮传: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

[三国志-牵招传: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上邽之麦确有其事,而汉晋春秋开头所说的“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与三国志-牵招传里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不仅如此,汉晋春秋与晋书对此战起初人员部署、言行建议之类的描述也是互相吻合的:

汉晋春秋:

[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

晋书:

[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

曹真与司马懿当时刚从子午谷、汉水退兵未久,曹真病重,司马懿由荆州晋见明帝的说法正确。司马懿由东三郡段汉水进入川蜀,退兵后自然会回到荆州。

可见汉晋春秋前半部分的记载是属实的。

二者真正的不同是在中后段描述魏汉两次交兵时,先看第一次在上邽的交兵:

汉晋春秋:

[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

晋书:

[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参照王沈魏书于此的记载:

[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上邽地属陇右,是汉阳的一个郡,孔明当时所驻的地方离它不远。

首先,诸葛武侯是先出祁山,围了魏将贾嗣、魏平之后,曹魏才出兵相救。并且早在前一年间,武侯已派魏延、吴懿西征,大败郭淮,且不论其西征目的为何,都应该是为第四次北伐做准备。魏延、吴懿之后没有返回成都,至少,魏延是肯定留守在汉中,等待第四次北伐。

既然如此之早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并且司马懿未到之时,也在祁山之边围困了魏平、贾嗣两人,而且武侯也命王平驻一路别军驻于南围,以备不时之需。可见在司马懿未来之前,季汉军营就已经安派稳固。怎么会如晋书中所说,直到听说司马懿大军将至,才慌慌张张安营自固,甚至没时间芟上邽之麦吗?

所以汉晋春秋中“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的说法是正确的,也十分符合武侯一贯的战场作风:分兵为援,主动出击。且三国志王平传中也证实了诸葛武侯分兵一说:

[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

第二,曹魏诸将是不怕诸葛武侯与汉军的,尤其是大将张郃,绝对不可能出现晋书中所说[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的情况。他反倒是一位令诸葛武侯头痛不已的人物:

三国志-张郃传:

[郃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

张郃一生数次与季汉交兵,武侯第一次北伐时,便是张郃大破马谡,致使街亭大败。随后诸葛武侯围陈仓,魏帝招张郃来救,曾问他:

“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

(等到将军你到的时候,诸葛亮是不是已经拿下陈仓了?)

张郃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随后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看起来完全无惧武侯的出动。

如此,晋书割麦一说,已无可信之处,完全是晋人为司马宣王而写的曲笔,顺带还贬低了曹魏诸将,说他们畏惧孔明之动。

上邽割麦,当以汉晋春秋所记为实。

郭淮、费曜前一年已经大败在魏延手中,这一次又被破,亦不奇怪。

而早在听闻武侯出祁山时,曹魏大臣就有忧虑上邽麦子之思:

[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

这里的“贼”指的自然是汉军,同样的,季汉也称曹魏为“贼”。

武侯出兵陇右,是在二月,消息传到曹魏,最慢两个月,仍不到麦子的成熟期,曹魏大臣们在议论中也称其为“生麦”。

啥叫“生麦”?就是长在地里一丛丛一簇簇绿油油的,宛若青草的麦子。

完全没有灌浆,割了也不能吃。

那么武侯为啥还要割掉上邽的麦子呢?

自然是有因由的。

《魏书》

[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三国志-郭淮传:

[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

魏明帝之所以冒着麦子可能被汉军抢去,也不愿自己割掉的原因就是陇右无谷,须从关中大运。也就是说,除了上邽的那块麦子和随身所带的军粮,司马懿的大军目前没有粮食。待到关中运来,恐怕这片麦子也快熟了。

于是上邽之麦的存在也就变得格外重要,它很可能是司马懿日后粮尽的补充。

因此对于上邽之麦,魏明帝极为重视,既不肯割掉生麦,以防季汉拿到,也不愿被敌方抢走,失却物资。所以[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

看重之情,可见一斑了。

司马懿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极为看护这片麦子。

诸葛武侯去上邽寻他,正是寻对了地方。一来可以逼曹军与自己交战,推动战线,二来还可以割去他们的军粮,一举两得。

于是他在冲破了郭淮、费曜等人的阻拦后,顺利进入上邽,开始大割特割曹魏的军粮。

司马懿顿时出现在了东面。

诸葛武侯的军营在上邽西面,所以他是由西面进军。司马懿该是守在东面,一看大事不妙,立即现身抢救军粮。

武侯当时敛众依险,没有与司马懿交兵,两队人马相持着。然而在这相持的过程中,已经惊动了大部分守于此地的护麦军,继续割麦已是不可能。汉军见好就收,带着割下的大批青麦子扬长而去,迅速退回了自家营地——卤城。

曹魏众将个个气得咬牙切齿。

晋书对此时的说法则是:

[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割麦一事,前面分析过,晋书所言错漏百出,欲专美宣王而贬曹氏诸将,因而于汉阳追上孔明一说也不足取信。依靠晋书,孔明在上邽望见司马氏过来后,便开始撤退。既然打定主意逃跑,为何在汉阳司马懿追上时,会有时间等兵初接才开始再一次逃跑?

若此时是被司马懿挡住去路,曹军严阵以待,何故汉军能安然从司马氏掌中逃脱,不损一兵一卒?

此说相信是晋人借[两军不得交]的史料为司马氏写下的专美曲笔,竟然被房玄龄等人原封不动的抄进史书,实在有违史者直书的精神。

不过,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事实,汉晋春秋与晋书都写明:诸葛、司马第一次在上邽相遇时,并没有交兵。

而两书对于司马宣王接下来的行动也都描述一致:

寻亮于卤城。

关于卤城之战,汉晋春秋与晋书所书又是大相径庭:

汉晋春秋:

[宣王寻亮至于卤城。]

[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

[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

[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

[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晋书:

[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汉晋春秋中张郃之言,符合曹魏对汉军来犯的一贯态度:以守消耗汉营体力,令其粮尽退还。而依照季汉数次北伐经历来看,坚守不动,选择候在军营里消耗汉军体力的恰恰也正是曹魏之军。

武侯出兵,自然是希望有战绩拿回,因为客观而论,他发动的是侵略战,是在不断的进攻魏国边境,试图一点点蚕食其国境,推动战局。

而曹魏方面则是保卫战。他们既不打算出兵攻陷川蜀,也没有时不时滋扰季汉边境彰显国威的想法,所以一直都是抱持坚守国境,不让季汉越界的原则。主动出击也有,但都建立在对方占领或已企图占领自家地盘的情况下,更多的时候,还是以守为主,慢慢拖耗汉军体力。

季汉无论是在兵力还是粮食供给方面都不如曹魏实力雄厚,能经得起一拖再拖。因此,以守为攻的方式在他们身上是可行的。

晋书当中的四伐部分则完全没有提及大将张颌之后的行动,既没有提及张郃攻打南围一事,也没有提到张郃是如何身亡的,而在三国志中,这两件事都写的清清楚楚:

王平传:

[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

刘后主传:

[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

张郃传:

[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

晋书为何不将这样重要的史实写入四伐中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张郃的未克王平与其身死是有损于司马宣王的御敌形象。因而晋代史官在下笔时,为主讳之,是为曲笔。

短短几百字,已数度出现专美宣王的曲笔,敢问这样的史料真的有信服力吗?

为公平起见,我们还是不否认晋书的准确,继续看下去。

孔明的四伐是从建兴九年的二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六七月孔明退兵,足足有四五个月之久。可观晋书,仿佛宣王追至卤城后的一夜之间,孔明便消失的无影无踪,魏军大捷,在时间上有错漏之处。

各方史料对汉军退军的时间均有明确记载:

三国志-刘后主传:

[夏六月,亮粮尽退军。]

晋书:

[其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亮所害。]

从时间持续上来说,汉晋春秋的记载是吻合四伐的时间段的。而晋书中所说,则令人疑窦丛生:

[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第一,孔明屯于卤城没有错,晋书说所言“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相信把王平所在的南围也算进去了。卤城与南围,正是在祁山一南一北。孔明据北,王平守南。

但是南围,已经写明张郃未克,在汉退兵之时,仍是季汉之营。

第二、孔明退兵,晋书上写明是七月。难道在司马懿追到卤城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都在围困南北围,直到七月才拔营?

莫非孔明也学郝昭,筑坚城而令司马懿久攻不下?

并且又出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既然孔明被司马懿围城,李严派去呼亮还师的人又是何时进城的?

三国志-李严传:

[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

三国志-马忠传:

[明年(指九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戎事。]

马忠,就是狐忠,又名狐笃,小时候是养在外家狐氏家中的。

并且李严如见孔明被围攻,为何不速调兵增援?

再看汉晋春秋的记载:

[宣王寻亮至于卤城。]

[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

[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

[贾嗣(误写成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

[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前面说过,张颌对宣王所言,是符合曹魏一贯对待汉军来犯的心理,而且张颌也一直知道孔明患于粮,不能久持。

张郃传:

[郃知亮县军无谷,不能久攻。]

与汉晋中其言高度吻合。

且张郃[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他是完全有本事说出这一番话来的。他劝司马宣王不要在太靠近敌营的地方扎寨,以防祁山汉军一听敌将在侧,立刻坚固阵营,更难攻下。

结果三国志中的记载证明他所言不假:

[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

亦与汉晋接下来的记载相吻:

[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何平就是王平,他原是曹魏之将,因汉中大败而降汉,其早年养在外公何氏家中,故魏人称他为“何平”。在三国志中有载:

[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可见汉晋依据的史料,有一部分来自曹魏记载。敌方尚且如此书写,又何来抬高一说?

与三国志几乎成于晋代的华阳国志当中也写道:

[司马宣王拒亮,张颌拒平。]

仍与汉晋春秋吻合。

陈寿生于三国后期,对孔明北伐想必是有大量一手资料可供研究,成史在汉晋、晋书之前。一般而言,史料越靠近那个年代,取信度越高。作为晋人,他无法完全照实写出,但也零零星星写出了一些事实。例如张郃之死,王平坚守,李严呼回。如果晋书所写的全是事实,为何与三国志当中的内容时有相抵,时有隐瞒?

反观汉晋当中所言,却处处与三国志对照呼应,并无一丝矛盾之处。

常璩则是晋代蜀人,成书稍晚于三国志,当中竟也不提四伐宣王大胜,而是只写道[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张郃至青封交战,被亮杀。]

两本成于三国末期的史料根本没有提及四伐魏军大胜,常璩成文时,并未得见汉晋春秋,何至当中记载与之吻合?况且陈寿、常璩均为晋人,在司马氏当政下为何要冒大不韪,去替武侯说好话?且常璩曾写有《蜀汉书》,才真正是一本将蜀汉比正统的史书,而后在晋朝的高压下,削文写成对晋王朝有利的《华阳国志》,若论曲笔,当中只会为司马氏,而不会替诸葛武侯。

而司马懿接下来的作为也符合他在之后与武侯对仗渭南时的表现:坚守不战,即便受到妇人衣服的侮辱,依旧不为所动。

[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

[贾嗣(误写成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

足见汉晋记载不假,晋书中却多有曲笔,将大败反写为胜也。

第二次取胜魏军后,诸葛武侯开始忧虑己方的军粮,华阳国志对此有载:

[九年春,丞相亮复出围祁山,虑粮运不继,设三策告都护李平曰:“上计断其后道,中计与之持久,下计还住黄土。”时盛夏雨水,平恐漕运不给,书白亮,宜振旅。]

李平就是李严,后来改名为平。

武侯上计是希望能够截断宣王的粮道,大败魏军;中计希望粮运及时,继续在卤城与魏军持久;下计则是若粮运不足,便退还到祁山边的黄土地区,与魏军相持祁山。

川蜀盛夏多雨是古来有之的,今时今日,四川盆地的夏天仍然雨量充沛,李严当时督汉中府,负责军粮运用。因此担心漕运不及,所以写信给武侯,让他振旅还师。

于是武侯依循他的建议,开始退军。

三国志-李严传中写道:

[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

三国志-马忠传:

[明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戎事。]

可见武侯退军完全出于自愿,并非被司马懿拔城所致,再度证明晋书所书有误。

这里要明确的是,李严并不是因为漕运已然不能及时运达军粮而令孔明退兵,而是[恐]漕运不给,于是写信或派人让其退军。也就是说当时漕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李严自己担心若是行武侯上中二计,一旦河水泛滥,漕运不及,会祸连自身,于是赶忙采用下策。

武侯并不知情,因此依照李严的吩咐,开始依序退军。

汉军退兵的动静惊动了魏营,于是魏方抓住这一时机,派遣张郃去追。

然而关于张郃究竟是自己要追的,还是被司马懿命令,我们却不能肯定:

三国志-张郃传:

[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

张郃之死在本传里写的含含糊糊,只是说“箭中膝,薨”。历来都有不少史学家觉得这是陈寿所写下的曲笔,箭中膝而死,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三国志-诸葛亮传: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

只能看出张郃的确是死于弓箭。

三国志-刘后主传:

[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

晋书:

[其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亮所害。]

写的更含糊,完全不知道张郃是怎么被害的。

魏略:

[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

魏略中张郃所言,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误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意思是:“围城的话,要给敌人留路撤退,敌人撤军的时候不要去追。”

然而宣王不从,于是张郃前往,结果被射中大腿而死。(估计是射中腿部大动脉了,血尽而死。)

汉末记:

[丞相亮出军围祁山,以木牛运粮。魏司马宣王、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军还,至于青封木门。郃追之,亮驻军削大树皮,题曰:“张郃死此树下。”豫令兵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郃果目见,千弩俱发,射郃而死]

这个有些传奇的色彩,不过大致事实与魏略相符。

结合以上史料来看,我们不能够一口咬定,张郃就是宣王派去追孔明。从张郃传中来看,孤身去追汉军,不大符合他行军方略。因为之前已经有王双被斩为前例,以张郃的识见,应该知道孔明退兵时有多谨慎,且陇右地形复杂,多山,不利于只身进军,万不会做出此事。(咳咳,身为亮迷,自觉避嫌,不再分析下去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张郃的确死于孔明退军之际。

至于宣王在其中的作用,就留给后人再慢慢详考了。

秋八月,孔明的大军退回了汉中,李严这下慌了。

李严为什么慌呢?

华阳国志中说:

[秋八月,亮还汉中,平惧亮以运不辨见责,欲杀督运领岑述,惊问亮何故来还,又表后主言亮伪退。亮怒,表废平为民,徙梓潼,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

三国志-李严传:

[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词穷情竭,首谢罪负。]

亮集-公文上尚书曰:

[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挟情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

注意,李严与孔明的这场政治交锋,是发生在汉中的,不是在成都后主的面前。

结合三方史料,我们可以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事实:

即李严听闻孔明上中下三计之后,深虑盛夏河水暴涨,漕运不济,遂派呼孔明回师。然而在孔明回师期间,河水并未暴涨,漕运军粮无阻。因此他畏惧孔明回来后会责怪自己[运不辨],不辨清事实就贸贸然让汉军回师,错失与敌持久甚至大胜曹魏的战机。

这个[运不辨]的罪责是很大的,依孔明的法治,李严肯定会被严惩。

于是李严便动起了弃车保帅的念头。

而他想到的好办法就是托疾开溜,杀人灭口。把罪责全推到督运领岑述的头上,让孔明死无对证。

后来因为马忠的劝阻而未能成行。

依照孔明弹表与华阳国志,李严是先想开溜,被马忠劝阻后,才想到干脆杀岑述灭口,却因为孔明当时已然回师,未能得逞。

随后他在孔明面前表现的一无所知,对其退兵极为惊讶,然后迅速上表后主,称孔明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欲靠夸赞孔明才智而免自己的罪。

孔明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当场大怒,与之对质。李严[词穷情竭,首谢罪负。]最终,诸葛武侯上表后主,废其为民,然而并未降低其生活待遇,其子李丰也依旧与蒋琬共参府事。

孔明之后又给李丰写信,说道:

[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始终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着,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信中,孔明对李严极为尊敬,依旧称其为“都护”,并希望李丰转告父亲,如果他能反思罪责,一心为国,还将有再度被启用的一天。

孔明建兴八年调李严入汉中时,便已将汉中府事都交由其管理,为此府中其他人还有过微议,孔明给后主表中写道:

[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

与其子丰的信中又写道:

[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

可见孔明当时为换取与李严的同心合作,已经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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