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该打一仗”为何获企业家掌声

狐狼001 收藏 1 349
导读: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紧接着出现以下几个进程:一、城市化的展开;二、军事实力的提升;三、资源日渐紧缺,并由此而导致向外探寻资源;四、国家实力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外延伸。 上面几个进程中,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蕴藏最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阶段;身处这个时期的人们,大都处于极度的矛盾煎熬、冲突频发和心灵茫然之中。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个阶段。事实上,178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好是这个阶段,无论是狄更斯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还是恩格斯184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紧接着出现以下几个进程:一、城市化的展开;二、军事实力的提升;三、资源日渐紧缺,并由此而导致向外探寻资源;四、国家实力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外延伸。

上面几个进程中,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蕴藏最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阶段;身处这个时期的人们,大都处于极度的矛盾煎熬、冲突频发和心灵茫然之中。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个阶段。事实上,178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好是这个阶段,无论是狄更斯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还是恩格斯1842年写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抑或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描绘和角度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源于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晚于英国七十年展开。1850年左右,德国开始工业化进程,1870年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其后的二十多年也正是德国进入城市化,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展开的一段时期。那段时间,德国内部不但农民大量进入城市,而且城市内部的早期产业工人也爆发出对早期资本主义血淋淋剥削的极大不满,因而工人罢工、起义持续不断。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德国产业工人的这种愤懑情绪还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注解,因此对俾斯麦来说,问题就更为头疼。

而恰好在城市化展开的同时,由于作为其前提的工业化已相对发达,因此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展开。另外,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达,国内资源开始紧缺,迫使刚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外,既寻求资源,也寻求市场,而这一探寻过程又十分自然地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当一个新兴国家崛起后,它的这一向外探寻过程,必然会与已经占据资源和市场先机的老牌国家产生严重冲突;而新兴现代化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又正好为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物质和现代化的保障。

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早已被列宁在一百年前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予以归纳和提炼。下面的问题是:由城市化而带来的内部冲突频发和心灵茫然,在这个时候将如何左右外部世界的必然冲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内部矛盾频发的时候,是否会产生“矛头外移”的情况?从国际和历史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

如上所述,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英国城市化展开的关键时期,恰好在这段时间,英国也大量开始其对外扩张的进程。虽然英国向世界的扩张远早于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但大英帝国在远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向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恰好在这个时段内发生。如果说,英国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内部矛盾对外部扩展的影响,那么德国1870年到1914年的历史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

这四十四年是德国工业、经济、军事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德国统治者在消除和舒缓社会矛盾方面做出迄今被证明十分成功探索的一段时间。然而,先后以俾斯麦和威廉皇帝为代表的德国统治者,其面临的社会矛盾压力恐怕是迄今任何统治者都没有经历过的。

如上所述,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理论纲领到行动策划、组织的脱胎转型,大量的工人罢工和起义在这段时间发生。对此,俾斯麦的逻辑非常简单:工人到底想要什么?无非是生活待遇和安全保险,那就给他们就是了。于是,从1884年开始也是德国社会福利制度迅速建立,劳资关系通过一系列“企业自决”机制得到改善的时期。由此,俾斯麦成功地分化了追求社会保障的工人和他们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却没有在德国最终取得成功。这与俾斯麦统治的二十年间成功化解社会矛盾,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虽然如此,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还是令当时的德国统治者不胜其烦。恰好此时,国际形势吃紧,尤其是德国与俄罗斯、英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左右,德国面临的实际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这是一种主动的矛头外移,但德国上层、民间确实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现在回头看来,那其实根本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情绪,只是当时的德国人完全无法区分这两者。于是,无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都在这一异常特殊的背景下,找到了出气口;问题只是:爱国主义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了,而极端民族主义则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而向着帝国主义情绪的方向一路下滑。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多少德意志的优秀男子在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夹道欢送中,走上前线,一批又一批地成为这场帝国主义互相残杀的炮灰。问题是,无论是欢送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还是被夹道欢送的男人们,都不认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是在为一场帝国主义的自相残杀而充当炮灰,而都自认为是在为德意志祖国贡献一份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更大的悲剧在于,从1864年马克思成立第一国际之后,德国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地,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最早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在为德国和欧洲的劳工谋取福利,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而为当时的德国统治阶层所不容。然而,在所谓的“为祖国而战”、“为德意志利益而战”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当时的德国统治者完全不谋而合,同流合污。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当德国议会就德国参战问题表决时,所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只有李朴克内西特一人投了反对票。

当然,历史的表象不可能再次重复,正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中。但如果人们不对历史进行反思,尤其是若不能提炼和抽离贯穿于历史脉络之中的内在逻辑,那么总有一天历史会以不同的表象,然而却是相同的逻辑再次发生。今天的中国与1870-1914年间的德国当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内部冲突频发、现代化所导致的资源缺乏和军事实力上升,尤其是其间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上升以及周边环境的险恶,却又是多么的类似。

2012年年初,我到毗邻东南亚的中国某省演讲,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国著名大企业的企业家,谈的不是中国的周边安全,而是中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面对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如此巨大的问题,中国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企业家表示:“下一步,中国应该打一仗了。”此言一出,先是语惊四座,然后很快就赢得了掌声和认同。

这个故事虽小,但似乎颇能描绘出今天中国民间和精英阶层的情绪了。然而,我要说,这种情绪是十分茫然的,因为它的“矛头外移”的做法,不但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也已无数次被证明是一种必然导致最终失败的逻辑。


- 内部转型成功:外部崛起的可持续基础


只要翻开人类历史的课本,就可以找到许多这种“矛头外移”的例子。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日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虽然从短期来看,这一做法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在内部矛盾频发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迅速在外边找到一个乃至几个敌人,并通过将“矛头外移”而迅速在国内“凝聚人气”。

然而,从历史的中期和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和日本,虽然通过短期内的“矛头外移”暂时解决了内部问题,而且也确实拓展了外部空间,但由于内部问题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而且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没有成熟,因此最终还是给这两个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在今天的日本,有关二战纪念的文字、博物馆和其他纪念形式依然很多。撇除反思的部分外,也有相当部分的纪念依然停留在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角色;尤其是在广岛核爆炸纪念馆,人们更是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然而,再仔细想想,日本民族的这种受难又来自何方?难道不是来自其早年崛起期的思想不成熟?由此似乎再次折射,一个民族崛起期的思想史较之其他领域的发展历史要重要许多。

蒋介石以前讲过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撇开其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而仅抽取其单纯意义上的语义,恐怕还是值得人们参考的。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