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炮党灭国,炮军疯狂屠杀8000学生报复

山东解放前夕,山东8000多名学生流亡到澎湖欲前往台湾继续求学,国民党澎湖驻军意欲强征学生入伍充当兵源,并对不服从命令者开枪镇压。在这次事件中,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国民党员)等100多人被枪决,1000多人被秘密投入大海。

八千师生流亡至澎湖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南迁,首先从齐鲁大学开始,他们先乘民航飞机去青岛,然后又坐船到上海。齐鲁大学之后,烟台八个中学约两千多人紧接着流亡南方。这八个中学联合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共推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经上海、南京、湖南新化等地,到达广州。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其它中学的师生加入,1948年底的广州,聚集着山东籍的中学师生累计达到8000人。

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迁往台湾。张敏之等和教育部部长、山东省政府省长商量,计划和台湾省主席陈诚协商,举校赴台。陈诚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思想不坚定者,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拥护者要清除,此事由校长和班级辅导老师负责和担保;第二,年满17岁的学生必须入伍接受军训。

1949年6月22日,在张敏之的带领下,8000名流亡师生从广州黄埔码头乘上开往澎湖的“济和号”轮船。张敏之的期望是,学生们进入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继续求学。

5000人被强行编入军队

25日晚,“济和号”轮到达澎湖渔翁岛。岛上的“澎湖防卫司令”是李振清,他唯一能指挥的是韩凤仪的39师,只有500名士兵。八千山东子弟的到来,让李韩二人松了口气,他们决定让男生一律当兵。

7月13日下午,八千师生齐集在大操场上。士兵们将操场围得水泄不通,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韩凤仪走上台,高喊一声“点名”。台下士兵一起应声,手持步枪,将男生们一一拉出队列,凡身高超过步枪长度的都被强押入伍。学生立刻骚动起来,并叫喊道:“我们要读书,不去当兵!”还有几个学生向张敏之哭喊道:“张总校长,你怎么不要我们呀?我们要跟你读书!”

李振清为了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便让士兵朝天空放了一排枪,学生惊吓之余秩序大乱,士兵开始了残酷的镇压暴行。学生中有人腿部、手背、臀部等不同部位被打中,不断有学生中弹倒地,也有人被刺刀刺伤。天色渐暗,5000个学生被拆成一组组强行编入军队。

校长“涉嫌匪谍”被处死

张敏之极为气愤,不断写信给台北的山东籍知名人士,斥责军方弃信背义。不久,李振清离职。韩凤仪为当上“澎湖防卫司令”,他跑到台北,向陈诚诬告张敏之是“共党分子”。1949年12月5日,由陈诚批准,并报经蒋介石同意,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涉嫌匪谍”罪,判处张敏之等7人死刑。

从1949年12月15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台湾保安司令部先后从澎湖将99名山东流亡师生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决。另有尹广居、王子彝两名学生因受酷刑死在狱中。被枪决的学生中,最小的只有14岁。除押往台北枪毙的师生外,另被软禁的有2000多学生,因实在太难罗织罪名,韩凤仪及他手下的政工人员,决定将他们中的1000多人推入大海。据一个侥幸逃出的学生指出,军方常选在月黑风高的时候,用小船载着十几个学生,两眼蒙住,航行到海中央,把学生推下去活生生淹死。

50年后才沉冤得雪

被编入军伍的学生之后被移送到内湖新生队管训,在绿岛监狱建成后又移送绿岛,成为绿岛监狱第一期(学生)。 直至台海局势稍有缓和后,台湾当局才允许他们转业,去台湾上学,多有后来在学术教育界成就卓著者,如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历史学家张玉法等。

这宗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澎湖案”,在各界奔走之下,1989年,台湾行政院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匪谍与拳乱案补偿条例”,师生得以平反。另外,这桩惨案在白色恐怖受难史上经常被议论,但从无正式记载。1999年,95岁高龄的张敏之遗孀王培五,以口述历史完成《十字架上的校长》一书,才使真相首度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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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一天到晚匪军好,看看你们的匪军是个什么待遇。请穿越回去当匪兵吧。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匪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1943年夏天,时任匪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根本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国内外权威人士:抗战期间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当然我坚信这些都是TG的无耻污蔑之辞,蒋匪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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