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深处,蛛网般的地铁线遍布全城。这个移动的社会有乘客、警察,还有换着方式讨钱的乞讨者。

地铁为他们行乞提供了温和的温度、密闭的车厢,以及大量拥有怜悯心的乘客。

乞丐从何而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坊间流传的“丐帮”和月收入过万是否属实?一个月以来,新京报记者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

假残疾

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6月24日,晚8点,雨。王涌泉(化名)用塑料布裹着双腿,把坐垫包在屁股上。他决定,用双手在地铁二号线复兴门站爬上车。

二十多位乘客散坐在车厢里,有人低头打瞌睡,有人玩手机,一些人看着车窗外电子广告墙发呆。

王涌泉双手一支,从车门外跃进了车厢。地铁广播飘来“请大家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的提示,王涌泉似笑非笑。

他打开身上巴掌大的小音箱,放起了歌曲《离家的孩子》,喇叭夹着“刺啦”的杂音。

王向对身边的乘客说“我是个残疾人,我需要帮助”。接着,他又借助双臂支撑身体,滑向一位女人身旁。一张纸钞递了下来。

晚10点,列车进入积水潭站,此时王涌泉已坐了多个来回,走遍了数十节车厢。

这期间,他曾获得一些中年女乘客的怜悯,他向她们展示了金属壳和塑料布里包裹着的“残腿”。

“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大方。我向情侣们作揖,主要是做给女人看。”

三个小时的乞讨为王涌泉带来一堆碎票。“一块、十块、五十、一百”,总共200多元。他笑了:“虽然下雨,但收成不错。”

离开地铁时,王涌泉打开书包,掏出另一只运动鞋套在被包裹的脚上,然后将臀部的坐垫解开,放入书包,再将卷起的裤管放下。他不用扶墙,走路轻快。

“这是我养活自己的唯一办法”。

6月25日凌晨,40多岁的安徽人王涌泉酒后窝在沙发里,称脚有残疾不假,但如果不在地上挪着屁股乞讨,谁会给钱?

夸大残疾程度或假装残疾乞讨,在北京地铁并不罕见。

7月16日,地铁五号线天坛东门站警务室孙姓辅警称,去年4月,他在列车上执勤时,一约50岁的男人在地上爬着行乞,“一只腿包裹着塑料布,显得很可怜。”

“我仔细一看就发现了破绽”,他另一条“受伤的腿”仍可用力。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20岁的金大大(化名)先天失明,他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地铁里乞讨近十年。

金大大认为,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抱小孩的还是面目留疤的,都是“假乞丐”。

他称,遇到伤残的乞讨者,他总会想想自己的遭遇,默不作声;而装瞎装残的,他则无法忍受,凭灵敏听觉,他会循声冲过去,砰地将拳头砸过去。

租孩子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

6月27日下午,地铁10号线,30多岁的舒馨(化名)一手牵着4岁的女儿,一手拿着话筒唱歌。时不时她会停下来,蹲下身为女儿喂水。

“丈夫与我离婚了,我带着女儿无家可归”。来自甘肃农村的舒馨和女儿下地铁已俩月,比去饭店当服务员轻松,赚得差不多。

但7月16日,据媒体报道,舒馨被市民发现每日带不同小孩乞讨,可能有多个孩子。

7月17日晚,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发布微博回应“发现此女请报警,已部署核查”。

孩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目前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舒馨这类“抱小孩的”,是王涌泉等人的“眼中钉”。多年来盘踞在北京地铁的乞丐们一直致力赶走这些外来者。

2010年,金大大发现,一些抱孩子的女人涌进北京地铁向乘客要钱。

“好几百人规模,几乎地铁每列都有”,王涌泉回忆。

当年3月,民政部在沪部署世博会期间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许多常年在上海的乞讨者纷纷转战北京。

7月16日,地铁辅警孙先生称,警方发现地铁里抱孩子的女人以甘肃籍为主,“一条线往往密集出现,多达十多个”,“一次执法中,我一天抓了七八个抱孩子的”。

多位民警称,抱孩子的“多半是抱自己的孩子,检查时发现有出生证明,验血也未发现非亲生”,“尚未发现存在拐卖等情况”。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舒馨对新京报记者说,“从穷地方800元到1000元每月租个孩子,等孩子上学时再送回去。”

北京地铁民警贾俊平称,据他了解,不排除一些抱孩子的乞讨者之间相互换孩子。

6月25日凌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烧烤摊旁,王涌泉咕咚一口啤酒下肚,得意地告诉记者,“知道现在地铁里为啥看不到抱小孩的?是我们赶跑的。”

金大大、王涌泉等资深地铁乞讨者当年曾发动针对“抱小孩的”的“自卫反击”。

王涌泉称,数十位乞讨者曾在一家饭店搞了专门聚会,商讨如何赶跑“抱小孩的”,“决议认为,见到就赶走”。

在地铁中遇到“抱小孩的”,金大大会凑过去警告对方:“滚!谁让你们到北京地铁的啊,这里不欢迎你!”

多位乞讨者对新京报记者说,“抱小孩的”往往并未因资深乞讨者的威胁离开,而是避开人流量较多的线路,去相对偏远的地铁线路行乞。

“高”收入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王涌泉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6月24日凌晨,王涌泉租住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1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摆着一台微型电视,一张沙发,桌上还摆着一部手机。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他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北京地铁多位民警称,乞讨者分布在地铁各条沿线,部分乞讨者将讨饭当职业,收入数千元。

据记者调查,乞讨者们的月收入有的达七八千,有的只一两千,取决于勤奋、技艺与运气。

但乞讨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一位乞讨者称,警察经常打击乞讨行为。

他说,站台上的警察并不可怕,乞讨者都知道车一进站就要立即停止乞讨。可怕的是车厢里的便衣,人太多很难看见,等发现时已被抓了。“会被罚款,治安拘留。”

金大大也曾遭遇警察的调查。

去年夏天一个傍晚,警察们突然冲进他家,拿着照相机和录像机,把屋里拍了个遍。

“说要摸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看是否确实暴富。”

一些脾气暴躁的乘客也令乞讨者们感到难受。

一张姓乞讨者在一次乞讨中丢掉了两颗门牙。

“我看到一对情侣,就去女的那要钱”,女孩的男友认为她被调戏,啥也没说,迎面一脚就踢在张的脸上,脸花了,牙也掉了。

北京地铁一位工作人员说,确实发生过乞讨者被打的情况,大多是乘客认为受到了骚扰。

乞讨者们还面临内部风险。

乞讨者尤其是资深者都有各自地盘。1、2、5号线及八通线是“富矿”,新人不得靠近。

王涌泉称,相熟的资深乞讨者们在沿线地铁站乞讨时会相互协商,能否共享各自的地盘,比如,“你可以在我的地盘乞讨,我也可以在你的地盘乞讨”。

地盘所有者会制定规则,“该从什么地方上车,从什么地方下车,如何乞讨等。”

金大大说,如果乞讨者与地盘拥有者在同一列车碰头,乞讨者应立即停止乞讨,等车停后下车,因为这截了主人的车,“不礼貌”。

多名乞讨者称,刚入行的人四处乱窜,“挡人家财路,当然要挨揍”,吃过几次亏后就得规规矩矩。

一些入行较晚没有地盘的乞讨者,多选择在昌平、亦庄等地铁沿线乞讨。

无奈

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乞讨者对记者强调,他们在维持北京地铁的秩序,秉持着“丐亦有道”的理念。

但在外人看来,金大大等人创造的秩序只有混乱。

大四女生小曹回忆:“一个十四五岁小男孩,问我要钱我摇头,他突然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子里。”小曹吓坏了,回寝室和同学诉说,被同学告知有个王姓女生曾因不给乞丐钱,遭乞丐扯头厮打。

国企员工张先生说,一次地铁上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往地上一跪,就开始要钱。“不理他吧,他一个劲儿地扒拉你,最后看我没有给钱的意思,就用藏在手里的针扎了我的腿一下。”

刘锋力是65岁的老人,曾试图劝说一位同样苍老的乞讨者干点正事,结果被对方一拐打在额头上,“他对我吼,让你管闲事。”

24岁的北京地铁民警王晖(化名)的职责是维持地铁治安。

他劝阻一些乞讨者离开地铁去警务室时,一些乘客会对他投白眼,甚至当着他的面给乞讨者一元、五元钱。

此时,王晖会觉得自己没同情心,像是在做错事,“心里会难受好一会儿。”

尽管地铁乞讨影响公共秩序,但残疾人有保护政策,一般情况下不能抓。

王晖说,他会带乞讨者到警务室“写检讨”。如果下次再见到,就罚款。

不过罚款也未阻止靠地铁吃饭的乞讨者们。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人曾建议阻止乞丐进入地铁,但这在地铁公司看来没有可操作性。“乞丐是买票进站,我们不能阻止”,苹果园地铁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6月28日,石景山区救助管理站站长称,乞讨者属于救助对象,但他们不愿意在救助站消磨时光。10年间,收容站救助的7000多人中,职业乞讨者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救助就是遣返,送回家,没人愿意去”,金大大称。

6月27日晚,金大大的妈妈,50多岁的杨东菊盛满一海碗饺子,端在小院木板上。金大大循着香味,摸索着走了过去。

“不要饭还能干啥?”杨东菊说,金大大无劳动能力,目前老家的民政部门每月为他发放低保金不足百元。

据金大大家乡河南商丘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由87元提高到100元。

伤残还未必都有低保。去年,当地一位民政局官员称,当地低保是以家庭困难程度,而非是否有残疾人为标准的。

新京报记者申志民北京报道

■ 管理条文

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五项,地铁内不得“反复纠缠、强行讨要以及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等影响乘车秩序的行为”。

如发现此类行为,运营单位“应当及时予以劝阻;对于不听从劝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