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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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上)

汤一介在《汉学名家书系•总序》中写道:“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

胡乔木则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毛泽东主义!

全球一体化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化,就是世界新文化。“‘人的再自觉’并不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意味着全球人类的文化的复兴。”(成中英:《全球伦理与21世纪儒学的发展》)

毛泽东主义引领这个“复兴”。

刘少奇说:“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见安•斯特朗:《毛泽东思想》)

不止于此。

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毛泽东主义世界化。

梁启超有一段精彩议论:“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南海康先生传》)

前半生的毛泽东“应”人民革命之“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后半生的毛泽东“先”历史进程之“时”,为“造时势之英雄”。

然以一己之力,如何造得时势?梁启超言:“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南海康先生传》)

时势难造,毛泽东登高三呼,竟从者星散。“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人不少”,所以有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锤定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不了的。

文化大革命燃亮人类历史进程之航灯,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变革,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准确地说,马克思将颠倒过来的黑格尔“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毛泽东:《矛盾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将颠倒过来的黑格尔“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毛泽东:《矛盾论》),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以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验,在本质上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实验,在本质上完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指引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世界迈向社会主义,也将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而消亡。

“毛泽东主义”之论,其源也远。

1942年,延安,张如心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

R•特里尔断言:“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独在文化界——毛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主义已经诞生。”(《毛泽东传》)

毛泽东不认可。他致信凯丰:“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8年,吴玉章致电周恩来:“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拒绝,他致信吴玉章:“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

因为没有,所以不能说。

1966年,毛泽东主义诞生。康生透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内涵:“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见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毛泽东认同陈伯达的界定。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超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苏采青:《“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事实上,“毛泽东主义”早已是国外学界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大体作为“主张”的泛指,是毛泽东思想的别称,并没有指出毛泽东主义对马列主义的质的超越和对于世界进步的里程碑地位。“在西方世界,‘毛泽东主义’为人们所知,中国官方经典的说法则叫‘毛泽东思想’。”(莫•迈纳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主义在对立中同一。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主义的有机构成;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升华。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

什么是毛泽东主义?

——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

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主导的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以对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本质把握,实现了理论创新。

否定之否定。任何创新都是回归。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为新民主主义奠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应以主动精神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宣言》)

马克斯、恩格斯要求工人阶级增强独立意识,以社会主义民主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当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刚一准备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各种保证。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共产主义前景,同时为工人运动明确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之路,即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主导下与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1871年,巴黎公社喋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裂,标志着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此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质的规定。

欧洲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同时崛起强大的工人阶级。同一片热土上,两个阶级相反相成。阶级合作与统一战线,应当是资产阶级的自觉,也应当是无产阶级的自觉。

这是在不同层面上从不同角度理解与践行的统一战线。

在政权层面上,是资产阶级主导的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革命层面上,是无产阶级主导的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资本聚敛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拒绝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资本主义的集团垄断和特权专制必然地向帝国主义畸化,或沦落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

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阻力。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旧民主主义转化为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接力。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彻底的民主革命指向,逼迫资本主义进步。因此,“在革命的阵线上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社会主义运动扬起革命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脸面,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冲击资本主义。工人政党普遍建立,议会讲坛咄咄逼人,合法斗争席卷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晚年恩格斯更领导第二国际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推动民主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禁区,将民主、自由、人权……向着人民推广,向着社会主义深化。

社会主义激发资本主义生命活力,这是资本世界百年来长足进步的“秘密”。

不是资产阶级“自我修复”,而是工人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变革自我;不是资本主义“焕发生机”,而是工人政党在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推进新民主主义运动,促成了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形态下繁荣昌盛。

——考茨基与第二国际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19世纪末,西欧诸国农民阶级趋于解体,整个社会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集中,英国尤其典型地形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基本构成。“不是冤家不聚头”。两个阶级在对立中同一。

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坚持恩格斯晚年路线,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中,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然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考茨基和第二国际步入危机。

欧洲工人阶级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观念,他们沉迷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双方利益的同一,为“保卫祖国”奔赴战场,投身大资本集团的掠夺战争,充当了工人残杀工人的炮灰。

人民取舍领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考茨基和第二国际代言小资产阶级工人群体,引领欧洲工人运动向机会主义蜕变:新民主主义的“新”即社会主义指向被淡化,“民主主义”的抽象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压倒一切。

“资产阶级主导”全面取代“工人阶级主导”,考茨基们扎进大资本家集团的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

第二国际在相互残杀中分裂;考茨基新民主主义破产。

——列宁与俄国革命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20世纪初,俄国未从封建时代走出。俄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十分弱小,农民则是广大的群体。领导农民,是俄国革命的唯一选择。

谁领导农民?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确立;俄国资产阶级沦为帝国主义附庸,失去了领导民主革命的活力。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

布尔什维克领导农民,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冠以社会主义之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严格地说,它是准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准备阶段。

列宁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后退:不是先进的资本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的联盟;而是工人阶级与落后的封建关系之基本构成——农民的临时统一战线,即“工农联盟”。

同时,列宁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前进:坚持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重张马克思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质——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宁新民主主义陷入危机。

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极端化,强制余粮征收和战时共产主义,使“工农联盟”破裂。工人阶级向农民宣战,农民暴动此伏彼起,苏维埃政权濒临崩溃。

列宁应对危机,颁布“新经济政策”,迁就农民,赎买资本家,回归新民主主义。但这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权宜。列宁规定时间:用一、二十年,对农民暂时让步,然后将农民导入集体化;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然后消灭资产阶级。

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激进;列宁新民主主义预设了夭折。

——斯大林与社会主义阵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斯大林用15年时间完成了列宁遗嘱。

1936年,斯大林宣告社会主义建成。资产阶级消灭了,农民消灭了;苏联社会由三部分人构成: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

列宁新民主主义终结。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社会主义与美、英资本主义结成统一战线,扬起了新民主主义的世界脸面。

斯大林立足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的宏大角度,将列宁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向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转化——世界新民主主义!

列宁新民主主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

斯大林新民主主义: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包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然而,斯大林没有完成这个转化,他遭遇瓶颈。

斯大林提出“三和两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积极探索。“三和”:苏联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成为没有阶级的全民党、全民国家。

“三和”对建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做出清醒定位。

“两全”则腰斩“三和”。斯大林在“全民”的自慰中,否认苏联社会存在资产阶级,也就无从谈起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在“全民”的幻影里,苏联崛起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再现资本剥削劳动的雇佣关系,工人阶级成了弱势群体。苏联融入资本世界,社会主义畸变为资本主义。

苏联自身的社会主义沦亡,苏联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于是幻灭;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鼓噪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堂而皇之地攫取“三和”的主导权。

戈尔巴乔夫悲情演绎的苏联解体,其源盖出于此。

社会主义阵营异化;斯大林新民主主义败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概念。

基于中国落后于俄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从列宁新民主主义后退,将“工农联盟”几乎演绎为一场全面的农民革命。

基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从斯大林新民主主义前进,确定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1940年,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丰富与发展了列宁学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总结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成果;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赎买,是列宁消灭资本主义的和平方式。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承认: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转引自王恕焕:《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

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越列宁主义范畴;它是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并以对新民主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成为列宁—斯大林理论体系的构成。

列宁—斯大林指引并规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沿着“苏联模式”的轨迹,消灭资产阶级,快鞭催马,向社会主义进军。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革命落幕,毛泽东终结了他的新民主主义。

时代,在这里分界!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政治决议:“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束。”

同年,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中国共产党驱中华之轮,并入斯大林“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快行道。

毛泽东开始了自我否定,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自我否定。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两个“自我否定”在对立同一中的爆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政党。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共产党存在的意义也便基本消亡。这是共产党的自我否定。

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终结,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终结。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自我否定。

依循苏联社会进程,既然“全民党”,便须接受“全民”的取舍;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法理依据于是消失。既然农业社会进化为工业社会,农民解体转化为工人,资产阶级消亡,那么,没有农民,何来“工农联盟”?没有资产阶级,何来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显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思想,成了无的之矢。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全党共识: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思想过时!

陈毅说:“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这个外交部长》)

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是宣布农民革命过时。刘少奇说:“我们党革命几十年,党的七大时已经成熟,领袖和指导思想也是成熟的。而党的八大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搞了几年,摸索了几年,还犯有错误,没有成熟的经验,更没有成熟的指导思想。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见刘源:《忠直坦荡昭日月》)

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阶级消灭之后的中国需要新的指导理论。

1957年,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经济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见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

毛泽东认同“经济建设中心”。

既然“经济建设中心”,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让位于研究经济规律的理论。

后毛泽东思想时代,中国向何处去?

刘少奇理论引发中国共产党共鸣,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注。“刘少奇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论上作了最出色的工作”,如果他能“设计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形式,……他在历史上就将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一位新时代的工程师。他还将不仅奠定社会主义在差异中求团结的结构,而且也奠定某一天必定会出现的世界政府的基础。”(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刘少奇——斯大林的继承人!

从“全民党”、“全民国家”到“全民国家”之间求同存异的合作,进而“全民世界”,斯特朗期待刘少奇理论为世界政府奠基!

世界政府——一个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力憧憬与倾心打造的光辉未来: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或者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将探索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后继者,留给了各国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接过了这个任务。

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过了这个任务。

这实际上是深入求索世界新民主主义的任务。

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而今,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法国巴黎公社是小资产阶级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在共产主义指向下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指向下的革命,至于绵亘一个多世纪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样如是。

100多年来,考茨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和苏联革命的终结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革命的拓展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样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苏联共产党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竭力从斯大林的影子中脱身,但他无法避开他自己过去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这一事实。他的作风和风格、战略和战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承袭下来的。”(杰•谢克特:《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序言》)

赫鲁晓夫继承斯大林,明确了“三和两全”。

“三和两全”被中国共产党迎头痛击。

中苏论战,苏联理论界处于下风,不能“令人信服地向如毛勾画的那样一种马列正统理论挑战”(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们无法抗衡中国共产党的义正词严,只能实用主义地发出愤怒的吼叫,以至周恩来揶揄:“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啊!”(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理论的高明;恰恰相反,支撑毛泽东理论上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架构,却是农民革命的惯性思维嫁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纸上谈兵”。斯•施拉姆批评毛泽东:“把自己局限于中国经验之内,而且,通过这种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世界上的其他各国。”(《毛泽东》)

邓小平后来深有所悟:“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邓小平说:中苏论战,“双方都讲了不少空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空”在何处?

一个流于理论空谈,一个陷入理论空虚。

——中国落后于苏联,正从封建土壤中蹒跚走出;毛泽东则重蹈列宁和早期斯大林的覆辙,抛弃新民主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激情喷发,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列宁主义全副武装,凭“小米加步枪”发射庄严之火,然而穿不透苏联共产党冲击列宁主义体系的现代装甲。

“转变阶级斗争形式”的课题尚未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毛泽东尚未触及“世界新民主主义”理论。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崛起,生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农民解体;“全民”表象下的苏联社会,具备了与先进西欧类同的经济条件和内在呼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特定形态即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在对立中的相依相存,成为苏联的社会现实;二者间的统一战线,期待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自觉。

然而,苏联以社会主义固步自封,将自我游离于资本世界之外,不能完成“世界新民主主义”的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定资本世界:“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尚未进入资本世界,无从把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苏联共产党已经融入资本世界,却盲目否认苏联社会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

从不同侧面拒绝对历史趋势的认同,导致中苏论战“空对空”。

事实上,尽管落后国家和民族依然众多,尽管世界上封建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关系犹存,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同一主导历史潮流;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大势所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它应当成为工人政党的自觉。

考茨基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具有这一自觉。

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具有这一自觉。

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也一定程度地具有这一自觉。

然而,毛泽东不具有。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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