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财政能否支持岳飞北伐?议和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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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问: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支持岳飞北伐?议和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吗? 一句话答案:可以支持。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至少可以达到6000万贯之上,而且略有结余。赵构秦桧议和后人民的税收负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 提要:研究南宋初年财政史因其特殊性,不能单纯从传统西方经济学财政收入支出与结余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加以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与解读,则必须承认南宋财政局势的危机必然伴随着对金作战的重大失败,而南宋财政局势的好

问: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支持岳飞北伐?议和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吗?

一句话答案:可以支持。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至少可以达到6000万贯之上,而且略有结余。赵构秦桧议和后人民的税收负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

提要:研究南宋初年财政史因其特殊性,不能单纯从传统西方经济学财政收入支出与结余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加以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与解读,则必须承认南宋财政局势的危机必然伴随着对金作战的重大失败,而南宋财政局势的好转则依托于对金战争的胜利。

1、建炎年间南宋军事与经济的双重崩溃

靖康二年4月,金军攻破东京,携带着搜刮得来的数百万两金数千万两银及徽、钦二帝和大量人口北上;不久之后,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也即今天的商丘。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与南宋的建立。赵构(即宋高宗)即位后仅仅83天便驱逐李纲,改用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疏远宗泽,以致国事日非。而通过掳掠人口攻占宋朝土地极大壮大了自身实力的金人,大举南下牧马。赵构在金人的强大攻势下,不得已先逃扬州,再逃江浙,直至乘槎浮海,迁延到绍兴二年才在杭州立稳脚跟。而正是因为自杜充挖开黄河伊始,至马家渡溃败、再至金人搜山捡海长驱直入的多次败仗、终至多年积蓄一扫而空的富平惨败、导致除两广、四川之外的广大中国领土均被兵火。正如岳飞在其《满江红》中所感叹的: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时人庄绰也曾记录了长江以北地区的惨状: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域,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

而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也并不好上许多,江南“连年失耕,又苦水旱,米价翔踊,每斗一贯至两贯” (《景定建康志》,转引自两宋财政史。)

两湖则更陷入或有屋或人屋俱无的惨境。(参见会编卷一四七)

由此可见,从河南至江南的广大地区因南宋军队无法保卫疆土,致使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南宋小朝廷无从正常征收封建国家的两税;而另外一方面,则是疆土的减小带来财政收入来源的减少。南宋政府在双重打击下,面临着财政破产的危险。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 (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冬十月癸丑) 。再据《玉海》卷139《兵制四·建炎诸军团结》条绍兴二年( 1132)十月记载,朱胜非汇报说南宋政府“屯军二十万,月费二百万缗”。也即南宋政府的正赋只够维持一个月的军费,赤字已十分庞大,何况还要维持官僚机构的日常运转。

但是即使这个数据比较也存在问题,李心传所言明显指的是正常年间正常统治秩序下,东南地区可以收取到两税之数,但是随着南宋朝廷的军事溃败,原有的统治秩序土崩瓦解,是否还能正常征收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比如在江南太湖流域抗金的岳飞,就因小朝廷浮海不知所踪,而茫然不知何处勤王。所以即令有地方官吏仍然在坚守职责,也肯定因为朝廷不知所踪而无法输纳税赋。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宋廷处置乖方而导致的全面军事失利,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

2、绍兴和议前南宋经济的重建

南宋朝廷在节节溃败之外也曾想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因为战场上的挫败,所能采取的手段实在有限。比如,梁杨祖在建炎元年曾经建议发盐茶钞引以解决财政困难,“于是岁入600万缗”(据《杨祖行述》),但终归无法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困难。宋廷真正能够采取各种措施,稳定财政收入源泉;并且建立征收机制,保证收入的正常上缴--还是要依靠自建炎末年开始的种种军事胜利稳定局势后,方能奏效。

建炎四年,高宗浮海归来,翌年改元绍兴。从此年开始,金军以往如入无人之境的攻势受到了遏制。先是东部战场的挞懒在缩头湖被张荣歼灭近4000人,而西部战场的兀术等人同样被吴玠阻挡于和尚原及仙人关,被迫停下了进军川陕的脚步。与此同时,岳飞张俊韩世忠等驱逐流寇荡平内乱,曹成李成等军贼或投降或逃窜到伪齐。稍后几年,宋诸屯驻大军多次打败金与伪齐的联合南侵,尤其是岳飞收复襄阳六郡,确保了南宋长江防线与巴蜀防线连接部的安全。经过这一番整顿,南宋小朝廷的统治秩序终于在血与火之上建立起来。

直到此时,南宋朝廷方才真正有能力实施预想中的财政政策,而南宋朝廷的经济形势终于好转起来。比如,建炎三年转运副使王琮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即提出征收折帛钱以助财用(《中兴圣政》卷四)。但迁延到绍兴二年之后,才成为明文制度,并推广到诸路。与之性质类似的东南月桩钱、四川折估钱、总制钱等等也是自绍兴初年开始征敛。而另一方面,南宋朝廷也通过出卖官诰度牒、加强禁榷收入、括卖官田、甚至发行准备不足的钱引(东南会子)等手段开源。这样大体在绍兴和议前,南宋朝廷维持了财政收支平衡。

因为史料的缺失,很难统计出一个绍兴年间各项岁入的完整情况,大致估算的情况如下:

两税收入,取渡江之初的数字,1000万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冬十月癸丑)

经总制钱(不含四川),取平均数1500万贯(《两宋财政史》,122页)

月桩钱,400万贯(《两宋财政史》,121页)

折帛钱17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 折帛钱,取绍兴和议后中期经过微小减免后数字,且不含两川)

榷盐1300万缗 (《要录》卷128,绍兴9年数据);另外,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绍兴6年榷茶香等其他禁榷收入与榷盐收入合计为1300万贯,据《宋会要 食货》在绍兴24年合计2000余万缗,其中榷盐占1500余万贯,则其他禁榷收入按比例至少应有200万贯左右,其实《按两宋财政史》和议前仅榷茶一项即可达到200万贯。

商税,缺乏绍兴年的统计数据,但据汪胜铎估算,与榷酒收入近似,一年几百万贯并不离谱

市舶课利2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 市舶司,此为绍兴末年数,和议之前数字应小于此)

出卖度牒及官职,这两项属于非经常性收入,根据情况发放并定价,大约可一次性收入几百万贯。(据《朝野杂记》祠部度牒及《要录》卷109)

其余包括上供紬绢丝布合本色及其他杂税等。

上述数据不含四川,粗粗相加后总计为6300万贯。即使保守的说,也可以得出在第二次绍兴和议前后,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至少达到了 6000万贯以上,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冬十月癸丑)条,(绍兴末年东南)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和置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考之,此数字大致合理可信。至于使用货币手段滥发无充足准备的纸币而隐蔽的夺取民间财富,则更无法进行详细统计。

这里还需要赘叙一句,两税收入在南宋朝廷赋税中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完全被绍兴年间推广的其他税种所超越。因此有些人将建炎初年的两税收入,直接与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和置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的收入做比较,并且推断出收入增长源自对×家军的财政接收,是完全搞不清南宋初年财政收入结构的断章取义的捏造,其心可诛。

再考察南宋朝廷的支出状况。

宋代本身实行募兵制度,又因为南宋的特殊情况,需要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刻提防其吞并自己,所以在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是重中之重,并且一直居高不下。南宋军费开支主要由军兵廪禄费用及军事装备费用组成,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廪禄费用。所以,如果知道南宋和议前军队规模及人均支出,则可以大致匡算出军费开支的范围。按照这样的思路,试计算如下:

据《岳飞和南宋政治与军事研究》第十八节,绍兴和议前东南大军的人数依次为:岳飞军十万人,韩世忠军三万人,张俊军八万人,杨沂中军三万人,刘锜军二万人,合计在二十六万人左右。(杨沂中一军和议后增至三万以上,到绍兴18年达七万人。)

据《鸡肋编》卷下记载:“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这则史料提供了岳飞一军的主要支出状况。这样可以计算得出,一只十万人的部队,年费钱672万贯。米按《宋代物价研究》一书第三章转引,绍兴九年大约每石3贯300余文,则折钱约277万贯。钱米合计约950万贯,平均每人每年支出约100贯。当然,此支出不含冬春衣赐。

《南宋农业史》第一章第二节做出了类似的计算,绍兴六七年间(1136~1137),江西一员禁军的开支一年约在100贯左右,其中衣赐35贯。

则在年平均每人100贯费用基础上增加35贯,人均年支出应在135贯左右.

南宋东南各大军军待遇基本类似,则以26万人计算,需至少支出3500万贯。

除了养兵本身费用之外,南宋军事装备支出也是一笔大数。军事装备主要指战马及铠甲弓箭等。南宋因丧失了主要养马场,所以战马只能依靠贸易获得,每匹马本身的价值加上运输费用,大约为百贯左右,而之后的牧马费用也价值不菲;后期南宋几大牧马监支出达到了几十万贯。而铠甲等南宋前期每岁约三十万贯。军事装备支出按一年100万贯估算是合理的。(参《两宋财政史》)至于其余战时激赏,为非经常性支出,大约一次大胜的奖赏为二十万贯。(可参见岳飞郾城大捷后朝廷支降的赏赐。)

考虑到还有草料等其他遗漏,军费年支出暂按4000万贯估算。

这里顺便介绍一个常识:养兵的税赋如从各地集中到京师,再由京师发送沿边各地,则存在转运费用过高成本巨大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一弊端,宋廷允许地方截留上供钱,不足之外再行统筹划拨。这个技术问题,竟然被现代某些人曲解为军队已经不再为国家所有,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服某些带路党居心之叵测。

皇室支出。赵构在南渡之初无论国事如何艰危,依旧讲求享乐,“凡乘舆所需,……日费无虑数百千。”(《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 御前甲库);而其余房屋修缮、宗室、后宫、婚丧嫁娶等等费用,亦难以有准确统计。但是,可以大致估算为几十万贯。相加之后,皇室支出每年接近一百万贯左右,应该是合理的。这一估算也可以从老皇帝退位后,新皇帝的进奉加以验证。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记载,高宗每月需要四万贯的花费,一年即四十八万贯。

南宋官员俸禄赏赐开支没有具体统计,但是可以根据养兵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大致匡算官员俸禄开支。绍兴和议前,军费开支占到十之八九(《要录》卷九六),而和议后军费开支也只略有下降,则以此估算,官员俸禄开支应至少占到十分之一。

则上述支出相加,与财政收入至少持平,好的年头还应有所结余。南宋朝廷在站稳脚跟之后,经过几任宰执大臣的努力,财政状况终于从建炎年间的崩溃趋于好转,进入了良性循环;并且成功供养了足够维持国土安全且能北上与金决战的数只屯驻大军。可谓是南宋财政状况的良好时期。

而随着南宋朝廷疆土面积的阔大,新收复地区如襄阳六郡、如洞庭地区,在经过为期数年的辛苦经营之后,逐渐生民藩聚,人民生活也不复战时的困苦。(可参见《金陀粹编》,杨幺事迹)。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简单浅显的道理:当一个地区沦为战事前沿,必然无法进行正常的再生产-无论是物料的再生产还是人口的再生产。只有当战略前沿推进到更遥远的前方后,原前沿地区的经济才可能恢复发展起来。这个极其浅显的道理可以通过下面的材料进行反证:

据邓广铭先生《岳飞传》第二十一章

在北宋一代,淮南地区是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 的,赵构在一次与刘大中对话时,就曾追忆其地之富实情况说:“淮南利源甚博:平时一路上供内藏库绸绢九十余万,其它可知。”而直到宋孝宗赵昚的乾道七年( 1171 ),据淮东安抚使司向南宋王朝所陈报的,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

整个淮南地区的衰退就完全根源于其军事前沿的特殊地位。有宋一代惯于将前沿地带划分为战略缓冲区。该区域作为迟滞敌人进攻,为我方组织反攻提供准备时间的弹性防御地带,即使其本是淮左名都或者是沃野千里,其可能的发展也完全不在宋廷考虑之内。因为从这些地区终将沦落为作战区域看,任何尝试恢复生产的措施,反而都是不经济的。举个现实的例子,看看现在沿海经济圈中福建的发展历程,就明白在可能的战争威胁下,战略前沿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迟缓了。

3绍兴和议后人民税赋并未减少

绍兴和议之后,总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随着和议的达成,人民负担会减轻。但实际这只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意愿。因为和议达成,却不能大规模裁军。高宗不是傻子,他的目的是至少要能安安稳稳的坐皇帝,而单单凭借一纸和议,是不能实现这个目的的。因此即使小朝廷曾经做出主要针对岳飞一军的裁军举动(绍兴12年兵力数为22万左右,裁军约4万人,其中原岳飞一军从10万缩减到了7万人左),但被裁撤的军队数量却赶不上新组建或扩充的军队数,也因此直到绍兴和议十年之后,宋廷依旧维持了与和议前相仿佛的兵力数字,而在完颜亮南侵之前兵力数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万(宋史 兵制)。说起来,这也反映出宋廷的鸵鸟心理,不过既然强军被裁,那么也只能用数量来弥补质量了。

既然兵力没有显著下降,则军费开支这项沉重的负担必然转嫁到人民头上。于是我们在诸多史料中看到了异常滑稽的场面:一方面高宗故作宽仁减免苛捐杂税,一方面秦桧暗地指示诸路增加税额“十分之七八。”(见《宋史》秦桧传),甚至 “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系年要录》卷170)。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

因为这种悲惨的境遇,本来已经平息的农民起义再次死灰复燃。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如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另一方面,竭尽民脂民膏军队素质反而大幅度下降。各屯驻大军从绍兴和议前的有力反攻河南,沦落到完颜亮南侵之时的一溃千里不得已凭江自守,实在让后来读史之人愤怒之余加以痛心无限。二十年供养供养出一只连国土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军队,再一次说明了南宋朝廷议和政策的失败。

绍兴和议之后,官员的俸禄却是增加了。绍兴12年通过裁撤军队牺牲国防安全换取的部分财政结余转移支付到了官员俸禄及皇室消费上面,西湖歌舞终于尽情的演奏下去,直至完颜亮的铁骑惊破美梦。(据《两宋财政史》)

4结语

打仗要花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是打仗同样能获得利益,却被许多人视而不见。就南宋朝廷而言,绍兴和议前基本是在传统的汉族农耕经济区作战,并取得了一些战果,至少稳定了秦岭淮河前线,甚至曾经将战线北推到河南地区。这些区域的经济恢复为南宋朝廷改善财政收支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朝廷从对金作战中所得到的远远大于其所付出的。而在绍兴和议之后,虽然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但南宋依旧维持了与和议前相似的财政支出,人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军队素质退化,在完颜亮南侵之时防线几近崩溃。即使不考虑国家尊严,人民对故土的感情,单纯从纯经济学角度而言,这也是完全失败的策略。因为,在全世界普遍的、永恒的和平确立之前,为实现这样的和平而支出一些费用,是绝对必要的。军事开支的数量,要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使之免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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